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科学院院士阿诺德∙苏潘：德国与奥地利的历史反思

【编者按】在战后的德国，所有与纳粹主义有瓜葛的德国人都必须付出代价。他们或是被监禁，或是被处以职业禁令，或是要缴纳一笔罚金。奥地利1938年3月被德国吞并，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那么，那些与纳粹有关的奥地利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本文原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作者阿诺德∙苏潘（Arnold Suppan），奥地利科学院院士，原奥地利科学院副院长，原维也纳大学东欧历史研究所教授；译者陈琛，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部分内容，原文注释从略。

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出生于1923年，是“战争世代”的一员。他在2005年5月提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在欧洲拥有一段共同的历史，却没有共同的记忆，这一事实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毫无疑问，对创伤性历史经历的叙述与记忆不仅是借助官方的历史政策传承下来，也在依靠家庭发挥作用，将这一切传给年轻一代。历史事件发生之时，老一代还是儿童，年轻一代尚未出生”。“家庭内部关系以及家庭成员共有的传统与刻板印象可以把记忆固定下来，从而使其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学术与政治利用，社会记忆代表了人们对当代史的认知与阐释的一个特有层面。

“集体罪责”与“德国恐惧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晚在1942年，盟军领导人已广泛接受集体责任的原则，尤其认定德国人负有“集体罪责”。1943年11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如下共识：“德军在各占领国犯下了残暴的罪行，所有牵涉到这些暴行的德国军官、士兵与纳粹党党员，都应当分别遣送至他们施加犯罪的国家，根据该国的法律接受审判并得到惩罚。”随着纳粹针对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灭绝行动以及进一步的灭绝计划被公之于众，指向全体德国人的集体罪责这一当代观念逐渐形成——如果哪个德国人没有参与过抵抗纳粹或是沦为纳粹牺牲者，此人就有罪责。由于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德国恐惧症”在多数交战国几乎成为人们的普遍感受。

1945年3月，英国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英国议会中发言道：“他们（德国人）跨越了旧的界线，因此我要说，他们不能向老欧洲求助。如果他们必须作出赔偿，他们是没有资格诉诸道德法律并请求他人宽恕的，因为他们自己就一向蔑视道德法律，毫无同情怜悯之心。”

毫不奇怪，“德国恐惧症” 在苏联达到了顶峰。没有一个国家遭受过那样大的破坏，失去了那么多生命。官方宣传如同火上浇油，轻而易举地加深了苏联人对德国人的仇恨。

就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德国作家兼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在1945年12月30日通过BBC的广播节目“致德国听众”中表达了自己对德国人“可怕的集体民族罪责”的看法：

有些人意识到，针对德国的仇恨已堆积如山，从此他们的世界变成了灰色；有些人在很久以前，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想象着德国将会因为纳粹的不人道行为招致多么可怕的报复。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痛心地看着俄国人、波兰人或捷克人对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这些报复都是对一个民族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机械、不可避免的反应。不幸的是，针对个体的公平正义或是个体是否有罪，已经不作数了。

托马斯·曼

德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罪责问题的态度与同盟国对战犯的处置

1946年，战争刚刚结束，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德国的罪责问题》中谈到“德国人民犯了什么错？”他设定了四类罪责：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与形而上学的罪责。雅斯贝尔斯在形而上学的罪责这一类别中发现了集体罪责的种子，但他只愿意谈论个人的罪责。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处决三年后，在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发表了名为《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演讲，提出“邪恶”的起源问题，并阐述了有关“平庸之恶”这一理论。然而，在耶路撒冷负责审判艾希曼的副检察官加布里尔·巴赫（Gabriel Bach）纠正了阿伦特。他认为，艾希曼有灭绝犹太人的“可怕动机”。

