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汉密尔顿谈西方古典学危机

约翰·汉密尔顿（章静 绘）

近两年来，美国古典学界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去年5月，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决定不再强制古典学专业本科生修希腊语、拉丁语，一石激起千层浪，中美学界因此反响强烈。上月，美国著名德语文学学者约翰·汉密尔顿（John T. Hamilton）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鸣得意：古典学及其在高等教育的失位》（Complacency: Classics and its Displac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对作为学科的古典学进行了反思。汉密尔顿教授现为哈佛大学威廉·凯能德语与比较文学讲席教授（William R. Kenan Professor of Germa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双聘于德语文学系与比较文学系，精研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德国文学、思想与音乐，同时也一直从事古典接受研究。汉密尔顿教授对于古典学有如何反思？对于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的举措有何看法？以及，他对包括古典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未来有何展望？围绕相关问题，《上海书评》采访了汉密尔顿教授。

《自鸣得意》书封

作为一位比较文学与德语文学学者，您是如何想到写一本反思古典学的书？

汉密尔顿：其实最初我是以古典学家的身份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开始学术生涯的。但在两年之后，我接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与德语系的聘用。不过，我还是一直与古典学家保持紧密联系。比如，明年在希腊的塞萨诺尼基（Thessaloniki）举办一年一度的“古典学动态”（Trends in Classics）会议就是由我组织的。之前，我也参加过这个会议。在哈佛大学，我通过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举办过古典接受系列讲座，詹姆斯·波尔特（James Porter）是本学年这个讲座的最后一位报告者，我们刚刚邀请他来。我对古典学很熟悉，但也想在这个领域里提供一种批判声音。尽管不在哈佛古典系，我的教学仍然和古典学有关。在刚刚过去的春季学期，我教了关于“德国爱希腊情节”（German Philhellenism）研讨课，这门课也被古典系列入课程。因此，我不是一个局外人。

汉密尔顿于2003年出版了关于古典接受的《幽暗的诱惑》，2010年被翻译为中文

您在书里解释，这本书的正标题“自鸣得意”来自剑桥大学哲学家西蒙·布拉克本（Simon Blackburn）在2009年为《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列举的“学术界七宗罪”（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the Academy）之一。不过，其他学者也提到了其他“罪”，比如势利（snobbery）、傲慢（arrogance）、迂腐（pedantry）等，这些“罪”都适用于人文学界，尤其是古典学。您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下，为什么“自鸣得意”特别吸引您，以至于成为本书的正标题？

汉密尔顿：这本书在某种程度有表演性质。“自鸣得意”这个词有很长的历史，与英语的“满意”（pleasing）接近而又来自拉丁语里面的“讨好”（placēre/complacēre），也与拉丁语里的动词“平的、光滑的”（planus）有关。这部书是探索、检验与挑战古典学界里存在的这种满足。因此，“自鸣得意”成为这本书的关键词。当然，你无疑是对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七宗罪”里的任何一宗“罪”去反思古典学的问题。不过，我还是认为“自鸣得意”这个词特别适合，因为这个词涉及“平滑、顺利”(smoothness)，大家在阅读文本时，非常通顺，遇到很少的障碍，没有遇到挑战。阅读体验非常顺畅、平滑，让人得意，在从A点到B点的时候，没有遇到陷阱、没有遇到绊脚石，在通向传统的古典研究路径里一帆风顺。这一传统古典学的研究范式与“自鸣得意”包含的蕴味非常吻合，因此，我选择了“自鸣得意”而不是其它词。

在这本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是，数学在现代学科中的地位类似曾经古典学的地位。您提过多次，能不能进一步谈谈？

