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性质与气质①｜城市、城镇与乡村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它为我们带来了自然形成的乡村所不可能拥有的素质（物质）和气质（精神）。因此，不论城市规模多大，乡村总是无法与之竞争的。以致可以这样说：大村比不过小城。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农耕的与工业的。

虽然村庄有大有小，但乡村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因为其集合起来的生产要素、所能提供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是无差异的。然而把人们带进现代文明的城市则是高度异质的，原因在于其形成的过程、聚集起来的生产要素，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会有很大的区别。从规模上来看，城市有大有小，有区域性的小城市、也有国际大都市；从经济功能来看，有生产城市和消费城市，有工业城市和科技城市；从收入与生活质量来看，有适合人居的富有城市、也有不适合人居的贫困城市。

由此可见，城市虽然具有同质性，但它们又是高度异质的。城市的同质性在于乡村所不具有的“密度”，即在有限空间范围内的财富、商品、要素与资源的集聚程度。城市的异质性则来自于城市聚集财富、商品、要素与资源的能力（也就是城市的竞争力），由于城市聚集起来的财富、商品、要素和资源各异，且有多有少，从而导致城市各具特色的异质性。城市的性质是由其区别于乡村的“密度”所决定的，而城市的气质则是由其竞争力、也就是城市的异质性所决定的。

城市与乡村

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做出系统分析的当属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城市与乡村做了对比：工业而非农业；契约而非血缘；法律而非宗法；公平竞争而非祭祖；经济结构多元而非单一；市场主导而非权力主导；通过生产和交易获取财富而非寻租与分配获得财富。从韦伯的区分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现代的城市与农耕的乡村，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从而决定城市与乡村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是截然不同的。

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整个文明进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便是城市的出现。城市导致社会的有机组织（企业、公司、市场、交易所等）不受约束的生长。乡村倾向于自给自足，而城市则偏爱交换，前者追求的是使用价值，后者追求的是交换价值。乡村没有消费，城市才有消费，因为消费产生于专业化分工、以及由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率与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桑巴特就从功能结构上将城市与乡村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区分。至于城市为何能够导致社会有机组织不受约束的生长，桑巴特的回答是：自由和市场。充分认识城市自由和市场繁荣的价值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在最早诞生城市的欧亚旧大陆上，欧洲的城市发展推动了社会转型，从农耕的变成工业化的，因为欧洲的城市是在政治独立中诞生，并且是在自由（自治）和市场化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亚洲国家却未能发生这样的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亚洲的城市通常都是政治中心，不仅缺乏自由（当然也就没有城市的自治），市场也受到行政的严格管制。人们不可能在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满意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唐朝时期的城市，政府就把城市中的市场与居民区加以分割，且不准开设夜市，这种错误的行政干预，到了宋朝才有所纠正。

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进一步解释了城市为何能够产生比乡村更为强大的生产力。马歇尔的研究发现，城市之所以会比乡村产生更为强大的生产力，是因为城市拥有乡村所没有的集聚效应（即城市的空间密度要远远的高于乡村）。马歇尔认为城市的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中：劳动力的规模集聚；高频率与高密度的技术发明；产业溢出形成的供应链。劳动力的规模集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得招聘变得容易。人口、产业与知识的聚集可以让技术随着新想法被他人采纳并与自己的建议相结合而传播放大，从而促进创新，这在当代被人们称之为技术的溢出效应。恩利科·莫雷蒂在对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溢出效应是城市不断发展而农村不断萎缩的重要原因。聚集也使生产投入变得更加便利，并且还会产生引力，从而形成了城市所特有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因为城市具有以上三种集聚效应，这就使得城市的经济发展是超线性的，是处于静止状态的乡村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

享誉全球的复杂系统性科学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长、英国学者杰弗里•韦斯特在《规模》一书中，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城市演化的逻辑，进一步证明了马歇尔所说的城市的发展是超线性的，因而是处于亚线性（报酬递减）状态的乡村根本就无法与之竞争的。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密集聚居的文化和经济优势完全可以弥补城市生活的成本。城市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超线性发展效应呢？根据韦斯特的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城市的收益会随着人口与产业的增加而递增，但是城市运作的成本则会随着人口与产业的增加而递减。如果用一个直角坐标系来表示，城市的规模收益曲线处在450线的上方，而城市的规模成本曲线则处在450线的下方。城市在规模扩张上的超线性特质，导致了城市发展的规模可能是人们所无法想象的。根据阿德里的研究（《城市与压力》），在城市规模扩张中，注册专利数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都是超线性的，一般都要比线性增长高出15%，特别是由社交网络造成的知识溢出和新思想的传播几乎都是乘数效应，极端地讲，在这样的网络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乘数。能源消耗、水电消耗等则是线性的，它们与人口和产业的发展呈正比关系。但是，更多的城市运作的成本都是亚线性的，比如加油站数量、公路网或电线铺设等基础设施，它们通常要比线性的低15%左右。

