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霞丨新旧之间：江楚编译局始末

摘

江楚编译书局是清末新政时期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倡议，应晚清教育改革需要，在探索“江宁兴学”中设立的专事编译新式教科书的机构，亦是晚清政府重构统治权威性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举措，其设立、发展及编译活动体现了清末新政中的“江鄂”特色，更反映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央与地方、地方督抚与精英人士以及“新”“旧”势力之间的紧张冲突和权势转移。

关

江楚编译书局；清末新政；地方督抚；新知识

作

王晓霞，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1期。

图丨刘坤一（1930-1902）

图丨张之洞（1837-1909）

江楚编译书局是清末新政时期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宁兴学”中设立的编译新式教科书的机构，是晚清政府、地方督抚及知识精英应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文化举措，旨在通过新知识的生产，重构清廷的政治权威，维护风雨飘摇的末路政权。通过考察江楚编译书局设立的动因、历史沿革及编译教科书的基本情况，或可窥见新政时期教育改革中的“江鄂”特点、地方和中央时隐时现的权力博弈，乃至知识精英的激进与地方督抚的保守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更深层次的是晚清社会变革时期，“新”“旧”之间杂糅而又冲突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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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江楚编译局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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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

晚清以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译书”被寄予了强烈的政治诉求。甲午战败，时人大声疾呼“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赋予译书救亡图存的使命，“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将译书视为政治革新的“不二法门”，“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设立编译书局，译介西学的声音不绝于耳。光绪二十四年（1898），御史杨深秀称：“将泰西日本各学精要之书，可尽译之。”总理衙门称：“译书既不厌其多，则译局自不妨广设，惟事必呵成一气，始能日起有功。”可以说，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创设译书局、译介西学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成为朝廷官员的一种共识，并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更成为官员们论证“救亡图存”的重要话语资源，被赋予了“保种保教”的重要使命。而在新政大幕拉开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主张“多译东西各国书”“外国政术学术之书”，对“译多者准请奖”“能译出外国有用之书者，呈由京外大臣奏闻，从优奖以实官，或奖以从优虚衔”。用“官职”奖励“译书”说明清廷对“译书”及“西学”的渴求，“考西人富强之本源，绎西人立法之深意”的迫切。因此，译介西方著作，设立编译书局成为清廷挽救政治危机、维护风雨飘摇政权的重要举措，被寄予了救亡图存的政治期待。

可以说，江楚编译书局的创办很大程度上是清廷政治危机的文化应对，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文化实践，即通过掌握生产新知识的权力，重构清廷的意识形态，增强时人的政治认同和对清廷的政治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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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

庚子之后，清廷着力推进“改科举”“兴学堂”为主的教育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上谕：“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无实，今欲痛除此弊，自非设教劝学，无由奋发兴起。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当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清廷督促各省兴学，但书院改学堂并非易事，首先必须解决教科书问题。故而，作为清末新政擘画者的张之洞、刘坤一在上奏之前，即开始商讨设立编译书局。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刘坤一致信张之洞称，“译局系江、鄂合办”，并讨论书局人员的配备和管理事宜。八月，张之洞电告刘坤一商议，欲聘请缪荃孙编纂“小学堂教学书”，并“嘱其两三个月编成为要。编成后尚须复订详酌”，“此席作为江、楚公请，脩金各半分送”。此外，张之洞致信罗振玉称：“编教科书，此教育根基，关系犹重，著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订不可，似非专恃购来图书所能模仿。……欲请阁下主持，率四五人……即日东渡，竭数月之力，见实事，问通人，创立稿本。回鄂后，鄙人再以全力速编成书，则期速而书适用。”十月，罗振玉东渡日本，“将新出普通学教科各级应备之书，广为才访购买，参酌采择，妥为编纂，呈候本部堂核定，发刊颁用，并以时分赴日本各学校，详细考察管理学堂之章程、规则及各堂教法之实事，以资仿办”。至此，江楚编译书局的设立已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其具体设立的时间，据缪荃孙记载，九月八日“巳刻开局”。可知，编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八日设立。又据“巳刻到江宁……接派办处照会，嘱派编译书事”，可知书局设在南京。