汉密尔顿：这一转变与学科内部的基本区分有关，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采访者按：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提出了两种学科：法则学科（nomothetic）与意会学科（idiographic）[采访者按：这里术语翻译参照了章益国：《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按照汉密尔顿教授建议，“意会学科”可以译为“经验学科”（discipline of experience）；个人认为“意会”一词更能传神表达根据个人经验与体会进行研究之意]。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属于法则学科，该学科目的是根据某种因果联系去建立某种规律，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则学科可以做预测。一旦你确定了A可以导致B时，当你遇到类似因果，就可以做预测，看出里面的因果链。毫无疑问，法则学科是生产学科的一种有价值的方法。在德语里，Wissenschaft一般翻译成“科学”，但其真正含义是“知识生产”，去“生产（schaffen）知识（Wissen）”。不过，法则学科也只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方法。法则学科强调科学准则、强调客观中立。如果我阅读一本微积分原理，不需要去了解写作这本书的数学家的个人情况，他（她）是否和其女儿有矛盾，他（她）是否饿了，这些问题和我阅读这本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科学。我阅读这本书是去了解数学原理和证明。因此，客观中立对于法则学科非常重要，主观在里面没有作用。这与意会学科模式下的知识生产完全不一样。

“意会学科”这个词也来自希腊语，其意思是去寻找某种特例与个性，去研究过去与现在的作品，去理解这些作品的独到之处。因此，意会学科无法预测未来，因为其研究的是某种时间下的独特性。因此，像文学这样的意会学科就并不关心中立客观，不关心因果，而关心的是主观。正如我所说，数学家是否和其女儿有冲突对了解其研究并不重要，但这对我们去阅读一首歌就是重要的，因为就“我是谁”和“我在哪”这类问题，像我在世界的位置、我说的语言、我成长的国家、我居住的城市、我小孩的数量或我没有小孩、我的其他经历、我阅读过的书籍，这些都对文学里面的意义生产有联系。因此，主观性在意会学科里非常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当学科皇冠从古典学转移到数学等自然科学时，数学等法则学科的方法成为衡量所有学科的标准——只有当客观中立成为你的研究准则时，你才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你研究带有主观性，你就没有价值——这是我们当下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自鸣得意。不过，在十九世纪，自鸣得意是另外一回事，是主观性去促使某种精英主义，出身与主观天赋更具备吸引力。而现在，有趣的是，我们的自鸣得意是去否定主观性，这是让所有知识生产科学化，让所有的知识都去遵照某种规律，都按照法则学科的方法行事，去忽视意会学科的特性。

威廉·文德尔班

您的书另一有趣之处是对语文学与古典主义之间关系的阐释。不过，您的态度似乎比较模棱两可。一方面，您强调语文学佐证了古典主义；另一方面，您也说语文学的科学精神会对古典主义构成挑战。能不能进一步澄清下您对语文学与古典主义之间关系的态度？

汉密尔顿：就传统意义而言，语文学（采访者按：接下来说的语文学更接近汉语语境中的“文献学”，而古典学则接近汉语里的“古典文学”）是奴仆。作为文本批评工作者，语文学家准备一可以阅读的文本，将杂乱无章的手稿转换成精校本，让其更加易于阅读，也为进一步解释工作奠定了基础。因为一个好的文本是进行解释的基础，所以传统观念把语文学看作是附属学科。因为这一传统的附属地位，古典学家轻看语文学，将语文学家看作是劳工或仆人，准备好餐桌，保证可以合适地上菜，做一切基础工作。但是，当宴会开始时，就是古典学家的世界了。不过，在非常革命的意义上而言，奴仆是可以翻身的，可以颠倒秩序，奴仆也可以参加宴会，然后重新安排饮食秩序。让我们这样想象，当一位大教授在诠释荷马史诗某些段落时，有一位语文学家出来说，实际上，那一德尔塔字母实际是后来改动（emendation）中出现的，将这一大教授的解释推翻。古典学家变得非常恼怒：我们不关心这些细枝末节，我们关心的是文本里展现的品德、勇气这些宏大理想。而语文学家们对文本的修正，则让很多问题变得令人恼火。在现代学术兴起时，语文学的确非常易与科学接轨；而科学又是对中下层阶级有利的，这里说的中下层指的是那个时候的布尔乔亚（bourgeoisie）。靠着科学、经济学理论等各种创新，布尔乔亚们创造了工业、生产财富，并借着国际贸易将自己的事业进一步做大，最终到达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节点，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科学对传统特权的胜利。因此，语文学地位低于古典学，但又对古典学有挑战，特别是当提出对文本进行修正时，让古典学家习以为常的顺畅阅读变得不可能，有了更多的疑问、有了更多的校勘，你需要处理文献问题，而不是仅仅靠一个看上去显而易见的文本。

