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80年④｜联大蒙自之歌：停留不到四个月，影响至今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也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显然，西南联大的史料也是中国抗战史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组成“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奔赴云南蒙自、昆明，湖南长沙，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和寻访抗战遗迹和人物。

澎湃新闻今天刊发的文章探讨一个问题：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云南小城蒙自只待了不到四个月，为什么能给这座小城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

7月的蒙自，温度宜人，白云飘飘，碧色寨火车站的宁静被衬托得刚好。几栋黄墙红瓦的建筑穿越百年，斑驳中尤见法式风情。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河口与昆明的居间位置，使碧色寨成为“滇越铁路第一站”；直到抗战后出于国防需要，至河口的铁轨拆除，碧色寨才日渐冷落。如今三三两两的游客在铁轨两边穿行，已很难想象当年这处“东方小巴黎”的盛景。

碧色寨的命运，一如蒙自早前的缩影。它是云南最早开放之地，法国人曾在这里设海关、立口岸、建领事馆、办医院、开商铺，却因蒙自人誓死反对滇越铁路通过，商贸中心逐渐转向碧色寨，蒙自反而一天天败落下去。

上世纪30年代末，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教授，从碧色寨站下车，转乘个碧石寸轨铁路的小火车来到蒙自。当年的许多西式建筑空置，恰好成为师生们的教室和宿舍。

从南岳山中辗转流亡到蒙自湖畔，他们给这座走向闭塞的小城带来了久违的热闹和活力，而这座“可爱的小城”则安抚了他们在战时的万般愁绪。

虽仅停留不到4个月，“西南联大”之名，仍在蒙自余音绕梁至今。

边陲求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战事发展，只上了一学期课，次年春天便匆匆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筹划新校舍是一大难题。昆明房屋不敷，所幸在蒙自县城近郊找到一片空闲公房，于是校方便决定，将文法学院暂迁蒙自，作为西南联大临时分校，等半年后昆明房舍建成再迁回。

文法学院包括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前者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后者下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

据西南联大1938届毕业生李为扬回忆，当时地方政府和当时的李县长竭诚协助，特地把海关旧址给学生作为办公处、教室、图书馆和一部分单身教授的宿舍。蒙自地方士绅及各界人士对他们的到来，热情欢迎，尽量提供方便。一些大户人家，都把一部分房子腾出来，只收取低廉费用，租给有眷属的教授居住，例如冯友兰、罗镛、罗常培等教授，就住在桂林街上的王家宅院里。早街的周家大宅更是让出三层楼房作为女生宿舍，东门外的歌胪士洋行则是作为教授们和男生的宿舍，教授住楼上，男生住楼下。

如陈岱孙所言，“文、法两院的同仁、同学，在初闻两学院不能在昆明而要远迁蒙自，这当时被认为一边陲小邑时，不少人都有点失落之感”，且到了蒙自教学条件十分欠缺，但即便如此，他们很快就对这里产生了眷恋。

以南湖边作为教学区的海关旧址来说，清华大学政治系原主任浦薛凤曾写道：“一进大门，松柏夹道，殊有些清华工字厅一带情景。故学生有戏称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者。”

“当时的蒙自不失为一个求学的好地方。”1940届西南联大毕业生王宏道曾撰文回忆：在作为校园的海关旧址里的树荫下，可以看见陈寅恪、汤用彤两先生不时相聚在交谈；在网球场上，可以看到金岳霖、陈岱孙两先生在烈日下对打网球……

“朱自清先生讲宋诗，金岳霖先生讲逻辑，邵循正先生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浦江清先生讲唐诗，王化成先生讲国际法……都可任凭学生自由去听课。”王宏道称，虽然各个教室里听课的学生并不多，最少的只有两三个，最多的也不过一二十人，但图书室里却是百数十人既拥挤又肃静的景象。

在冯友兰之女宗璞的记忆里，那时她和弟弟每天跟随父亲去海关旧址的办公室，到处闲逛。“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

日后，战火仍然炸毁了大部分海关旧址的院落。原有50余间房屋，现仅存一幢建筑，辟为“蒙自海关旧址历史陈列室”，展览中自然也包括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人的身影。建筑四周砌有红砖围墙，院内古柏参天，依稀可见联大当年的葱荣。

