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抗癌新药

李嘉诚以地产业和服务业立世，但其旗下也有侧重于技术创新的新药业务。近期，礼来、GSK等跨国药企陆续裁撤中国研发中心，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医药的动向格外引人注目。

以和记黄埔医药（上海）为研发主体的和黄中国医药科技公司（下称和黄医药）于2000年成立于上海。对于跨国药企的动向，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贺隽（Christian Hogg）表示，17年前和黄医药创立时，在中国做新药研发是有些困难，但现在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政府监管环境变得越来越清晰透明，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越来越完善，中国市场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又是如此巨大，其他企业在中国采取收缩策略，和黄医药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目前应该加大对中国研发的投入。或许其他跨国企业在全球有自己的业务重点，今天关注中国，明天可能关注其他地区，有调整也很自然。但和黄医药是一家中国企业，最关注的市场就是中国，所有创新能力都落在中国，中国是主场。

2017年3月，和记黄埔医药和礼来共同研发的治疗晚期结直肠癌靶向药物呋喹替尼临床III期研究达到终点，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进行口头报告，并已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递交新药上市申请。同时，和记黄埔医药还有另一款新药沃利替尼正在针对肺癌、肾细胞癌和胃癌等实体瘤在全球进行临床试验。2008年以来，辉瑞、强生等一些跨国药企曾试图研发一款高选择性靶向c-Met的抑制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而和记黄埔医药看中机会，研发出高选择性的c-Met抑制剂沃利替尼，并联手阿斯利康在全球针对多种实体瘤进行开发。在10月份即将在日本召开的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和记黄埔医药将公布沃利替尼的最新临床数据。

呋喹替尼的主要研究者上海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李进教授和解放军南京八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主任秦叔逵教授曾表示，呋喹替尼是一个完全在中国的实验室里研发出来，也是率先在中国本土完成临床试验并申报新药上市的肿瘤靶向创新药。之前曾有两款靶向药物在中国成功开发上市，但均属在美国实验室发现，后由中国公司获得授权引入中国继续开发而成，而呋喹替尼的全部工作都是由中国企业在中国本土完成的。

当被问到国内新药创新方面出现了哪些积极因素，贺隽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药物创新方面实现多点突破，是多种因素同时起作用的结果。首先，科学人才的素养不断地提升，在肿瘤治疗领域，中国本土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国际化高素质人才，能够完全胜任为全球患者进行创新药物开发，而且中国政府也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不断吸引高端人才回国创业及创新。因此，和记黄埔医药才能在过去十几年间，在中国建立起一支由330位研发人员组成的高质量的研发团队，并迅速打造出一个既丰富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管线。

其次，对于中国新药创新的第二个要素——资金，贺隽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为具有良好创新记录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民间创投也日趋活跃。由于药物研发需要重金投入，和黄医药采用了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在2000年到2005年公司设立之初，公司所有资金由和记黄埔来支持，2006年和黄医药在伦敦股交所上市，2009年公司获得了汇丰银行贷款，2010年又获得了日本三井创投的投资。2011年公司与阿斯利康进行合作，2012年与雀巢进行合作，2013年与礼来进行合作，合作伙伴也带来了资金的投入。2016年和黄医药又在纳斯达克上市。贺隽对此给出解释，愿意投入5亿美元然后等17年来看能否产生效益，这样的投资者是找不到的，市场有时火热有时遇冷，所以要靠可行的财务机制才能满足融资需求。

在贺隽看来，在中国进行新药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是中国的市场，中国市场有着庞大、亟需满足的医疗需求。中国的癌症病人可能占到世界癌症病人的20%到30%，这是非常大的体量。部分高发恶性肿瘤，像胃癌、结直肠癌、肺癌每年分别会增加约60万、40万、70万例患者，这些医疗需求还尚未被满足。而且这些病人的需求，仿制药是无法满足的，需要创新药物和创新的治疗手段，尤其是靶向治疗手段，才能够切实地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

最后，近年来科学界对于肿瘤的致病机理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详实，为新药研发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科学基础。

在以上所述人才、资金、市场需求，以及对疾病机理更深入的认识这四个基础条件之外，中国政府不断改善的监管环境和法规政策，也大大推动了国内的新药创新。贺隽强调，新药创新型企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成功，需要投入庞大的资源，付出很长的时间，期间还要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就需要透明度很高的监管环境，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降低了企业在新药研发过程中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及各级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现在的药品审批制度和欧洲、美国的审批制度越来越有兼容性，现在中国医药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创新药的研发，而10年以前医药制度更多关心仿制药的开发和生产。企业得到了中国政府非常明确和清晰的监管指示，只要监管制度透明，企业就能明确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样新药创新就可以放开手脚。如此一来，新药上市的速度，就真正取决于企业的科学水平和研发体系的质量。

中国新药创新的环境大为改善，那么张江高科这样的中国新药创新中心，和美国新药创新中心波士顿和硅谷相比又如何呢？贺隽认为，美国关注生物技术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譬如基因泰克的抗体解决方案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了，美国的新药创新有更长的历史，设施更为完善，融资渠道和融资环境更加成熟。但中国有足够多的人才，市场巨大，需要救治的病患数量非常多。

“15年前可能没有人想到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同样，如果十几年前说中国要成为生物医药研发的全球中心，我会有疑虑，但现在我对此深信不疑。”贺隽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出现基因泰克、强生这样的企业，“5年内出现这样的中国企业，可能性不大。但10年内也许会，而20年内肯定会出现一些像基因泰克和强生这样的中国企业，但前提是这些企业的研发焦点要非常明确，非常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