汉密尔顿涉及语文学的两本书，分别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就古典学与语文学关系而言，美国语文学会（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前几年改名叫美国古典学会（Society for Classical Studies，采访者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典学学会组织），对此，不少学者是有异议的。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一改名的看法？

汉密尔顿：当我们要批评古典学里的自鸣得意时，语文学是进行批评的一种武器。因此，当美国语文学会想改名成古典学会，将语文学这一名称抛弃时，我对此是非常谨慎的。在我看来，这是对传统古典主义自鸣得意倾向的回归，是历史的倒退。因此，我对这一改名是不支持的，我认为这非常误导人。这是对语文学非常狭隘的理解。当然，语文学的确曾经被种族主义运用，语文学也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里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的确不应该忘记这一段历史，尤其是纳粹德国时期。不过，这并不说明语文学从本质上是邪恶的。相反，语文学也可以让我们对过去的简单理解增加难度，这是好事，这可以防止尼采说的将过去纪念碑化（monumentalization）的倾向，而纪念碑性则是古典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对此表示警惕。

与此同时，美国古典学这两年也发生了很多改变。特别是普林斯顿古典系去年不强制古典学本科生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在中美都引起很大反响。从您对古典学批判立场的角度，不知道您对此怎么看？

汉密尔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误。我并不认为大家要像从前那样，所有大学和所有学生都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但对于那些想学古典学（我仍然使用“古典学”这一词，因为我们缺少更好的替代）的人而言，没有经历过古代语言疑难问题洗礼的人，很难进入古代世界。另外，我对语言的热爱是与这些语言的独特性是分不开的。如果古代文本教学都是靠翻译的话，这虽然让学生满意，大家觉得自己不用背诵大量古代语言变格变位也可以学古典学，但也遮掩了很多文本本身的问题。我们处于快餐文化的时代，也对此习以为常，如果我饿了，在手机上五分钟就可以下单。如果我们在教学设计上也让大家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靠技术解决，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学生满意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现在用英语交谈，但英语无论是词汇还是句法，在历史上都受到希腊语和拉丁语极大的影响。如果我没有学过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古代研究上就无法提出严肃的问题，也无法让相关研究成为批判性领域。

普林斯顿古典系所在的东佩恩堂（East Pyne Hall）

无疑，古典学现在面临很多危机。就古典学的未来，您在书里提到了数字人文学与古典学结合的潜在可能性。您是否能谈一下数字人文？

汉密尔顿：当谈到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如果我们指的是一种提出新问题的研究方法的话，那我是支持的。不过，如果数字人文仅仅是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文学或艺术问题的话，我是反对的。因为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处理文学艺术独特性的能力、丢失主观灵性，而屈服于科学的中立话语。如果我们靠机器去阅读和分析文本话，将文本仅仅还原作数据，恐怕我们会丢失人文学者的主观批判性能力，无论对于文学、音乐还是视觉艺术。在我看来，主观性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一般希望避免主观，因为主观会造成错误，是偏见，主观是客观与中立的反面。我们的确有政治立场，我们有我们的观点，我们有我们的外在动力，但这也是作为人类的一部分。

尽管您在书里对古典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开始于维多利亚时代，但也许我们可以把时间往前推，推到罗马帝国第二次智者运动。在读您的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伦敦国王学院的伊斯梅妮·拉达-理查兹（Ismene Lada-Richards）的文章《哑剧是值得思考的吗？》（Was Pantomime Good to Think With）。这篇文章从流行文化的角度，重新解释第二次智者运动起源，认为罗马帝国的希腊智者和知识分子一直和哑剧艺人存在相爱相杀的状态——这些希腊智者在社会上已经边缘化，与哑剧艺人的当红状态形成对比。因此，他们悄悄模仿当红艺人的行为模式，但不愿意承认他们在模仿，而一直在高姿态批判流行艺人（卢西安除外）。其实，我认为拉达-理查兹的这一文章不仅仅是在谈一个历史问题，她是在借第二次智者运动反思当代古典学家、甚至人文学者的处境问题。从您的角度来看，流行文化视角能否成为修正古典学家和人文学者自鸣得意问题的另一方法？