但编译书局的前路并不明朗。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张之洞致信张百熙称：“虽略仿西法，因风气未开，不能无所迁就，各堂未能画一，课本亦未成书……与两江刘岘帅公同设局，访求日本教科书，拟酌采其意编纂之。此事甚不易……”彼时的张百熙担任京师大学堂的官学大臣，负责制定学制。张之洞既汇报湖北地区兴学的情况和学制改革的主张，又说明尽管江楚编译局已经设立，但在教育改革规划不明确的情况下，编译教科书却非易事，充满着不确定性。同年二月，张之洞致信鹿滋轩称：“惟教科书编译需时，正在理董营制，则非通筹全局、尽易旧章，必仍有名无实，故一时尚未敢草草定议耳。”张之洞的谨慎态度体现了他对大规模引介西学，可能动摇传统文化根基的隐忧，而这亦是时人心底深深的忧虑。费念慈致信缪荃孙称：“申江议论不一，若自未见中国书者，所编陋劣，风尚如此，恐其书行后五十年，黄种无一通人，洪水猛兽之患甚于暴秦，求文明而适得野蛮，人类或几乎熄矣。”此种言论时常见诸笔端，萦绕在读书人的心间，难以释怀。

对此，张之洞煞费苦心，频繁致信张百熙商讨教科书的编纂事宜，小心翼翼地建言建策，提议由“京师大学堂”审定教科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十四日，张之洞称：“此事（教科书）自应由尊处主持裁定……盖初办必不能尽善，且民智日开，国势日进，故须随时修改。尊处具奏时，似可于尊处纂发之外，并准外省编书呈候核定行用，并声明可随时增补修改，则尤广益而尽利矣。”二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再次致信张百熙，讨论编纂教科书可能出现“宗旨不一”“程度不齐”“易滋流弊”的现象，强调清廷对教科书的“终审权”，并主张鼓励民间编纂教科书，称“特私家纂本，如无流弊，即准与官本兼行，则用力少而取材多，为益自更……江楚编纂成书，自必邮呈鉴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庚子之后，清廷政府形象一落千丈，中央权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央与地方存在着“离心”的嫌隙和时隐时现的权力紧张。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江鄂”官员探索教育改革的“湖北模式”，掌握着新政改革实际的话语权，“奏编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体现了晚清教育改革中“江宁”的重要地位，正如时人所说：“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而编译书局是“江宁兴学”育才蓝图中的重要环节，旨在满足新式学堂教学的需求，“江楚会设编译局，一俟成有课本，咨送京师大学堂核定颁行，则小学又不患无书”，拥有新知识的生产权和解释权。故而，为显示地方与清廷之间的“向心力”，张之洞毕恭毕敬地向清廷提请教科书的“终审权”。

伴随着《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清廷明确了新式学堂的规划，教育改革的思路逐渐清晰。新式学堂次第兴办，各省出现“无书可教”或“教无依据”的情况，“学堂广开，自省城高等以迄府州县之中小学亦既次第皆兴……问其所以为教，率皆依稀仿佛无一定等级之可寻，以故高级之书或移授下级，而此校之书并不同于彼校，甚有一校之中，今年教习用一课本，明年易一教习，又换一课本而废前教习之书者，其故由于无官颁定本”，而坊间编译教科书问题丛生，致使“诐辞邪说遂得以浸入乎人人之心，学术歧而士风为之一变，其患不可胜言”。因此，江楚编译局的存在更具备了现实的意义，生产“官颁定本”的教科书，“正学术而免分歧”，在清末新政中被寄予“生产新知识”的想象和期待，从而被纳入晚清新政改革的框架之中，维护清廷统治合法性，保证新知识生产的权威性。

02

“举步维艰”：江楚编译局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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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舛：编译书局的创设和调整

江楚编译局是江宁、湖北合办的机构。据载：“编译局之谓，初曰江鄂，后曰江楚，刘忠诚、张文襄公主之，忠诚自逊于学术不逮文襄，事必咨之，而局费则出于江藩，鄂不任费也。”江、楚合办仅仅是“形式”上合办吗？刘坤一频繁致信张之洞是征求意见吗？经费是否均出自江宁？