学术散步

从海关旧址出发，沿南湖向西北方向走出300多米，便是歌胪士洋行，2011年改建为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纪念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作饭店经营。

郑天挺曾在歌胪士洋行的4、5号房都住过，他在《滇行记》中记录了许多趣事。他与闻一多是邻屋，闻一多非常用功，除了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一起散步闻一多也总是缺席。郑天挺便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这引得大家连声发笑，于是闻一多便有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又有一次，郑天挺与闻一多还有罗常培一同散步，途中又遇见汤用彤、钱穆、贺麟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相互切磋、交流想法，快慰至极。

在这看似寻常的漫步与闲聊中，却孕育了学术和思想的种子。有一回散步，陈梦家向钱穆提议，应该趁着战时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以备大学教学之用。钱穆考虑再三，陈梦家屡有劝励，最终推动了《国史大纲》的诞生。

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奠基之作《新理学》，也是在蒙自定稿并石印的。据冯友兰自序，该书在长沙完成后，到蒙自加写一章、并大改两章，“值战时，深恐稿或散失。故于正式印行前，先在蒙自石印若干部，分送同好。”此即为最初的《新理学》版本。

当时，冯友兰就住在桂林街王维玉宅，这是一个有内外天井的两层云南民宅。住在冯友兰楼上的，就有陈梦家和赵萝蕤伉俪。

现在的王家宅院如旧，只是更多了一层“大隐隐于市”之感。杂物随意地堆放在门口，现如今的“主人”沈俊以重金从当地的文物管理委员会手中租下整个宅院，文管会倒也乐意，认为有人居住其中更能保护好古建筑。

沈老板本想一边开着茶室，一边做茶叶批发生意，谁料经营惨淡，索性作罢，关了茶室只做茶叶批发。如今他很少需要像以前一样招待的客人，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这方寸之地，闲暇时看书写字喝茶，像极了当时文人的风雅。

距王宅两条街外，武庙街上的原周柏斋住宅“颐楼”，几年前变成了望云传统文化博物馆，但内部同样保持着原来的风貌。宅内的墙体绿意盎然，甚至有些挤满了成片的爬山虎，女生宿舍的雅致之感扑面而来。

遥想79年前，远离故土的女大学生们，在这里忧国思乡，常常听着屋外风过树叶的瑟瑟之声，彻夜难眠，遂将此处改名“听风楼”。风声还是那风声，今人却已很难体会当年的心境了。

战时岁月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但是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电筒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

这是朱自清在《蒙自杂记》中的描绘。如今穿梭在蒙自老城街头，每一条道路、地标建筑，大多都能与联大当年的地图一一对应。“蒙自政府在规划时，严格地将老城和新城分开来。正因如此，蒙自老城才基本保留了历史的原貌。”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永杰曾主持多个西南联大研究专项课题，对蒙自城内的西南联大旧址如数家珍。

就在不久前，他新发现一处旧址——写在吴宓日记和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天南精舍”。这座旧时的法国医院旁的一幢小楼，当年有8位教授合租，直到1938年10月底吴宓才最后一个离开。

此处距空军基地不远，有段时间传闻将成为空袭危险地带。吴宓被推举为舍长，常常统一指挥众人“跑警报”。钱穆当时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便每天早晨带书稿出门，直到傍晚才和大家一起回去。

当年西南联大师生常去的越南人开设的咖啡馆，找起来也略费工夫。在周家大院南边的街上，有一栋与周围建筑略有差异的房子，带着典型的东南亚风格。正门口恰是一株咖啡树，夏日里正开得茂盛。这里就是南美咖啡馆的所在地，只是内部结构已不似当年，变成了民居模样。

屋内现住着两位陈姓越籍华侨，由于身体原因，姐妹俩都躺在床上需要人服侍一日的起居和三餐。姐姐的儿子阿甘告诉“记录中国”报道团队，这里还是南美咖啡馆时，母亲才9岁，母亲的上一辈一手操持了整个咖啡馆。西南联大回迁后，这里曾变为地主的房子，他们一家通过典当的方式，“典半赔半”，才有了现在的空间。