如果人们阅读原历史学家约瑟夫·普菲茨纳（Josef Pfitzner）在担任布拉格副市长期间写下的日记，还有美国人对纳粹国务部部长、党卫军高级将领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的审讯记录，就可以了解纳粹政权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日常工作。一方面，人们看到这些模范代理人以官僚主义的方式不加任何思考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人们得以窥探这些人的世界观——以种族主义为基础，丧失政治道德，满脑子充斥着暴虐的妄想，蔑视一切形式的法治国家。这一切都不能反映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些人抱有极端的虚无主义思想，缺乏是非观念，他们抛开一切约束，走上了杀人与自杀的道路。这种虚无主义压倒了一切记忆，最终使得加害者凌驾于法律之上。

1945年8月8日，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四个主要盟国美、苏、英、法在伦敦签署《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又名《纽伦堡宪章》），制定了三个重要原则：第一，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人应承担个人刑事责任，根据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与反人道罪予以起诉；第二，确立反人道罪的概念；第三，认定反人道罪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由于美国希望进行真正的审判，所以盟国根据8月8日的协定，在德国的纽伦堡设立国际军事法庭，根据以下四条罪行，为一系列德国领导人定罪：1.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2.参与上述战争的共同计划；以上两条罪行合称为破坏和平罪。3.战争罪：包括对被占领土上的平民实施谋杀、虐待或驱逐至劳改营进行强制劳动；谋杀或虐待战俘；杀害人质；劫掠公私财产，毁灭城镇乡村；或无军事之必要而进行破坏。4.反人道罪：这是一个新概念，即在战争开始前或战争期间，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背景，针对平民进行的各种非人道行为。

美、苏、英、法四国通过针对主要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1945年11月14日-1946年10月1日）一共起诉了24名被告人。他们不只是以个人名义被起诉，还隶属于以下组织机构：第三帝国政府、纳粹党的政治领导集团、党卫军（包括保安处）、盖世太保、冲锋队、总参谋部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有12人被判处绞刑（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鲁纳、罗森堡、弗兰克、弗利克、施特莱彻、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与鲍曼）；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赫斯、冯克与雷德尔）；席拉赫与施佩尔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诺伊拉特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邓尼茨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沙赫特、巴本与弗里切被无罪释放。

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束后，美国又单独主持了一系列后续审判，起诉的主要有：党卫军（行动部队与经济行政管理部门）成员、国防军高级指挥官、负责东南欧战场的德军将领、外交部官员、纳粹党骨干、企业家（克虏伯康采恩、弗里克康采恩与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医生与人民法庭的法官。苏联在1945年12月至1946年2月间共起诉85人，其中有德军高级军官、城市警备司令官与苏德战场后方军事占领区指挥官，判决结果多为死刑。1946年，联合国大会重申《纽伦堡宪章》确立的原则。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郑重声明，种族灭绝制造的“可怕灾难”“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是非法的。

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无论是在1989年冷战结束之前还是之后，都不喜欢由别人提醒自己有着怎样的过去。几十年来，“铭记历史、吸取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的政治运作方式，“直达心理乃至人身层面”。盟军、奥地利新政府还有联邦德国政府都执行“去纳粹化”政策，禁止纳粹分子担任重要职务。但是随着冷战的发展，两个奥地利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曾试图吸引前纳粹成员参与1949年的选举。美、英、法也需要联邦德国成为自己的盟友。由于缺乏替代人选，政府部门、法院和学校重新雇用了前纳粹成员。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人与奥地利人仍然避免讨论希特勒。许多男子刚刚从战俘营返回家园，许多妇女和女童被强奸（仅奥地利估计就有16万人），许多人流离失所，成为孤儿寡妇。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许多人受到创伤，却无法谈论他们一生中的关键性经历。