图丨罗振玉（1866-1940）

当时的报纸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称：“闻鄂督张制军电致刘制军商酌江楚编译书局事务，拟请添请黄仲弢学士绍箕为总纂，在鄂设局，与前聘之缪筱山太史、张季直殿撰同为总纂，罗叔蕴茂才振玉驻沪照料，译印各书由江鄂两省公请，其余分纂各员在江者归江，延请在鄂者归鄂，延请鄂省现有专门名家数人，拟令就所学分别编纂，他日成书，互相考核，汇电进呈，钦定颁行各省云。”虽然具体的细节与事实有出入，但亦说明江、楚合办书局并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双方深度讨论和参与的结果。其实，在书局创设之初，刘坤一、张之洞频繁互通书信商讨编译事宜。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初一日，刘坤一致信张之洞，称：“罗叔蕴署正在鄂，业将编译各事宜面达清听矣。嗣与缪筱珊太史各开一单，交给敝处，录呈台览。”两人达成共识，由罗振玉与缪荃孙各开书单，译书主要由罗振玉负责，编纂由缪荃孙负责，湖北重在“译”，江苏重在“编”。

图丨缪荃孙（1844-1919）

那么经费是否仅由江宁提供？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张之洞致信鹿滋轩称：“鄂中筹款之难，实较各省为尤甚。司道会议，心志每不能齐。名目多端，实际了无把握。近数月筹解新案赔款，皆系剜肉补疮，东挪西贷，其实款尚属悬而无薄。新筹之项十成不及二三，以后正不知如何措手。”言语之间道出湖北新政面临的诸多现实困难，“筹款艰难”以及守旧人士“心志每不能齐”、对新政的“不支持”和掣肘。但据此认为编译书局经费由江宁提供，也并不客观。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委派罗振玉、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全孝、田吴炤、刘洪烈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和教科书，所需费用由湖北承担，“刘洪烈原支两湖书院监院薪水，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全孝、田吴炤原领自强学堂教习薪水，仍准按月照数留支”。而罗振玉搜罗的日本教科书，成为书局编纂教科书的主要来源。书局的经费应是由湖北、江宁承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刘坤一骤然离世，由张之洞暂时代理两江总督，“选购东西各国书籍，有关政治学术者，分门编译，以为采用之资本”，编译书局渐成规模。但伴随着张之洞的调离，书局的前途显得不确定。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两江总督魏光焘因“局中闲员甚多，不无靡费，因饬大加裁减，力求撙节”，主张归并江楚编译书局，由南洋官报局管理，“因官报局地势偏窄，办事人员仍在原局办事”，改名为南洋官报局编译官书派办处，但裁撤徒有其名，并无裁撤之实。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以新政改革先锋著称的端方接任两江总督，重新定义“编译书局”为集“审定”“管理”“编译”“发行”于一体的文化机构，突破了“编译”的局限，成为教科书的“审定”机构，“甄别其原有之书合用者”，“其未经鉴定者，自本局定本颁发后，即不准沿用以端趋向而免分歧”；教科书的管理机构，“各学堂原单未备之书”，“应访购其国最善之本”，“由本局详审选定而后派人分译”，再递交“呈送京师大学堂鉴定”；教科书的编译机构，“由本局译员调取原本与所译者互相校勘”由“总分纂删订总校”，“帮总校复核、刊发”，要求“所鉴定、所编译各书，应请总校将人名地名编为一表，而后按表以校，始能划一不讹”；教科书的发行机构，“译印成书即按照程度相当之各学堂随时咨送”，“登各报告白，以便外省及各府州县民立各学堂购买”。

可以说，端方对编译书局的期待不可谓不高，显得有些“好高骛远”，而经过多次的论证，作为“编译”机构的江楚编译书局最终落地生根。书局设立之初，“租祁门试馆办事”，后因“每逢科场必须搬让”，“既延公务又多搬费”，最终“移设已裁织造司库衙门”，即红纸廊（即今江苏省委党校所在地）。书局最终定名为江楚编译官书总局，设总纂1名，帮纂兼总校2人，分纂2人，分校6人，绘图1人，书记2人，收掌1人。每月拨款是一千两，五百两用于支付薪水，剩余用于编译教科书的费用。同时，强调“编译收发宜有责成也”，“遇有须编须译以及校对各书，先由总纂将此项书籍应派何人编纂，何人校对”，编译校对完成后“送呈总纂”，复校后“呈送总办司道阅定”，印成书后“将样本分送总纂总办鉴核”，或颁发各学堂，或寄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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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疏有别”：局中之人

