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细节︱你看，无知之幕下那个垃圾桶

夏天来了，小区垃圾桶招苍蝇又有异味。关于摆放位置的问题，“法治的细节”近日发了篇文章，介绍了思想家边沁、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观点。

简单来说，边沁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他主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按照他的看法，为了照顾小区里最大多数的住户，垃圾桶可能要放在最为便利的中心位置，那只能对不起楼王了。

卢梭的社会契约观点认为，人们为了自我保全而贡献了全部力量给国家，国家就代表了公意，因此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强迫每个人服从，甚至个人可以为国家牺牲一切。在垃圾桶摆放问题上，卢梭认为，业委会决定摆在哪里就得在哪里。

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为防止权力腐败而在不同的权力机构之间进行制衡。三权分立倒是预见到了人性无法抵御权力的腐坏，但坏处就是效率太低，对于大刀阔斧锐意进取的人相当不友好。因此可能过了好几个月，这个小区的垃圾桶摆放还在扯皮讨论之中。

这篇文章虽然在讨论垃圾桶的摆放，却延伸出对社会事件的隐喻。对于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对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甚至对于一些失语者，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公共政策如何倾斜，事关社会正义。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对于各地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分区管理到底怎样才算公平？对于确诊病例、密接者、次密接者或者健康码红码者，要如何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对于高中风险地区归来的人群，地方政府应当如何做好健康管理？层层加码是否公平？越严格就越正义？似乎都可以从这些政治哲学中找到路径。

没有人愿意做垃圾桶，但万一我们的身份设定就是垃圾桶呢？会不会人人嫌弃、个个喊打？沿着上文的思路，有必要介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观点。幸运的是，罗尔斯的观点可以帮我们从万一我就是天选垃圾桶这个噩梦中醒来，按照罗尔斯的设计，即使如此也不会太糟。

罗尔斯最有名的两个观点是“无知之幕”和“差异分配”。“无知之幕”是在一个虚拟的社会契约中，让理性的行为者在无知之幕的处境下缔结合作的基本原则。无知之幕遮蔽了缔约者的身份、价值观和文明形态，使得缔约者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垃圾桶还是收垃圾的，是楼王抑或只是普通住户，我们也并不知道自己持何种价值观，我们甚至不知道幕布拉开后我们身在何种文明。在这种条件下缔结的正义原则，被称为公平正义。

“差异分配”是指在平等的条件下，分配可以向最不利境地者倾斜。所以对于缔约者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守住底线：自己就算是社会最底层，也能尽可能获得更多的照顾，不至于过得太差。这意味着大家都同意，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同时要做一些倾斜能让最底层的状况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

所以，在罗尔斯的理论构建里，即使你是垃圾桶，即使你是收入最低的人群，也会获得不那么差的境遇。因为，从著名的“无知之幕”推导出的结论，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生活处境最差的那个人。

既然人人都有可能是那个处境最差的人，因此我们为这种悲惨境遇做了不那么坏的准备，这就叫做正义。万一幕布揭开之后，我是个残疾人，我得提前为残疾人做点什么？万一我是个同性恋，我是不是应该提前设计一点平权观念免得被歧视？简单说，正义意味着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群体，优待最不利的群体，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前景。

除了“无知之幕”，罗尔斯还有个观点，让我们不要对自己的奋斗成果心安理得。我们每个人都偶然地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并因此有了不同的人生起点。除了家庭出身之外，天赋、努力也都属于命运的馈赠，由此获得的一切成就都并非天经地义。正义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去矫正这种偶然性，使我们共同分享各自的命运。

罗尔斯的这个观点也许与他自身经历有关，两个弟弟死于白喉和肺炎，而他自己作为传染源头却得以康复。在他入伍参加二战的时候，命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他，一起外出执行任务的战友牺牲了，他又活了下来。这样的经历使罗尔斯意识到“运气”对人生的深刻影响，那么我们凭什么可以对命运的馈赠甘之如饴安之若素？

罗尔斯对天赋和运气的反思，也同样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酬勤的反思。你以为你聪明又努力又遇到了好的时代，就配得上好的生活么？你不配。你只是运气好，上牌桌的时候拿到了一手好牌。从某种角度，我们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天赋，我们有的只是某种特质，是高考制度，是创富机制，是职场机制，是这些形形色色的选拔机制奖励了我们的这些特质。而缺乏这些特质的人，他们可能就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或者再进一步说，如果时代突然不奖励这些特质了，有利人群一夜之间也会变成不利人群。

很多人认为，罗尔斯的这种观点给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平权政策和多元化价值观提供了基础，解释了政府为什么向高收入人群征税去补贴低收入人群，为什么对黑人有更慷慨的教育补贴和大学录取政策。看上去确实让人不爽，假如有些人就是好逸恶劳，政府还应该不断给予他们福利吗？罗尔斯回答说，正义不是无条件地照顾不利群体，也不是要打压有利群体，而是通过制度的设计，让国家无需通过劫富济贫就能使不利群体的利益得到提升。比如，既然资本家说996是种福报，那就应当尊重这些有利群体的自我奋斗，这样才能换来不利群体也能迟早享受到他们的公平。

罗尔斯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公平即正义的观念来取代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念，从而解决在边沁理论框架下，物质不论怎么样丰富仍然解决不了的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少数人基本权利等问题。老实说，这很凡尔赛，这显然是一个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又还没有足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社会才会有的设计。

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教育都是出人头地得靠自己努力打拼，社会可没告诉我们，你弱你有理，你穷你有理。但罗尔斯的理论给了我们一种启发，至少可以努力设计一些能让最不利群体的利益得到极大改善的制度，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那些最不利群体。

因此垃圾桶该摆在哪里？在罗尔斯的思想实验中，至少会考虑几个点：首先人人都有便利生活的自由；其次，假如你是最不利的群体，那么你可以忍受的时间和程度是什么。那么我们理应选择：要么以较短的时间更换垃圾桶摆放位置，要么一劳永逸地更换封闭性更强的垃圾桶，以隔绝气味；或者安排更快的收捡垃圾以减少对环境和业主生活的影响。

垃圾桶摆放如此，城市的教育公平和学区设计是不是可以如此？阳性病人、密接者安置是不是也可以如此？中高风险地区返乡的人群安置是不是可以如此？当规则制定者使用罗尔斯的理性工具时，也许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一点。

无知之幕下，我们需要假设我们可能是那些隔离了两个月没有分文收入的打工者、学生，或者是那些面临中考、高考的阳性病人、密接者、次密接者，或者健康码红码，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处于封控区内的学生们，如果剥离身份、忘记立场，作为决策者，可以设计出更好的社会正义。正义不内卷也不加码，而目前某些地区低水平上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已经把本应达成共识的社会合作变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防守，让不同个体的努力相互抵触，上演出一幕幕悲剧和闹剧。

最后我们得承认，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本身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方案，这些理论只是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正当化理由。但人们的行为不是来自正当化，而是对利益的追求。所以前述文章说，我们即使讨论完这些理论，仍然不知道垃圾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在现实世界里，确实不是理论在指导我们的行动和选择。但这些理论可以照见我们的人性：当遥远城市他人的不幸激起一些人的共情，同时也有人总结教训或者心存侥幸：还是得有钱，有钱就能买到物资；住在别墅区就没这种事；有钱人的孩子都不高考。

假如无知之幕遇到这样耍赖又装睡的人，注定成为笑谈。人人都往前排抢座位，自以为安全，其实最后谁也不安全。在灾难面前众生平等只是个宏大的口号，不论是决策者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应该装着的，是无知之幕下的那个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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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系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人。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