一组数字，带你再忆王淦昌先生

今天是太空与您相伴的【第1496期 】

对于王淦昌一生的成就

曾有评论说

“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

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

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

今天是王淦昌诞辰115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一起回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Number3次

擦肩而过的诺贝尔奖

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抱着一颗科学救国的心，王淦昌考取了江苏省公费留学的资格，远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当时有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和他的学生在实验室里观察到了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学界普遍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伽马射线”。但王淦昌却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他直觉怀疑，“伽马射线”根本没有那么强的穿透力。王淦昌两次建议他的导师用更精确的探测器来做一下这个实验，但当时导师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采纳。

不久以后，英国的查德威克以同样的思路做了实验，结果，他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新粒子——中子，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王淦昌后来回忆说，与发现中子擦肩而过，事实上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比起得不到诺奖的失落，王淦昌更多地是感到遗憾，因为他深知：原子核能会在不久的未来，成为重塑世界法则的摇铃。而只差一步，这把原子弹的钥匙，本可以握在中国人手中。

王淦昌（右）在德国留学期间留影

20世纪30年代初，他从德国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校向西迁移。1941年，身在中国的王淦昌因战乱环境无法进行实验，便将他的学术文章《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物理评论》。据此，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开始了名为“王淦昌--艾伦”的实验，后又由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和考恩进行“接棒”实验。结果，后两位科学家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再一次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

1960年，王淦昌（前排左4）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他领导的研究组成员合影

建国后，王淦昌受派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学习，凭借出色的实力，从一名普通研究员，提升为副所长。在苏联工作期间，他领导的小组从先是领先世界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后又领先世界首次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这是世界高能物理历史上的一项里程碑，全球物理学界为之震动，王淦昌的名字也被刊登在各国报纸里头。

所有人都坚信，王淦昌只要肯继续研究下去，获得诺贝尔奖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但这时的他，正手握着一封来自祖国的绝密电报。美国强势，苏联背信。被围剿的中国必须从夹缝中另谋生路。第三次来到诺奖门前，已是天时地利人和，王淦昌却选择了亲手关上这扇大门。放弃所有成果、荣誉与前途，头也不回地踏上归国之路。

Number2600公里

炮火纷飞中的科研

1937年8月，南方前线淞沪会战失利。浙江大学被迫开始长达两年的“流亡”，全校师生集体往西迁徙7次，足足2600公里。时任浙江大学教授的王淦昌，一边同浙大师生一起宣传抗日，一边动员民众募捐，还把自己的工资和妻子的陪嫁首饰都贡献出来，以支援民族抗战。兵荒马乱中，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做实验的场所和器材了。尽管如此，王淦昌始终坚持自己的科研事业，向着世界物理发展前沿不断冲锋，不断撰写论文、发表成果。

同时，他还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这些人多年以后，对中国核科技事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程开甲、钱人员、吕敏、胡济民、忻贤杰、李政道……几乎都是王淦昌亲自教导过的学生。

王淦昌与物理系师生们

Number4个月

穿上军装上战场

1945年8月，几架身涂白星的战机飞抵长崎、广岛上空，找准位置后，两颗万吨重的原子弹一坠千里，狠狠砸在日本陆地上。惨遭重创的日本，自此缴械投降，世界各国也纷纷震慑于“蘑菇云”的威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人用了一种威力非常厉害的炮弹。我国怀疑是原子炮。中央领导找到王淦昌，问他愿不愿意去战场上确认一下。

在这之前，44岁的王淦昌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那时的他却像士兵接到命令一样果断而又坚定。王淦昌立即带了三个年轻人，组成一个小组，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探测放射性的记数器，穿上军服就去了朝鲜战场前线。1952年5月到9月，王淦昌当志愿军的4个月里，时刻面临着美军的不断轰炸，有一次乘坐的车子还差点被炸翻到山崖下面。王淦昌对美军投下的炮弹弹片进行现场探测后，没有发现放射性，他就判断这不是原子弹，可能只是一种气浪弹。后来为表彰王淦昌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有关部门专门给他颁发了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最终，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但核威胁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头上。

1952年王淦昌（右）在朝鲜战场

Number6个字

“我愿以身许国”

1961年，4月3日，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当他赶到刘部长办公室的时候，一进屋，发现钱三强也在。刘杰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先生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紧接着，他又讲了中央的决心：“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说罢，他看了一眼钱三强，又继续讲道：“目前来看，需要您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重新研究不熟悉的领域，因为这是国家最薄弱的但又是迫切需要的，您愿意吗？”这项任务掌握了国家最高机密，一旦加入就要隐姓埋名，放弃所有身份和联系，即便是对着家里人，也不得多透露半句。重点是这一走，可能就是一辈子。

年过半百的王淦昌没有迟疑，便用力地回答道：“我愿以身许国！”自这天开始，王淦昌顶替了苏联专家的位置，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所的“三大支柱”之一。连王淦昌这个人，也从此凭空消失，但大西北的茫茫戈壁滩上，出现了一位名叫“王京”的老头。

王淦昌（左）和朱光亚（右）陪同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

Number17年

“我叫王京”

1978年，一个研制原子弹的视频资料公诸于世，吴月琴从这个珍贵的影像中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那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一群欢欣雀跃的人们把一个人抬了起来，抛向空中。她定睛一看，这不是老王吗？她诧异的询问丈夫，王淦昌说：“我以前不能跟你们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搞这个原子弹的。”那一年，71岁的他终于结束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从1961年到1978年，在这漫长的17年里，王淦昌隐姓埋名，化名“王京”，领导了上千次原子弹起爆装置的炸药爆轰试验，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了。到了1969年，“王京”又毅然投身于早期的地下核试验工作，参与了3次地下核爆试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王淦昌使用化名王京的笔记本

研发过程千难万险，又遇到长达3年的自然灾害，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却没有消退大家的工作热情。王淦昌带头废寝忘食搞工作，作为核试验基地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科学家，他从不倚老卖老，总是亲自去车间和试验场地指导工作。时间久了，工人们都打趣他，称他为“王老头”。王淦昌知道了反而很高兴：“非常好，这说明我和工人打成一片了。”

然而对王淦昌的孩子们而言，印象中自己的爸爸总是在出差，家人们也只能通过一个简单的信箱来联系他。17年里，孩子们每每问及爸爸去哪了，妻子吴月琴却不知该怎么回答，只能说：“你们的爸爸到‘信箱’里去了。”这个回答曾经一度让孩子们以为自己的爸爸是个信箱。

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夜，脚下是西北的黄沙，抬头却是星汉灿烂。他和邓稼先在帐篷里喝酒，邓稼先突然哽咽着说：“叫了王京同志十多年，今天叫一次王淦昌吧。”话音未落，俩人都已潸然泪下。

Number79岁

“863计划”

回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王淦昌，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他本可以选择退休休息，却选择在科研战线上继续奋斗。1986年，时年79岁的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发展对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力求缩小中国与先进国家间科技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由此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 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1991年4月25日，科学家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右起）荣获“863计划”荣誉证书

当你在四川绵阳两弹城，走进一座红色砖房，看到一个写着“王京”的行李箱时，请不要疑惑，它属于一位叫王淦昌的科学家。看着旧居中保留的王淦昌工作和生活曾使用的物品，人们的耳边彷佛又回荡起他学成归国时说的那句话：“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来源 | 我们的太空（ID：ourspace0424）

原标题：《一组数字，带你再忆王淦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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