浦薛凤在《蒙自百日》里曾提到，当时安南人（即今越南）开设的咖啡馆甚多，有三家较出名，分别名曰“天然”、“越南”和“南美”。陈寅恪有胃病，每天都去咖啡店里买面包。

浦薛凤常路过一家咖啡馆，听闻店中人原系保皇党，来滇求自由，店内尝开京戏唱片，令他感叹不已，“每过门口，辄听见醉酒、坐宫、捉放诸片，声声刺我心弦。天涯地角，何处处迫我思念旧都耶！”

有意思的是，西南联大1938届毕业生刘崇德曾写下一首诗歌《太平在咖啡馆里》，批评那些“不知发奋读书，终日嬉戏，把宝贵光阴消磨在有安南（即今越南）少女作招待的咖啡馆里”的“纨绔子弟、浪荡青年”。诗云：“谁说中国失去了太平？失去了舒服？失去了欢欣？太平在咖啡馆里！”

这不免让人想起1938年5月4日蒙自分校开学那天，北大同学于典礼上发出的那份纪念“五四运动”十九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他们声称，自己一刻也不敢忘记，十九年前的青年们反抗“三座大山”压迫的艰苦斗争和伟大精神：“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放弃这种责任。我们不畏艰难，不慕安乐，不为恶习所染。我们要深入到全国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对日全面抗战，担负起后方的需要的工作。”

风气再开

不过，刚开学不久，就传来空军学校要在蒙自设立分校的消息，需要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校舍和附近空地。西南联大校总部指示文法学院让出蒙自校舍，因此分校于8月中全部搬回了昆明。

陈岱孙在回忆文章中感叹，学期考结束，大家登上支线铁路列车回昆明时，对蒙自已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固然，环境宁静、民风淳朴是导致这一情绪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大敌深入、国运艰难的时候，在蒙自人民和分校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切的、同志般的敌忾同仇、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我们间深切感情的基础。”

宗璞也在怀念父亲冯友兰的文章中写道，“在抗战八年艰苦的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当时生活虽较平静，人们未尝少忘战争，而且抗战必胜的信心是坚定的，那是全民族的信心。”

早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时期，学生们便开办了夜校，吸引失学成人前来学习。他们不仅讲文化知识，而且还讲时事，宣传抗日，教唱爱国歌曲，开展灭蝇运动，参与社会组织抗日募捐活动。这一切，对于传播进步思想、启发民智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物是人非，只有一张蒙自民众夜校学员的合影，被翻印后，陈列于各个纪念馆中。

在此之前，蒙自民风还十分保守，这从钱能欣（于1938年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学习过半年）在《回忆蒙自二、三年》中的记述中便可见一斑，“例如有一次，我校有一些男女同学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草地上游乐、唱歌，有的在草地上享受日光浴，这引起当地一些乡亲的反感，认为有伤风化，并警告如再发生这样的事，必将强行取缔。”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女性的着装上，彼时蒙自当地妇女上街都是要长衣长袖还有长裤，要把身体能蒙的地方都蒙起来，即使是晴天，最好都要打一把遮羞伞。“联大的女学生穿的都是裙子，四五月份的时候蒙自非常热，她们会穿短袖和坎肩的旗袍，这对于蒙自妇女的着装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蒙自市文物管理所的副所长周晓燕介绍，“当她们离开蒙自，蒙自的少女还纷纷效仿联大女生的穿着，认为这样漂亮、婀娜多姿。”

“当年很多联大师生在我们这儿喝茶，周末的时候最热闹，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来，不时还会有外国人。”南美咖啡馆斜对面的聚贤茶室女主人章丽珠，也热情地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讲起自己从已逝的婆婆那听来的故事，据说其中有美国“飞虎队”成员，因此她的公公在那时还练熟了几句英语。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沉寂了几十年的蒙自，如今正希望重新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连接开放的桥梁。“无论是在南丝绸之路上，还是在大中国经济圈中，蒙自都位于关键地带。”红河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凌虹分析称，“蒙自是昆明的南大门，沿着泛亚铁路一直到河口呈扇状辐射出去，对周边国家的发展，带动作用也是显著的。”

