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巴黎公社墙，别忘了头上戴朵花

在巴黎短暂的逗留中能挤出时间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人，必定是个骨灰级的文青吧。至少在那样一个临近圣诞的日子里，墓地里看不到太多的活人和很多的鲜花，而树叶也全部掉光了。所以，当我告别了巴尔扎克和雨果，在斑驳的树影下逡巡中，被乌鸦的叫声惊醒，然后毫无预期地与巴黎公社墙迎面相遇时，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撞墙”的感觉。

面对着它我一时无措，不知作何感想。它一直只存在于那已经淡忘的中学课本中，是一段概念化的历史，是我们并没有来得及真正了解但已经匆匆告别的革命。而且即便我已经站在了它的面前，它也仍然是面目模糊的——它只是一段爬着枯藤的矮墙，和一块记录着时间的大理石纪念铭牌，上面没有名字——无名纪念碑，不能确定它本意要体现的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精神，还是资产阶级对那些声称是他们的掘墓人的死者的不屑。

这便是我——或许还包括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无论是文青还是愤青、到过巴黎还是没有到过巴黎——在有机会读到约翰·梅里曼的这本《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之前，对巴黎公社的认知状态吧。

巴黎公社时期军队攻打公社社员

比如，我们知道这样一些概念：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为此抛头颅洒热血，遭到了血腥的镇压。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曾阐述和肯定了公社的原则。

但谁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到底什么是公社的原则？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人，应该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巴黎人，是画家库尔贝，是工人瓦尔兰、铜匠泰斯，是用双胞胎儿子的名字做笔名的女作家贝拉，是洗衣妇之子埃米尔·杜瓦尔，既是新教牧师埃利·雷克鲁，也是他那无政府主义的亲兄弟、地理学家伊莱沙。巴黎的工人阶层也好，共和派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好，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份“自由商讨的契约”（巴黎公社文告）凝聚在了一起？他们想要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到底是什么？

又比如，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血腥暴力，我们接受过灌输，也经历过对灌输的颠覆和“告别革命”的思潮。但暴力究竟是谁的原罪？书中我们看到，在巴黎公社被血洗之前，包括共济会在内的三家团体曾对凡尔赛政府施压，希望政府能承认巴黎人的自治权利、认可巴黎公社向“民主和社会共和”迈出的第一步，从而达致谈判解决争端。“事实上，公社从整体上来说——如果忽略他们的语言暴力水平——是非常用心地显示他们不会像（镇压巴黎公社的）凡尔赛军那样做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巴黎公社整体上保持了对法律的依附（如，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资金，而是申请了银行贷款，尽管强制没收易如反掌）。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思想上是多么对立，他们竟都不约而同地用暴力革命来定义巴黎公社。但本书作者以他占有的史料指出，历史终将向公社整体上的人性化致敬。

巴黎公社时期宣传画，意在颂扬女性社员。

——因为，点燃巴黎公社革命之火的不是暴力和仇恨，而是在普法战争中积聚起来的、反抗外敌入侵的市民自救和反抗腐败帝制的城邦自治，以及多元共和思想的合流。从巴黎的舞厅到城市边缘的仓库，让巴黎人享有政治权利并成为自由的灯塔，这样的思想一度深入人心。这些权利既包括义务的世俗教育，也包括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争取妇女权利为己任、坚持绝不能“将女性的地位与人道”分开的巴黎公社妇女运动先驱——或许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女权主义领袖——路易丝·米歇尔，在公社失败后受审时，谴责了公社混乱中出现的处决人质的行径，强调公社“绝对与任何暗杀或纵火行为无关”，社会革命才是它的目标。“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种对公平、正义与善的向往，不也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主题？

一名女子被控扔燃烧弹而被凡尔赛军杀害

——因为，巴黎公社曾开启了一系列基于公正与平等思想的重大的社会改革，包括推行普选、对妇女联盟的认可等。然而一个承载着主权在民的认知与期许的自治城邦，仅仅存在了64天，就在13万政府军“血腥一周”的大屠杀中走向了尽头。作者的结论是：真正血腥的是国家暴力，它是有组织的、系统性的：“法军对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的这场大屠杀，令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笼罩在不散的阴魂之中。你可能被杀，因为你是某人，因为你想得到自由——这可能就是1871年5月21-28日那个血腥之周、欧洲19世纪最大的一场屠杀的终极意味。”

经历炮火及公社的失败之后的巴黎市政厅

本书作者、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起源，因此本书的主要脉络是凡尔赛政府军针对巴黎公社的大屠杀。他指出，“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可以被看作19世纪最后一场革命，那么国家随后进行的血腥的、系统化的镇压就无异于释放出了20世纪的恶魔。可悲的是，这或许是巴黎公社留下的一笔更大的遗产，比普通大众在此期间获得的自由更大。”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何巴黎公社之后，别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因此而笃信暴力手段，并在暴力革命成功后，仍摆逃不掉血腥轮回的怪圈？

巴黎公社墙

掩卷之时，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那块无名纪念牌也不再面目模糊——上面没有公社死难者的名字，甚至没有死于这面墙前负隅顽抗的公社最后一批战士的名字，答案或许与理论无关，而只是技术性的：“当报纸要求发布军事法庭处死名单时，他们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临时法院不保留记录。很多人干脆消失了，成了无名的受害者。当有些遇难公社社员的尸体被认出来时，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当局一直拒绝让家属来扫墓、放置鲜花或其它任何东西。”

我不曾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造访过巴黎公社社员墙，但不难想象1908年立起大理石纪念牌匾之后，法国历经的社会和解的努力，和纪念墙前那些纪念的鲜花。实际上，在纪念牌匾出现之前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社会主义政党在法国才开始真正成形，法国工会得以合法化并成长壮大。公社的历史不仅被视为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本书中揭示的，“已成为法国国家历史的一个重大、积极的事件。”

更复杂的感受，在掩卷时欲说还休，联想到的是曾对巴黎公社提出批评和质疑的雨果，在公社被血腥镇压后转而谴责政府，并因激怒了梯也尔而被法国政府施压驱逐出比利时。此后经年，雨果一直在为公社幸存者的营救和特赦而奔走，甚至还写有一首诗，名叫《更伟大的英雄》，献给狱中的路易丝·米歇尔。但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说，雨果转而支持革命的暴力，就像他反映法国革命的巨著《悲惨世界》，与其说是用人性的话语来诠释革命，不如说是在诠释人性本身，并以此唤起世人的同理心和对理想的追求：“我们用生命梦想乌托邦。我们用死亡实现理想国。”

（本文系《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一书译序。《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约翰·梅里曼著，刘怀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