1944年9月的美军总参谋部指示方针《德国军政府指示方针》与1944年12月的《德国军政府手册》解释了占领统治应如何通过允许和禁止来处置纳粹主义。通过采取“去纳粹化”“去中央化”“去军事化”与“去垄断化”这四个方面的措施，逐步实现国家和社会通往民主制度的转型。根据盟军发布的第一号公告，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都移交给了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和（未来的）军政府首脑。纳粹主义的法律被废止，纳粹主义时期的所有机构都被关闭。军政府的基层派出机构迅速成立，全面覆盖社会各领域：行政、司法、公共安全、财政（包括银行与信托公司）、公共卫生与福利事业、食品和农业、经济、就业市场、交通、邮政与通讯、教育与宗教、负责照料流离失所的人还有战俘的机构等等。因为替代人选数量稀少，对全体公职人员进行“去纳粹化”并不容易。只有那些在1945年前被免职或是遭到迫害的人，才可以被“无条件接受”。而那些被判定“无条件解雇”的人员都会被解雇且不得再度聘用。还有一些人处在“有条件接受”与“有条件解雇”之间，他们必须接受旷日持久的审查。不仅主要战犯必须接受审判，所有与纳粹主义有瓜葛的德国人都必须付出代价。他们或是被监禁，或是被处以职业禁令，或是要缴纳一笔罚金。

纽伦堡审判现场

在纽伦堡审判开启六周之后的1946年1月4日，《南方信使报》（Südkurier）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人的控诉》的呼吁文章。这份德国日报创办于康斯坦茨，在文章刊登几天前刚刚获得营业执照。《德国人的控诉》一文由《南方信使报》发行人约翰内斯·韦尔（Johannes Weyl）策划，总编辑弗里茨·哈岑多夫（Fritz Harzendorf）起草，构成了一系列文章的序曲。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补充，这篇文章希望揭示：“在盟军的指控之外，我们德国人自己还应当针对过去的时代进行哪些控诉，当然其中一大部分是要控诉我们自己。” 德国人在纽伦堡由于众多原因不能成为控方，因为那些听候审判的罪犯主要不是针对德国和德国人实施了犯罪。纽伦堡更多地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认识到，“纳粹主义是如何并在何种程度上把德国人滥用作犯罪的工具”。“德国人民必须对这样的罪行有自己的判断”，不能依赖纽伦堡审判预先作出的判决，“而是应当独立地评价过去12年间纳粹主义统治对德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应韦尔的请求参与《德国人的控诉》系列文章撰稿的还有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与罗曼诺·古瓦尔蒂尼（Romano Guardini）两位哲学家，女作家理卡达·胡赫（Ricarda Huch）、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司法部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教育学家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以及巴登—符腾堡州文化部部长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ß）。

这一批知识分子视“自我净化”为德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雅斯贝尔斯于1945年至1946年冬季学期在海德堡大学有关“罪责问题”的著名授课中讲道：“净化是我们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同一时期，挪威作家西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在一篇诋毁文章中宣称，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是没有希望的，对此，雅斯贝尔斯回应道，从外部对一个民族进行“再教育”的确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自我教育才能实现“再教育”。他强调，只有通过内心悔过与“自我净化”才能从本质上改变德国的状况。因此他反对战胜国推广的各种“再教育”理念。在雅斯贝尔斯围绕“罪责问题”进行授课的同一时期，胡赫发表了一份评论。她的决绝与当时德国人的伤感自怜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她认为，德国人让那些本不该得到信任的人掌握了政权。他们本应看到那些暴力行为，并为此感到胆寒。韦尔与哈岑多夫也指出，纳粹的暴力统治破坏了宪法，这是对国家主权的背叛。因此必须把叛国的纳粹分子推上德国法庭，在德国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审判。

然而，法国占领当局终止了《德国人的控诉》系列专题。法国占领军总司令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将军认为，对待德国人必须严厉，因为德国民众历来是服从权威的，所以非采取强硬手段不可。在第一篇文章（后续文章本应继续发表）刊登四周之后，《南方信使报》的发行人韦尔与总编辑哈岑多夫被免职，报社的发行人委员会与编辑部被重组，随后该报由各政党（共产党、社民党、基督教社会人民党以及后来加入的自由党）的代表接手。

美国提出的“再教育”这一文化理念，旨在实现德国人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社会心理转变。具体说来，就是要打破关于德意志民族性的传统神话（例如德国人是不可战胜的“统治种族”），帮助德国人克服偏执的思想观念（例如对种族纯洁性与服从性的推崇），建立起以强化绩效与首创精神为导向的“健康”经济结构。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制定了“黑名单”与“白名单”。后者对反纳粹的德国人士进行了统计。其中有罗伯特·格罗舍（Robert Grosche），他在1945年3月成为科隆大主教，并很快由教皇推举为红衣主教；还有大学教师兼记者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他担任帝国议会议员直至1933年。自1946年起，《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成为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巴伐利亚、黑森、符腾堡北部和巴登北部）的官方文化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德国人首先要了解如下内容：

