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画师如何利用它来Ｐ图

国庆长假，出游的人们无论发不发微信朋友圈，恐怕都不免在游历之地拍照留念。摄影术的发明使没有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人们得以迅速将美景收入镜中，但无论中西，都没有因为有了相机而使画笔成为只在博物馆陈列的文物。个中缘故，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可以从各种角度洋洋洒洒地写出很多篇论文。本文勾稽零散史料，讨论摄影术传入中国后，本土的传统肖像画在此冲击之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行业后来又出现了怎样的新形式？

摄影术在中国：从恐惧到时尚

1839年8月19日，法国政府公布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摄影术便迅速向世界各地流布，其中也包括中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鸦片战争中落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此后，摄影术便随着大量涌入的西方人，首先传到了广州。

1846年末，湖南名士周寿昌在广州游历，期间看到了摄影术，感到惊讶不已。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摄影的过程以及条件，认为摄影的效果“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不过，他还是依据传统的理解，将摄影称为“画小照”。

此后，摄影术又流布到国内的其他地区。到光绪九年（1883），周寿昌感慨说：“今照像法中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中国幅员辽阔，而且那时交通又远不如今日发达，所以直到民国年间，许多小县城还没有专门的照相馆。

对于初次见到摄影的国人，在面对镜头时不免感到惊恐。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当法国人费利斯·比托为恭亲王奕訢拍照时，恭亲王对着相机“面色死灰”，“担心这个机器可能随时夺取他的性命”。

面对洋人的镜头一脸苦相的恭亲王奕訢。

这种瞬间成像的技术过于神奇，令人难以接受，于是又产生了摄影是摄人神魄的异说。面对摄影，官宦士人尚且忧惧若此，遑论平民百姓。摄影术传入福州之初，很多本地人认为照相会把魂摄去，因而对此敬而远之。鲁迅在民国初年曾说，S城（即绍兴）在咸丰年间已经有照相馆了，但是“S城人似不甚爱照相，因为精神要被照去的”。

当时甚至有谣言称，摄影能迅速成像，是因为其药水乃是以人眼配制而成。翁同龢在1870年的日记里曾记载过失踪的小孩被剜眼“配照相药”的传言，他大概也是相信这个谣言的。

不过，这种疑惑都是暂时的，因为拍照之人并没有死去。1871年，英国人汤姆逊来到北京，拜访恭亲王，并趁机给他拍摄了照片，那时的恭亲王不仅已经对摄影毫无恐惧，甚至还很感兴趣。清末武汉开设的诸多照相馆，因摄影能摄人灵魂之谣传而生意清淡，1898年戊戌政变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美华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像，并被悬挂在照相馆门口，方始打消民众的恐惧，于是摄影很快成为一种时髦。

一度相信西人以人眼配照相药水的翁同龢，也开始接受摄影术了。1887年，翁同龢和孙家鼐、徐郙等五人在孙家鼐家里拍照，自谓“余生平未照像，至此破格矣”。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再对摄影持有成见了。

一度相信照相药是用人眼配制的翁同龢后来也“破格”拍了自己的小照。

至宣统年间，北京财政学堂的招考规则规定“各项考生入学考试前，无照相片者概不准考”，更可见照片之普及。晚清社会，友朋间互相寄送照片也蔚然成风，比如慈禧太后曾将自己的照片赠予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和其他国家元首。

拍一张照=五口之家一月饭食

摄影术不能快速普及，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价格比较贵。据1877年上海会地理洋行刊出摄影的广告：“照人像，连照费及像纸十二张，取银三元。” “三元”即三枚鹰洋，合银二两余。1889年，李慈铭在家中和家人一起摆拍了两张相片，“共付银六两”。李慈铭家的一个得力男仆，每月工资折银约九钱五分，一年的收入才十两多。也就是说，李慈铭照那张相片的花销相当于男仆大半年的收入。

晚清时代福州的照相馆，起初无人问津，后来才有“本地大户人家、少爷小姐、奶奶，太太、大老板、大官员等来赶时髦”。拍一张照的花费可以买到一石米，一石是一百二十斤，大约可充五口之家一个月的饭食。宣统元年（1909），汪宝卿来到安徽阜阳开设“宝记”照相馆。当时四寸照片两张需五块银元，折合小麦二百斤。所以，照相实属高档消费，光顾者寥寥。

当然，比起摄影，传统的肖像画花费更大。光绪年间，武汉的永清照相馆，照一张六寸相片，收银两元，合银约一两五钱，而肖像馆画一张同样大小的肖像，收费需银元二十元，合银则近十五两之多。

