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盲人节｜盲人电影院：和盲人朋友一起看世界

“石头砸下来，这个秦俑身上的泥塑开始裂了，露出他里面穿的秦国时候那个铠甲。他的手动了动，脚也开始动了……”屋子最后面的音箱中，传出柔和的女声。

屋内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张艺谋扮演的秦俑将军正在地动山摇的皇陵中缓缓苏醒。这是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关键场景之一。轰隆隆的电影原声从电视机下方的音箱中同步播放出来，环绕在屋内四十多位观众的耳旁。

“现在他的眼睛睁开了。”坐在电视机一侧的宋冬冬拿着话筒继续讲述。“哎呦！”“噢噢，要活了！”下面有人忍不住出声。肖焕义坐在倒数第二排，微微侧着头，身子往前探了探，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是“心目影院”的老观众，第一次来这儿已是11年之前的事了。

“心目影院”是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的常设项目，每周六早上免费为盲人讲述电影。讲述者由创办人王伟力发展至几十人，包括四家合作企业的常驻志愿者。截至2017 年10 月14日，影院共讲述电影690场，服务观众近两万人次。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中国有1700多万盲人，而像红丹丹这样（致力于用声音解说技术为视障人士提供无障碍文化产品服务的民间社会企业）的只有一家。”王伟力说。

“和盲人朋友一起看世界”

周六清晨7点半，天还没大亮。鼓楼西大街难得人、车都少，只有胡同口的早餐铺热气蒸腾，吸引人排着队。5路车悠悠开进德内甘水桥站，一根盲杖先探出来，“笃笃”在地上敲两下，牵引出一位盲人朋友。

下了车，走进79号院的大铁门，四合院里第二进东厢就是心目影院。说是“影院”，其实不过是一间四十来平米的屋子，摆着五六排椅子。正前方靠墙一排DVD架，碟片盒摆得满满当当。门开在西侧，右手边铁架上放着《与盲人沟通ABC》《北京盲人生活地图》等小卡片、手册。门对面墙上贴着讲过电影的主持人、演员的照片和签名。

不到8点，前两排就坐满了人。第二排的李璎从包里摸索出报时器，换好新电池后一按钮：“现在时刻，零点零零分。”她举起来，脑袋转向志愿者的方向：“帮我调调这个表。”志愿者试了试，不会。李璎一摆手：“嗨，没事儿，我找肖焕义。他给我买的。”

老观众们都认识肖焕义，他是红丹丹的活跃分子。除了每周六必来心目影院，他还是红丹丹合唱队的男主唱之一，每周五上午都来排练。周三周四也常来，在隔壁的“心目图书馆”听书。“好多人都下载回去听，我也带回家听过，但是不踏实，这事儿那事儿，车声人声，闹得慌。”他说。心目图书馆虽小但清净，大部分时候就他一人，可以踏踏实实听。

电影不同，图的就是热闹。肖焕义记得，2006年第一次来时，心目影院还很简陋，是在隔壁那间只有十五平米的小屋，大伙儿都坐在小板凳上，听那部脍炙人口的《小兵张嘎》。现场气氛热烈，笑的时候大家一起笑，感叹的时候大家一起感叹，他一下找到了共鸣感。

“耳目一新。”他说。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过电影。日常娱乐只有广播，肖焕义熟悉每一个频率，了解哪个频道几点播什么内容，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哪个主持人。可绝大多数时候，广播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室内，跳动的赫兹只是他一个人的狂欢。

偶尔也听电视。新闻播报易懂，电视剧也能听，凭对白了解大致剧情，但没有对白时，常常一阵叮呤咣啷声过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皱着眉等，一阵一阵的，时间长了也烦。“以前听（电视剧），（判断）好不好，就是音乐好不好听。”肖焕义笑笑，说。

没有经历过失明的人很难体会。那些信息缺失的空白，就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再醒来，回忆时发觉缺失了某些重要的记忆，却无论怎么拼命去想，都想不起来。

志愿者李柄融至今记得参加“助盲培训”时的视障生活体验：“当你眼睛被蒙上那一刻，瞬间就觉得世界不是你的了。”心目影院外的小院，他平时横穿只需十几秒，那次足足走了四五分钟。明知地上什么障碍也没有，迈步的时候心里还是忍不住发怵。

“没有一点安全感。这还是院里平地，要是在大街上、爬楼梯，我估计根本不敢走。”李柄融说。从前他在街上见到盲人，想帮忙总觉得不好意思，心里嘀咕：人家让帮吗？别是多管闲事吧？从那以后，他再没犹豫过。如今看到盲道上的共享单车，也一定给搬开：“多不方便啊！人右边绕一圈还得记着往左走几步，才能回到盲道上。”

红丹丹创始人王伟力说，人有五感，但对明眼人来说，通过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获得的信息量加起来，可能都没有视觉的多。这意味着，视觉的缺失在极大程度上等同于信息交流基础的缺失。