图丨刘世珩（1874-1926）

江楚编译书局最初延聘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分纂为陈作霖、姚佩珩、陈汝恭、柳诒徵等；罗振玉、刘大猷、王国维翻译日文教科书。据载，柳诒徵称：“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陈作霖、姚佩珩、陈汝恭及诒徵等为分纂……而翻译日本书之事，则罗振玉居沪偕刘大猷、王国维等任之。”其中大多是江苏籍人士，与缪荃孙有或多或少的交情，或出自张之洞的幕府。既是相熟之人，不可避免出现“举贤不避亲”的情况。李详因“江阴缪艺风、合肥蒯礼卿”的推荐，充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柳诒徵“以陈善余先生的介绍”，而至编译书局编纂教科书。创设之初，在书局人员的遴选上，地方掌握着实际的主动权，而随着两江总督人选的不断更替，清廷亦强化对书局的控制权，直接委派人选。帮纂方履中调任，清廷直接任命瑞沅接任帮纂，据载：“编译书局关系重大……特延四品京堂瑞沅接充江楚编译局帮总纂。”

然而局内人员之间的关系或因秉性，或因性格，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况周颐与李详关系不睦，“先生尝与临桂况蕙风同应端制军之聘，分撰《匋斋藏石记》，蕙风以词名，与先生蔪乡不同，每论文，各有所持，积至不相能。蕙风气盛，时时以言倾先生，先生择与为慢罕而已，执貌弥躬”。编纂《黄绍箕文集》时，陈庆年时常显示“官威”，对编纂人员“颐指气使”。据载：“余局员也，名为帮总纂，应隶总纂缪艺风先生教下，陈为坐办，公然以僚属视余；即长洲朱先生孔彰，亦在威胁之下。陈既任续访，无计搜葺，延友又无相当之人，且须分其润金，谓余可以虚礼诱也。”

此外，局内人员吃空饷的情形亦属常态。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柳诒徵离开江楚编译书局。据《江苏文武同官录》载，1910年在局内之人有：“坐办咨议官陈庆年，会办道黎经诰，参议道吴广霈，总纂为翰林院缪荃孙，帮纂为四品京堂瑞沅、道员严复、主事陈三立、内阁中书况芸台，分校训导为丁文琥、举人朱孔彰，分纂为翰林院金鉽、知府夏寅官、内阁中书汪康年、知县龚锡麟、训导宋文蔚、优廪生李详；校勘为柳诒徵、训导魏仁荣。”柳诒徵依然名列其中，在书局领取薪水。局内人员严复，彼时供职于学部，并不参与局内的工作，却仍在局内支出薪水。

图丨陈三立（1853-1937）

毋庸置疑的是，局中之人不乏硕学鸿儒，或精于传统学说，如缪荃孙、朱孔彰、陈三立、陈庆年等，或熟稔西学，罗振玉、陈季同、汪康年等。儒学通儒，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在传统学说方面颇有造诣，对西学亦持开明的态度。据柳诒徵回忆：“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偶然看看《纲鉴易知录》或《四库简明目录》……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奏派缪先生到日本考察教育，缪先生带了六七个随员，我也跟着去。到了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听了许多日本的讲授讲演教育原理、教育法、教授法、管理法……”但对西学的了解尚属“皮毛”，知之不深，“缪先生固文襄弟子，然于新学非所谙，以译局属之罗振玉叔蕴”。故而当编译局被裁撤时，局内之人大多趋于“守旧”，重回“故纸堆”。朱孔彰致信缪荃孙称：“彰以书局既裁，无可疗饥，欲得教读阅文馆席，以守先人之绪业。”在激烈变革新旧更替的时期，传统士人选择了“旧业”，专心治“旧学”，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03

“中体西用”：编译局的书籍

对于江楚编译局编译书籍的种类，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根据《晚清官书局书目汇编》和《江楚书局书目》记载，江楚编译局出版70种。另据罗伟华的统计，书局出版的书籍，包括《江楚书局书目》的70种，加上“蒙学丛编”的16种，以及未收录的28种，至少118种。而笔者在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查询所知，有44种教科书有明确的出版时间。经检视发现，1903年、1906年是编译各类书籍较多的年份。以教科书而言，1903年编纂了17种教科书，1906年编纂了5种。编纂的教科书显然是根据《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科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课程而编纂的。其中不少教科书的原版来自日本教科书，以下略举几例说明。

《小学万国地理教科书》，日文原著为“學海指針社《萬國地理初歩》”，该书最早的版本是明治二十六年（1893）7月7日发行第一版，明治二十七年（1894）发行第二版；《植物学实验初步》，日文原著为理学博士三好学編《植物学実験初歩》，由东京敬業社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发行；《经济教科书》，日文原著为添田寿一著《経済教科書》，由金港堂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版；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是当时日本国内比较认可、发行量较大的原版教科书，在内容和质量上均有保证。