1.国家之间存在双边义务，一国不得奴役他国；

2.个人的尊严需要得到保障，不能把个人贬损为国家的工具；

3.全体公民对国家与社会负有责任，每个公民在参与国家事务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4.真相对法治国家的运行至关重要；

5.在一国内部推行文化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宽容对于民主制度意义重大。

文化与道德的“再教育”旨在为德国成为和平稳定的经济体创造可能性，还要考虑到德国人自尊心的重建与国家统一的重新实现，最终还是要不断激活德国的文化传统，以促进新理念和新机制的产生。

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多数政治家通常在提及纳粹对别国的入侵和占领时十分小心。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早在1952年就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纪念仪式上批评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我们难道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我们其实是知道的。……我们通过阅读那些新教和天主教牧师留下的书信也会了解到发生在德国疗养院的有组织的谋杀。这个国家视人之常情为可笑的多愁善感，并且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清空桌面”，而这张清空的桌面上布满血迹与骨灰。这究竟关系到谁？基督教与市民的传统孕育了我们的想象力，但其中不包括这种冷酷的灭绝行径。德国人绝对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同胞在耻辱的岁月里做过的事。

战后国际形势与德奥两国的反省过程

1945年，奥地利的民众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害怕被绑架或被流放。这些可怕的经历终于随着1955年5月签订的《奥地利国家条约》成为过去。1955年10月，苏军撤离奥地利。古拉格与战俘营的最后一批奥地利幸存者得以返家。奥地利东部的命运不同于其东侧邻国，斯大林主义不曾成为集体记忆的核心。回到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公众的关注焦点是纳粹主义与希特勒。“俄国人”一走，国家就把精力投向那些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了。1955年后唯一需要继续讨论的相关议题就是苏联全面接收苏占区的“德国资产”以及随后的赎买。奥地利的中立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是同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政权和平共存的基础。

不同于奥地利，联邦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一个历史反思的新阶段。在此之前，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捕获了前党卫军上校、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艾希曼。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后被处以极刑。自1963年起，22名前党卫军成员因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罪行在法兰克福被送上法庭。于是，年轻人在家里和校园里造反，指控他们的父母和教授是纳粹的同谋。精神分析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尔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与玛格丽特·米切尔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妇在1967年出版了著作《无力悲伤》。他们认为，德国人陷入了持续的道德与心理危机。同一时期，奥地利还在为1965年的博洛达柯维茨事件与1975年的彼得 - 维森塔尔事件争论不休；民主德国则接受了一个假象，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者，当年一直在与“法西斯主义者”作斗争；而联邦德国逐步接受了自己的罪责并将其公之于众。因此，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历史反思有所不同。在联邦德国，伴随着1968年学生运动与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人们对纳粹主义的反省力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逐渐加强。毕竟，联邦德国民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如下共识：

1.第三帝国已经彻底崩溃；

2.第三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第三帝国的居民所能决定的，而是外力造成的结果；

3.纳粹主义的恐怖统治道德沦丧，作恶多端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

1979年，联邦德国与奥地利播放了由马文·J·乔姆斯基（Marvin J. Chomsky）执导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两国民众深受震撼，进入了新一轮的灵魂探索。1985年，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执导的电影《大屠杀》（Shoah）加深了人们对罪责的讨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联邦总理阿登纳为首的联邦德国政府就决定向以色列支付50亿美元的赔偿金。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联邦德国政府还以不同的法律名义向南斯拉夫支付了赔偿金。在1954年与西方盟国签订的《过渡协议》中，波恩政府被迫放弃向盟国索赔的权利。根据1955年的《奥地利国家条约》，奥地利同样不得不放弃一切向盟国索赔的权利，包括放弃1938年前在南斯拉夫的奥地利资产（24000公顷农田和林地、工业和手工业企业、房屋和公寓、银行结余、保险单、酒店、诊所、律师事务所、专利和交通工具等）。