不过，即便摄影的花费比画像便宜，对于一般人家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这就使得摄影的主要顾客，多为社会中上层人士，平民百姓大多不敢问津。所以，如今留存下来的照片，大多属于那些帝王和官宦仕商之家。

1881年，醇亲王（右）邀请左宗棠到府中宴饮，并请摄影师为二人合影。

肖像画的生存之道——P图

摄影术凭借真实和快捷两方面的优势碾压了中国传统的肖像画，使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在真实这个层面上，摄影的优势不言而喻；另外，传统画师水准参差不齐，画像的相似程度也有不同。至于成像迅捷，更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的肖像画作画秘诀要求写真时“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且“非一日所能成”。而早期摄影使用的大多是玻璃底片，感光速度需要二至六秒，有时光线不好，则需要从一数到二十，但无论如何，速度都要快得多。

但传统的肖像画却并没有完全消失。那么，在与照相馆并存，还原度、成像速度、价格都无优势的情况下，传统的肖像画是如何生存的呢？

主要靠画遗容。遗容画中有一种是为已经逝去的祖宗所绘，称为“追影”，这就一定要靠画师不可。另外还有一种生前来不及绘制，盖棺前画下死者的面容，称为“揭帛”，同样是非画师不能办。

从技术层面来说，与摄影相比较，绘制的遗容也有其特殊的优势。首先，绘制的遗容，尺幅一般比较大。照片也可以放大，但当时有这样技术的照相馆极少，只有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才有。传统的肖像画不受尺幅限制，可以画得很大，适合于悬挂在厅堂之上。这是它的优势之一。

其次，绘制的遗容是彩色的，而且不会褪色。而早期的照片是黑白的，因为技术的缘故，当时的照片沾了水还会褪色。

晚清学者俞樾（中坐者）与俞陛云（右）、俞平伯合照。照片已褪色。俞樾曾在《画像》一诗中说照片“惜乎光易流，数年便销耗”。

再次，绘制的遗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修饰面容。摄影的时候，人的脸部会留下阴影，不符合中国人对肖像画的审美标准。而且，摄影完全真实，有时未必是好事，绝大多数人多少都会有一些五官缺陷。相比较而言，绘制的画像可以由画师来弥补这些缺陷。

此外，遗容的服饰也可以根据特定的需要去绘制或添加。有人需要将祖先绘成文官及命妇的形象，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出仕，所以有些肖像馆以添加官服为广告。这样的遗容，当然非手工绘制不可。

尽管绘制遗容还是传统的肖像画更具优势，但是它费时费力和间或失真的缺点依然存在。于是，在传统的肖像画中，照片和遗容就结合在了一起，画师开始利用照片以及西洋的放大技术来画遗容。1871年，画师为两江总督曾国藩作肖像，但因他年已衰老，不耐久坐，所以其子便先为他照相，用作绘像。10年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其母冥诞之日“衣冠至正厅，向先考先妣影像前行礼”，这个“影像”应该就是根据生前的照片绘制而成的。

同时，有些肖像画师转而从事摄影。比如，1881年，原本在黄鹤楼前摆摊画肖像、买字画的严添承，向日本照相师学到了摄影技术，在武昌黄鹤楼前开设了显真楼照相馆。1876年，原先开画像馆的云南大理人刘德义去缅甸学习摄影技术并购买器材，创办了“光绘阁”，这是大理第一家照相馆。1900年，绘画爱好者张芝鹤应用摄影原理，自行研制了一架竹筒装透镜作为镜头的简易照相机，以自然光源摄影，日光暴晒印相，在南昌市百花洲开设了鹤记照相馆。民国元年（1912），曾为宫廷画家的吴锡堂客居哈尔滨，在道外升平路北开设了恒大照相馆。这些摄影师兼画师有着技术上的优势，既可以为客人摄影，也可以为客人绘制肖像。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始于遥远的上古时代。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中西之间的交流愈加密切而稳定。这种交流始终是和平的。晚清以来，西人以坚船利炮直接打开国门，要求立约通商，清廷束手无策，只能被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被裹挟着卷入世界大历史的进程。

伴随着外国人的纷至沓来，包括摄影术在内的西方的“奇技淫巧”也随之涌入各大中城市，拍摄小照成了晚清官商仕宦之家的时尚。摄影术的传入与流布，对传统的肖像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传统肖像画的手艺却没有立刻消失，而是依靠为人绘制遗容继续生存。并且，它还吸收了摄影的长处，利用照片为人绘制遗容，避免了久坐难耐等问题。有些肖像画家转而从事摄影，既为人摄影，又可为人画像。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曾在四川成都“绝域輶轩：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本次发表限于篇幅，节选部分内容并删去所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