诗社文脉

从歌胪士洋行出来，一条马路之隔，便是蒙自明珠“南湖”。这小小的一方净水，仿佛上帝对联大师生的慷慨馈赠。不少教授和学子，静坐在湖中央的亭子里，捧一本书喃喃诵读。

当因战火而被迫出走他乡的联大师生，历经万难漂泊至此，自有百年文脉的蒙自南湖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是无以形容的。钱穆写道，“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朱自清则“一站在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陈寅恪写下：“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生平”；闻一多更将蒙自誉为“世外桃源”。

美丽安静的南湖成为文法学院师生的一隅精神家园。在湘黔滇旅行团时期，受闻一多指导搜集民间诗词的过程中，1940级中文系学生向长清便与1939级教育系学生刘兆吉相约，到昆明后组织诗社，出版诗刊。但诗社名称一直定不下来，直到抵达蒙自，才确定为“南湖诗社”。

1938年5月20日，南湖诗社在蒙自分校宣告成立，吸引了主要来自中、外文系的二十余位学生参加，闻一多和朱自清担任导师。热心参与诗社工作的穆旦、赵瑞蕻、林蒲一起成为从南湖诗社走出来的三位著名诗人。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永杰长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此感叹，“谁能想到，蒙自这么个小地方能够进入大学文学史教材。”

1938年7月底，联大师生进入学年大考阶段，南湖诗社停止活动。8月18日，暑假开始，蒙自分校迁回昆明，告别了蒙自南湖，诗社再冠以“南湖”之名已不合时宜，南湖诗社至此更名为高原文艺社。存在了三个月的南湖诗社永远停留在蒙自南湖湖边。

据张永杰介绍，1988年，南湖诗社在蒙自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复社，系由西南联大的一些校友发起。当时正值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一批校友回国，来到蒙自。有六七个校友筹建恢复南湖诗社。最后以张念蒙为社长，卜兴纯等为顾问。据特邀社员李光嵘回忆，自己在成立会上还曾赋诗一首。

筹建工作完成不久，南湖诗社和当时的蒙自师范专科学校（即现在的红河学院），蒙自市文化局三家联合，一共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写了一本《西南联大在蒙自》，以向校友征稿为主，记录整理西南联大在蒙自的历史。“由于经费紧张，当时只印了1000册，甚至连稿酬也发不起，就以书代酬，赠送了这本书给了这些来稿的校友。”张永杰说。

“联大八年，薪火相传。蒙自师专参与整理编订西南联大在蒙自的历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勇认为，蒙自今天的教育和文化受到了当时西南联大的影响。

为了西南联大80周年纪念，蒙自市文联正在筹备《西南联大在蒙自》的再版，这次也有红河学院中文系多位教师参与其中，提供资料支持。

王凌虹告诉澎湃新闻，蒙自市文联作协去年也曾打算以《蒙自》这一刊物为阵地，重启南湖诗社，同时创办诗社微信公众平台，邀请红河学院的教师学生把诗歌作品发表在上面。“几个爱好诗歌的民间人士比较热心，但因为文联主席换人，而且主事的人也比较忙，也就搁置了。”

在红河学院，文学社团传统延续已久。蛮原文学社团兴盛一时，文学院院刊《卮言》从2010年起每学期发行，以学生文学作品为主，以南湖为名的校报《南湖报》则在蒙自师专的时候就开始发行。

对于红河学院而言，西南联大更直接的影响是“通才教育”的办学理念。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纪念馆一楼的展柜里，可以看到一张当时学生的课程表，即使文科生也要修一些化学的基础课程。

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师朱欣对西南联大颇有研究，有关西南联大的私人藏书达四五十册，在他教授的中国教育史课程中，也有西南联大的专题。在他看来，联大实行学分制、选修制，既有丰富的课程设置，也有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毕业论文要求，“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相结合，恰好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而这些在当时就已经实行了。”

作为蒙自现今唯一的高等学府，红河学院自觉担起了“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的使命。朱欣介绍，校团委时常组织学生参加西南联大有关活动，如碧色寨至河口北站的徒步露营，还有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等，学生们也会自发地做一些影像收集和研究，“西南联大是蒙自的文化标识，这也是让学生们多沾点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