在1953年伦敦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德意志帝国的债权国免除了联邦德国大量外债（一战后1090亿金马克的赔款与二战期间征用的900亿帝国马克），以帮助其实现“经济奇迹”。战争赔款推迟到了未来签署和平条约之时。尽管如此，根据政府统计，联邦德国在战后的岁月里还是支付了大量赔偿金，总额达710亿欧元。联邦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20世纪60年代表示，德国一旦实现再统一，就马上偿还欠款。1990年，两个德国同二战的四个战胜国（美、苏、英、法）签署了《2加4条约》，就德国统一达成共识。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与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故意避免把这个《2加4条约》称作和平条约。这有助于转移话题，弱化那些建议同时处理赔款问题的声音。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过期了。2012年，海牙国际法院支持了德国，理由是一国政府对个人通过外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享有豁免权。

1990年以后，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政治与国际法讨论中，特别是在波兰、捷克与斯洛文尼亚申请加入欧盟时，出自20世纪50年代条约的不少条款都被遗忘了。即使是欧盟的专家也没能澄清被驱逐者团体提出的要求所带来的问题。但在2004年8月1日，联邦总理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波兰华沙起义60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德国没有忘记1954年的义务（1990年更新）。奥地利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 Schüssel）也在维也纳确认了《奥地利国家条约》规定的义务。它一直持续到2000年12月24日许塞尔政府（因人民党与极右翼的自由党联合执政受到国际社会批评）签署《华盛顿协议》，针对奥地利的纳粹受害者制定了赔偿条例。

1975年8月1日，美国、加拿大还有除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共35国领导人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声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并针对人权、安全与合作的重大原则达成共识。但是，围绕1914年以来的欧洲历史记忆，各国之间的差异远比共同点要多。尽管这种分歧也存在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两国还是在1975年10月1日签署了《奥西莫条约》，最终解决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令人惊讶的是，1977年1月6日至7日，联邦德国与罗马尼亚就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人和巴纳特斯瓦比亚人的家庭团聚达成协议。在联邦德国根据每个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支付了一笔款项之后，37万名德意志人从罗马尼亚迁至德国。1978年初，华盛顿将美军于1945年5月在上奥地利截获的匈牙利圣斯蒂芬王冠归还布达佩斯。1978年10月当选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波兰裔，本名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他曾任克拉科夫大主教。1979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访问波兰时，为波兰和整个中东欧带来了很多回忆。然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在1981年12月13日还是遭到了镇压。波兰总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颁布戒严令并逮捕了一批团结工会人士。但是，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在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985年5月8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之际，七国集团首脑郑重声明：“我们强烈谴责欧洲的分裂。”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同一天发表主旨演讲。他坚信，在德国投降40年之后，德国人应当以最大的诚意面对他们的罪责与自我毁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德国的战败崩溃之日就是他们获得“解放”的时刻。他在演讲中表示，犯下罪行的或许是一小部分人，“但是每个德国人都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魏茨泽克的父亲曾担任希特勒的国务秘书。他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过，后来成为“德国再统一”代言人的并不是魏茨泽克总统，而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科尔总理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他在20世纪80年代大力主导了两个宏伟的面子工程——位于波恩的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与位于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同一时期，科尔总理的政治顾问、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撰文指出，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谁能够“填充记忆、创造概念并解释过去”，谁就能够赢得未来。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此反应强烈，他在1986年7月11日的《时代周报》（Die Zeit）上撰文批评了包括施蒂默尔在内的一批“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他认为，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策划一场知识界的反革命。哈贝马斯的观点代表了“历史学家之争”的自由主义左翼一方。

“历史学家之争”的焦点有两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否具有独一无二性？纳粹政权的罪行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罪行有没有可比性？但在政治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看来，这场冲突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与政治，从学术的角度看，并没有产生什么新内容。1986年春天又发生了一起争论，与上述“历史学家之争”没有直接联系。它事关前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所作所为。瓦尔德海姆当时是奥地利总统候选人。正好在这个时候有媒体披露，瓦尔德海姆二战期间在巴尔干地区任德军中尉，主要驻扎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国际专家还是公共媒体都没能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瓦尔德海姆的过去，再加上瓦尔德海姆本人始终保持沉默，他最终成功当选为奥地利总统。