书局中不乏质量上乘、获得较高评价的“原创”著作。1902年柳诒徵编写的《历代史略》起初虽然未得到学部的认可，“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阙如”，却得到学堂教师和学生的青睐，“一跃而为畅销书，所以当时上海等地书店竞相翻版印售”，“有条理、有系统地把历代史籍叙述出来”，“是我国最早的第一步历史教科书”，成为晚清历史教科书的“范本”。1908年学部将其列为“中学应用历史教科书”。

此外，书局注重编纂传统的经学、史籍教科书，如《七经纲领》《经典释文序录》《礼书初编》《朱氏说文通训定声》《文字蒙求广义》《孝弟忠义图说》等。其中《国朝史略》按照西方教科书的体例编写，分为“上古”“罗马”“近古”“现时”四部分，强调“现时事略”，“普通教育亦宜以现时事略为尚，俾先知本朝掌故，而后更进其深……”《孝悌忠义图说》针对教科书中不重视“修身”，致使学生“染见异思迁之习”，以孝悌忠义为主题编成故事，“为蒙小学堂修身教科书课本，使后生小子于纲常伦理大义皆能晓然”。可以说，这些教科书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通过参考西方的编写体例，建构“国朝”相关学科的编写体系，试图以“新学”论证“旧学”的价值，维护“旧学”的文化根基。

但令人费解的是，编译局的教科书多次未能通过学部的审查，“《日本历史》叙述尚少误谬，惟各学堂不能以日本史为独立科目，且该书纯沿日人语气，碍难审定。《小学农业教科书》原本插图甚多，该书一概从删，殊属不合。《外国列女传》、《读西学书法》非教科用书。《地理学参考学说》颇有精到之处，《政治学》亦尚详明，惟非中小学堂教科用书，均毋庸审定”，或非教科用书，或非中小学堂用书，这说明江楚编译局仍停留在“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的定位上，并无明确的规划，以至于一度出现无书可译的尴尬局面。《匋斋藏石记》的编纂是“时实无书可纂，支官钱，办私书”，而《黄绍箕文集》是两江总督端方的个人行为，“携仲弢残稿，付江楚编译官书局坐办陈庆年，续访诗文，延友编定，界以二千元，不足则以官局经费济之”。编译书局失去了“译”而仅延续“编”的职能，成为官员们“办私事”的机构，这与生产“新知识”的定位相去甚远，无助于新式学堂教育的发展。

04

“走投无路”：编译局的没落

清末新政时期预备立宪的阶段，对地方而言，标志性的事件是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谕令“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根据立宪设计，各省必须迅速设立咨议局，而所谓咨议局即是“各省之总议院”，吸纳“各府州县绅商明达治理者入之，候补各官及虽非本省官绅，而实优于政治熟于本省情形者亦入之”。于是，官绅共同讨论地方事务成为各省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江苏咨议局即在此种情况下成立。但由于清廷对地方督抚和咨议局的权界并无明确规定，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督抚大员和咨议局因权力界限问题时常处于紧张冲突的状态。而江楚编译局裁撤与否即是地方督抚和江苏咨议局讨论的议题之一。

1909年11月5日，以“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不涉学界外事”为宗旨的江苏教育总会向江苏咨议局提交《宁属教育改良意见书》，第七条明确指出“江楚编译局宜裁撤”。11月7日，《江苏谘议局议案理由书》指出：“开局近十年，未见省垣以内大小各学堂，有遵用该局课本者，省外更无论矣，不知其所编所译者何物，闻每月尚縻一千五百两之多，无谓已甚，现当循名责实之时，自以淘汰为是。”

而是否裁撤，咨议局经过深入的讨论，有议员认为“江楚编译书局出书，皆不合用而靡费甚巨，最近调查每年约二万金，非惟在宁之士绅足为乾脩领取之所，即学部参议严复至今犹月领三百金”，有议员认为“学部请严先生编书而不致薪，使严先生遥领江楚编译局之薪金，学部不应沾江苏之便宜，如严先生实受学部之俸金则亦不应受江苏之乾脩，遂议决即日呈请裁撤”。议案中言“实际每年两万两”，并非虚言，据缪荃孙日记载：“在镜如处见制军批译局三万金，阔哉！”有议员认为“从前书籍必恃官书局，现在交通较盛，书肆亦多，实可裁撤”。有议员建议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经费宁垣以江楚编译局原有之费充之”。可以说，地方咨议局裁撤书局的理由很充分，合情合理，更是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后权力伸张的体现。