汉密尔顿：我的确认为我们可以从智者运动那里学习很多东西。我非常喜欢芭芭拉·卡珊（采访者按：Barbara Cassin，法国哲学家、古典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关于智者的研究。尽管智者们在柏拉图对话里没有好的形象，根据柏拉图，哲学家处理的是不可言传的真理，而智者仅仅是一雇佣职业，智术是一种偏见。但卡珊注意到了智者们的表演性和仪式性，而这一表演性对于古典学家非常有借鉴意义，因为这强调了我们作为人文学者的生存体验。作为接受研究的一个核心理论，每当我们去处理一个文本时，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就像哑剧这样的流行表演一样，每当我们去解读一个文本或每当一个表演开始时，我们的解读或艺人的表演都会融入周遭环境。一个成功的表演者需要与听众互动，需要具有很多即时性，而不是像传统古典学理念那样，我们有一稳定的文本。我的确认为将智者运动归结于哑剧艺人，是非常让人信服的观点，智者与现实互动更多，在互动中重新解读过去。在文艺复兴意大利也有类似的事，在当时的艺术喜剧（采访者按：commedia dell’arte，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种流行表演）表演里有类似的情况，表演者的表演会基于某个刻板印象，根据现实进行调整，进而与现实有互动，去说现实问题。这种模式对于人文学者是非常有帮助的。

罗马哑剧表演

回到您作为比较文学学者去反思古典学的问题。您刚提到，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古典系，我对此并不惊讶，因为现在古典学内部也有越来越多学者出自比较文学系或自身研究路数非常接近比较文学，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布鲁克·霍尔莫斯（Brooke Holmes），芝加哥大学的马克·佩恩（Mark Payn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里奥·泰洛（Mario Telò）。您是否认为这对于古典学是一好事？

汉密尔顿：我认为这是好事。实际上，《自鸣得意》这本书是芝大出版社“批判性古代”（Critical Antiquities）书系之一，马克·佩恩与布鲁克·霍尔莫斯则是这一书系的两位主编。同时，我也非常喜欢马里奥·泰洛，我刚刚为泰洛正在主编的关于尼俄伯（Niobe）的一本书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马克、布鲁克与马里奥都代表某种进步趋向，他们都理解比较研究的价值，非常重视接受研究。布鲁克特别把接受研究称作某种“动态阅读”（dynamic reading），这种“动态阅读”对于关注文学中的独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学的逼迫下，我们正在丧失这一特质。科学是去寻找模型、同一性与相似性，在这一路径下，独特性不被看好，因为这只发生一次，没有科学价值，仅仅被看作是反常，或者是孤词（hapax legomenon）。作为人文学者，去关注独特性时，这是我们作为人类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丢失了对独特性的关注，将会得不偿失。特别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非常重视独特性的价值，我们对同一化——将世界看作是平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持警惕态度。而比较文学恰恰非常擅长去解构这些先验观念。

尽管您的书刚刚出版，还没有机会得到学界反馈，您如何期待本书在古典学界里的接受？

汉密尔顿：我当然希望大家对这本书有好评。不过，我的确担心，如果大家太把我看作一个局外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我还是希望古典学家将我这本书看作是一种诚实的反思，去与一些趋势作斗争。当人文学科越来越走向边缘化时，我们都非常担心。而我希望我的书能激发一些诚实的讨论，去反思人文学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人文学科仍然有价值，尤其是在快餐文化语境下，尤其是在技术主导一切的情况下。我希望我的书能够提供一种建设性批评，去保持人文学科应该有的位置。当然，这不是让人文学科回到过去那种特权地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人文学，一种新的语文学——基于独特性、基于多样性，让多种观点和立场共存，去创造人文学科应该有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去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