红丹丹摸索多年，最终将使命确立为“和盲人朋友一起看世界”。王伟力解释说，盲人也有视觉，是与明眼人不同的心理视觉，需要通过非视觉的讲述建立起来，二者非常重要。“这就牵扯到，你是想让他们当残疾人，还是想让他们当社会人。”

李柄融会特别注意用盲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打比方：“这所帆船呀，大概是三个公交车的长……”这是在另一场关于讲电影的培训中，向宋冬冬学的。那一期宋冬冬讲《白蛇传说》，形容白蛇，就是“像个大公交车一样长”。

“视觉的东西对盲人来说非常重要。只靠听和摸，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不完整客观的。（有视觉的东西）他才能和明眼人在同一个状态下沟通，才能真正融入社会。”工作人员曾鑫说。她有视力障碍，2005年来到红丹丹，从志愿者一直做到资深员工。

在王伟力看来，如果社会常态不能够接纳和认同盲人，他们被隔离、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会对社会产生抵触、敌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拉回正常社会当中。”

为此，他和妻子郑晓洁不知道踩过多少坑。

“不让你死，你就得干”

2000年，39岁的独立制片人郑晓洁在一本书上看到即将失明的作者创造了电视叙述网，寄望于以后通过他人的叙述来继续获得讯息。她得到启发，两年后自己投资，做了一档讲述残障人士故事的电视节目。出于对残障人士视听体验的考虑，节目中加入了讲解和大号字幕，播出后很受欢迎。

做电视烧钱，2004年初，腰包瘪了，节目就停播了。可两年来耳闻目睹的一个个生命故事，让郑晓洁和丈夫王伟力再也放不下对残障人士的关注。他们发现，针对聋哑人和肢体残疾者的救助机构很多，助盲机构却一个都没有。

王伟力形容当时的感觉，就好像背后有许多双睁不开的眼睛在盯着，无声地乞求：“哪怕你就关注我一点儿吧！”他实在不忍放弃。郑晓洁则笑言：“无知者无畏。当时就想搭一把手，没想到手搭出去，收不回来了。”

他们想，拍不了电视，能不能做广播？盲人是最忠实的广播听众啊。于是结合就业援助，免费培训青年盲人做广播，并不定期举办讲电影活动。王伟力负责教学，郑晓洁负责管理。

曾鑫从广播中听说了红丹丹。她上过普通高中，也学过盲文，尝试过找正常工作，最终还是由于压力太大放弃。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在残疾人招聘会上遇到红丹丹的展台，就投了简历。正逢红丹丹资金紧张，只能做志愿者。曾鑫想，至少有可能是另一种平台。

王伟力和郑晓洁帮外地的学员租了房子，每天24小时相对，怎么看这群孩子都是弱势群体，老觉得心疼。和志愿者一起帮他们洗衣服，饭菜都盛在碗里拌好了端上来。可获得盲人的信任极其艰难。有学员私下议论：免费帮我们，图啥啊，是不是拿我们赚钱呢？

夫妻俩没放在心上。后来有一次，他们突然发现办公室的电脑上加装了读屏软件。一查，竟然有学员私下翻窗进来，搜查电脑资料，就为了找财务数据，看红丹丹到底赚了多少钱。结果还真找着了，却发现不仅没赚，还入不敷出。最后，一个学员出来承认了错误。

“其实是好几个人，就是推他出来。”王伟力说。夫妻俩早年下海当过公司高管，心知肚明，只没点破，批评教育一顿作罢。未料培训班尚未结业，好不容易谈下一笔援助资金，中间人要签空白合同以图私利，夫妻俩坚决不肯。事情的演变出乎他们意料：那个学员出走自立门户，带走了其他人。

一夜之间，学员没了，钱也被带走了，连正在洽谈的其它筹款项目都紧急终止。

她跟朋友借遍了钱。很多人不再接她的电话。她也理解，救急不救穷，毕竟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春节前，母亲专门给弟弟妹妹打招呼，不许她回家：“回来她就得借钱。”只等她走投无路，盼她死心。

“就像在迷雾茫茫的大海中，一叶小舟，随时随地得翻船。”郑晓洁形容说。

董丽娜是那时候来的。她当时在做按摩师，不甘心这辈子都做这一行。在网上看到红丹丹一年多前发的招生启事，给郑晓洁打电话，想来学做广播节目。夫妇俩正寒心呢，再也不想提这茬了。抵不过她几次三番来问，又觉得她声音不错，就说，先来吧，来了再说。

结果人一来，夫妻俩就忍不住收了。“一看这小姑娘这么瘦，你让她怎么做按摩呀？大拇指都变形了。”王伟力回忆。于是带她去电台培训中心，和那里的明眼人一起学习，又帮她准备普通话一级甲等的测试。

董丽娜感受到了红丹丹的经济困窘。她如今在红丹丹负责志愿者培训工作，兼职做电台节目的特约主持人。办公室在心目影院那一排屋子的最里面一间，外间是厨房，一道推拉门隔开，里间是十来平米的空间。当年这里只有一张床，床对面一个柜子，她就住这儿。