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

1989年5月17日，《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将小亚瑟·梅尔·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的专栏命名为“告诉布什我们已经赢得冷战”。这位出生于1917年的专栏作家在5月20日写道：

民主制度在本世纪的复兴是令人惊讶的。回顾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是发生在本世纪上半期的两个创伤性事件，它们迫使民主制度陷入了自我防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它们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共同点。希特勒与斯大林在1939年认识到了这一点。……今天，共产主义已经奄奄一息。事实证明，它的内部矛盾比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更具破坏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990年两德统一

1989年6月12日至15日，戈尔巴乔夫在波恩进行国事访问时同意科尔提出的“理解、信任与伙伴关系是睦邻关系与实现和解的基础”。出乎人们意料，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公众对纳粹主义时期更加感兴趣了。20世纪90年代，《明镜周刊》（Der Spiegel）共有16期封面以希特勒为主题。国防军的罪行（Verbrechen der Wehrmacht）展览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该展览揭露，参与大屠杀的不仅是党卫军，还有普通的德军士兵。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几乎每晚都播放有关希特勒的纪录片，涉及他最后的日子，他的亲信、情妇、银质餐具还有德国牧羊犬布隆迪等等。在希特勒生前，只有德国的敌人讽刺他，例如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1940年拍摄的电影《大独裁者》。但在1998年，漫画家瓦尔特·莫尔斯（Walter Moers）成为第一个讽刺希特勒的德国人，他的连环画作品《纳粹猪阿道夫》（Adolf, die Nazi-Sau）红极一时。以希特勒为主人公的最新畅销书是蒂穆尔·韦尔梅斯（Timur Vermes）创作的《他回来了》（Er ist wieder da），该书改编的电影已经上映。书中的希特勒在他的旧地堡附近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今天的柏林。他先是不知所措，接着就让每个遇见他的人印象深刻。随后他以喜剧演员的身份迅速赢得了大量人气。人们认为他演技高超，以独特的方式巧妙地批评了当代媒体文化。

然而，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希特勒十分怪异，他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2015年舆观调查网（YouGov）的一份民意调查要求德国人指出那些与德国紧密相关的人或事物。他们首先提到了大众汽车，然后是歌德和联邦总理默克尔，接下来是德国国歌（其旋律由奥地利作曲家海顿于1797年完成）、国家足球队以及前总理勃兰特。希特勒仅以25%的得票率排名第七。

1989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在很多中东欧国家（曾经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唤起了一种有关奥匈帝国与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的怀旧情绪。1989年8月19日，以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为名誉主席的国际泛欧联盟（Paneuropean Union）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匈牙利小镇索普朗组织了一次跨国野餐，超过660名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公民利用这个机会逃到了联邦德国。许多目睹这一切的奥地利布尔根兰州居民对此报以热烈掌声。1989年9月11日午夜过后，数万名东德公民得到匈牙利政府的允许，开着民主德国制造的小汽车穿越奥地利前往联邦德国。数千名奥地利人夹道相送。当时，没有人知道联邦总理科尔已经同匈牙利总理米克洛什·内梅特（Miklós Németh）达成秘密协议。两人还知会了莫斯科，得到了戈尔巴乔夫与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的支持保证。苏共中央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Jakovlev）后来证实，克里姆林宫一直通过克格勃全面掌握情况。奥地利外交部正确地认识到，5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的逃亡“宣告了体制的崩塌”。同一年秋天，奥托·冯·哈布斯堡回到布达佩斯会见匈牙利议会的成员，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些人甚至泪流满面。欧美政治家和记者在比较哈布斯堡王朝与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的混乱局面时，常把前者作为超国家组织（如欧盟）的正面榜样。但是，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在2004年至2013年间陆续加入欧盟，再加上若干次政治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那种怀旧情绪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