既然城市发展的边界是不受规模约束的，那么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预设城市规模都是不利于城市本身发展的。相反，城市规模越大，反而越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带来长尾效应。所谓长尾效应，就是只有大城市才有的、无奇不有的细分市场，而且细分市场的规模远远大于头部市场，小城市受规模约束，没有细分市场，故而也就没有长尾，没有长尾也就没有多样性，所以小城市是单调与乏味的，只有大城市才是多彩的。

从以上的各种比较中，人们自然可以发现：城市代表未来，乡村代表过去；城市代表先进，乡村代表落后；城市代表富有，乡村代表贫困。这就是城市为何会对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在德国学者马兹达·阿德里撰写的《城市与压力》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离开“无聊的农村”，这已经是一种全球现象，他们希望在城市得到更好的机会，更好的文化、更好的教育机会、或者更好的医疗条件，享受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多样性可以提高幸福水平，自由可以实现自我。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城市世界”。

城市与城镇

城市是由市场发展而来的，故而马克斯·韦伯把城市定义为“一个永远的市场中心”。城市作为市场的空间载体，其形成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条件：合适的地理位置，今天的大部分城市，在历史上都源自于一个适当的货物转运点上的纯粹市场聚落，且以沿海和河谷地居多；货币化的收入与财富，这意味着城市必须有产生货币收入的产业，那就是工商业活动，而且还需要有货币财富拥有者的大量流入与居住，以便促进消费和交换；拥有高度的自由或者自治，历史上的城市可以是宗教和经济权力的中心，但不能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正因为城市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城市才有自由，城市才能为拥有货币财富的外来者提供保护，没有自由的、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城市发展大都是畸形的，而在那些专制国家，就像地理学家威廉姆·迈耶所指出的那样，政府都具有阻止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倾向，因为人口向自由城市的集中会增加政治上的压力，而使专制统治面临危机。

城市发展靠的是集聚，一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的城市，取决于它能够把什么样的要素与资源集聚在一起。如果在某个特定空间上能够集聚起来的是超劳动要素密集的手工业，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城市，只能算是一个城镇。城镇的基本特征是：本地化、由本地市场需求决定的产出规模和人口规模；基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初级分工、以超劳动要素密集的手工业为主体；货币化交易、但非资本化生产。城镇与乡村的区别在于有分工和市场交易，并籍此来满足人们除农产品之外的初级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城镇不能利用资本要素来完成从手工业生产向现代大工业的转型，那么当人口激增而技术与经济增长又处于停滞状态时，人口的大幅增加势必会降低人均收入水平，这很有可能使得城镇最终演变成为马尔萨斯“陷阱”。

在对城市和城镇做出以上的区分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经济史上的“李约瑟之谜”。根据麦迪森和彭慕兰的统计分析，直到17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国家，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够成为首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反而还失去了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对此，人们当然可以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加以分析研究，但是，有一点恐怕是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本文所关注的“密度”问题。

从古典科技创新到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科技创新，有一个创新范式的变化：那就是从简单的观察到复杂的试验；从天才个人的兴趣爱好到有组织的、需要投入资本与知识要素的团队研发；从聪明人的冥思苦想到集体性的思想交流与头脑风暴；从日常的生活体验到利用先进仪器设备的反复实验；如此，等等。科技发明与创新的这种范式变化，需要相关要素和人力资本的规模集聚，并且还需要达到一定的“密度”，才能完成这样的范式变化。毫无疑问，这样的转换只有在城市中是可能的，而在那些无法规模集聚相关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和知识的城镇里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尽管在科技发明与创新的范式发生质变的那个时代，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总量规模，但就像居住在山区里的人们一样，由于分散，缺乏“密度”、缺乏交流，故而无法完成科技发明与创新的范式转换。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市的发育不良和发展滞后导致中国长期滞留在城镇化的发展阶段，而由城镇化所造成的偏低的空间密度可能是影响中国创新范式不能及时转换、以及不能适时推动从农耕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根源所在。

据此结论，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城镇化是个发展陷阱，城市化才是经济发展、科技发明和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给予城市化发展以足够的支持，从户籍管理到城市用地的控制、从城市人口规模的管制到治理结构的刚性设计，都没有给城市的发展留出足够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导致许多要素无法规模集聚，降低了城市本该有的“密度”。

（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