然而，两江总督的张人骏则认为咨议局应“整顿改良”，称“查编译关系教育，诚不易言至编纂事宜，则江南通志失修者百余年，所关于政教之兴替为尤巨，此外如各属乡土志以及学堂参考诸书，正应及时纂辑以为学部之辅助，未便遽予裁撤，应候札饬司局就原有经费另行组织实力整顿”，主张“将答复议案抄录札司，遵照会同妥议详复以凭核办勿违此札”。这既是为了维护总督的体面，又不至于与地方咨议局之间显得紧张和对立，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以“成书聊聊，靡费鲜功，为时诟病”为由，裁撤江楚编译局，将其改为“江苏通志局”，选用编译书局的“原班人马”作为总纂和分纂，“专修志书，延聘在籍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总纂，其分纂以下各员绅慎选通儒宿学，明达治体，谙习掌故者，分别委充，勿任冗滥”，其经费由“先就编译局原有之款，供支不敷，另行筹补”。可以说，裁撤江楚编译局是地方督抚张人骏对地方咨议局的妥协，但却是张人骏对地方督抚权力的坚守、对咨议局权力扩张的无奈应对。

而此种安排遭到时人的诟病，“江苏通志局，江楚编译局之变相也。既入奏案，其寿命必愈久长，其开支必愈大，可为干脩诸君贺！或曰：‘此辈亦江苏人物也。俟此辈子孙有人作祖父之家传，则《通志》当有告成之日矣。盖亦可作为一种修志之材料也’”。这不仅说明编译书局“守旧”和“保守”的事实，更深层次是讽刺新政各项事业趋于守旧的社会现实。

宣统三年（1911），为了节约经费，“志局与图书馆同隶一总办”，“编译局之书版及所管淮南书局之书版，卒归图书馆管理，而由江南官书局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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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江楚编译局“高开低走”现象并非个案，从早期生机勃勃，到苟延残喘，最后暗淡无光，退出历史的舞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江楚编译局的衰落是晚清时期“新”“旧”之间权势转移的结果。晚清以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宣布新政改革，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试图树立主动而开明的形象。专事编译教科书的江楚编译局作为新政改革的重要实践。局中从来不乏硕学鸿儒，或张之洞幕府，或缪荃孙门生，认同“中体西用”的理念，对待西学是持保守而谨慎的态度。在江楚编译局中“新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因新式学堂的需要而策略性存在，“西学”的价值从未被认可和正视。书局“守旧”与“趋新”的面相时常变换，随着罗振玉的离开，局中译员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编译各种教科书籍，事务繁重，译纂需人”。“新”“旧”势力此消彼长，“趋新”的面相渐趋模糊，“守旧”成为常态。以旧思维来生产新知识，注定将遭遇无法挣脱的困境。且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旧学”失去了体制性的保障。作为其重要载体的经典著作，政治功能被消解，仅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清末越发激进的改革中，被束之高阁，而舆论对“旧学”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趋于守旧的编译书局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第二，江楚编译局没落是晚清官僚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晚清时期，为了弥补行政能力不足，清廷和地方督抚“因应变局”而设立众多的局所，逐渐形成独立于官僚体制外的一套运作系统，“使得督抚的权力由虚变实，从分散到集中”。新政时期，晚清的局所逐渐成为定制，“不仅已由既往补充政务的性质，逐渐有向日常政务及应急要务转化的趋向，而且也成为考核官员政绩并以为升擢资格凭据的重要标准”，局所俨然成为晚清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沿袭着官僚体制的惯性。江楚编译局虽是晚清体制外的机构，但管理和作风却俨然衙门一般。局所管理“衙门习气”，部分人员身兼数职，难以“专心致志”，致使局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柳诒徵初入书局之时，缪荃孙即告诫他，“局所积习，必有若干人不事事，子毋染其习，吾敬慎从事”。时人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每立一处，即有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监督、委员各差，有一局而分为数处者，有一人而挂名数局者，非欲其办事也，为位置闲员地耳”，这是晚清局所的尴尬之处，亦是江楚编译书局日常的真实写照，体制性的问题使得江楚编译局趋于“守旧”。而伴随着清末官制改革的推进，通过整顿官制从体制上解决局所泛滥的问题，江楚编译局的裁撤已避无可避，最终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

原标题：《王晓霞丨新旧之间：江楚编译局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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