那时候部分工作人员坚持不下去，走了。留下的几个也发不出补贴，夫妻俩中午管顿饭，饭里也没了肉。有一次，郑晓洁站在餐厅门口，看着别人剩下的肉菜，心疼了一阵。回过神来，眼泪唰就下来了：早年在机关技术部门干得好好的，后来下海也是赚得钵满盆满，如今落到这种地步，我这到底为什么呀？

三个月交不上房租时，郑晓洁在家待了三天没上班，站在5楼想：要从这儿跳下去，就一了百了了；可要是跳下去，跟着我的人怎么办？

第四天想通了。到小院里，组织人把柜子桌椅全收拾了，准备卖掉然后把钱分给员工，自个儿重新回去做生意。正折腾呢，电话响了：“郑老师你怎么还不来？今天给你们分钱啊。”是德国大使馆。他们每年组织圣诞慈善义卖，所得钱款捐赠公益机构，正好半年前访问过红丹丹，约定捐赠部分资金。

第二天，郑晓洁拿回来12500元钱。离房租还差2500块。后来也不知道谁给央视提供了新闻线索，有记者来采访，早上七点播出，八点半就有一对夫妇开车来，送了三千块钱。

提起来，郑晓洁歪着头笑眯眯：“人么你做事要成，不成也得成。如果真没人给我钱了，我就不干了。可是老有人给你钱，老不让你死。不让你死，你就得干。”

“盲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镜子”

2006年4月，广播培训项目彻底结束。王伟力决定转向无障碍文化产品服务。从此前不定期的举办的活动反馈来看，电影讲述颇受盲人朋友欢迎，同时相对成本更低，服务人群也更广泛。

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使盲人与社会脱节的不仅是工作技能的欠缺，更是心灵的障碍。“文化决定的是我们的心灵世界。没有信息就没有文化，所以要克服信息障碍，弥补他们的世界，或者说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世界还给他们。”王伟力说。

郑晓洁拿陈国月举例。他2004年刚来的时候，衣服穿得里长外短；不拿盲杖，就拄着一根又长又粗的钢管，人称“杵天王”；手里再举一大喇叭，说话横着就出来了：“我找红丹丹！我找郑晓洁！我要参加活动！”

陈国月自己说起来也笑：“那时候特逗。大喇叭我冲它录音：注意您安全，小心我过路！走一路播一路。……我那‘杵天王’我就横着轮，反正谁挨着我谁倒霉。”他说，那时盲人出趟门不容易，自行车、汽车都不让道；自己掉进过井里、粪坑、垃圾池。

“没人帮，知道么。”一句话里语调千回百转，落于结尾黯然的轻音。

1992年下岗后，他去香山卖冰棍，崭新的箱子被人扔进山涧里。后来因为喜欢音乐，学会了口琴、二胡、手风琴，就上“八大处”（位于北京西山南麓，因山中有八座古刹而得名）去卖艺。

肖焕义的经历也差不多。从盲校毕业后，他在橡胶五金厂的高温车间干了12年，半数年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人缘也不错。直到1994年下岗，时年36岁，没办法，去学了按摩。第二年出门，在家附近的早市摆摊，写个牌挂在树上，在树底下放个小板凳，等顾客来，却常因“无证经营、有碍观瞻”被驱赶。

刚来红丹丹时，他觉得电影挺好听，可不像现在这么爱说话，也不搭理志愿者：“过去认为好人不多，人家帮助你肯定是不怀好意。”

“你换一个角度看他的生存困境。很多人不会去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没觉得这个社会有问题，都觉得是他们有问题。但盲人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镜子。”郑晓洁说。

2006年5月，北京新闻广播播出《心目看世界》。记者苏京平回忆，他此前曾与夫妻俩偶遇，后来郑晓洁找到自己，谈电影讲述的可行性，并邀请他亲自去现场观看了一次。“我判断它行。”苏京平说。他向领导请示后，在自己主持的栏目开辟了这档为盲人讲电影的特别节目，每周一播，时长50分钟，一部电影分上下集，两周讲完。

夫妻俩又找到两年前结识的拜耳公司CSR（企业社会责任部）负责人，对方哈哈笑：“我等了这么久，你们终于来了。”他们这才知道，眼前这个美国人的母亲也是盲人，所以一直期待能与红丹丹合作。

这一趟，不仅为《心目看世界》筹到一笔占频费，把节目固定下来，还从拜耳公司拉来了一个团队的志愿者。2006年7月，“心目影院”成为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常设项目，每周六早上都有现场讲述。

最初，还有来听电影的盲人嚷嚷：“怎么不给钱呢？（参加活动）该给钱！”偶尔活动发个小礼品，你有我没有，那绝对不行。郑晓洁经常半夜被电话吵醒，一接就是盲人来告状：谁谁谁说我怎么的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让她觉得自己像“小学班主任”。

她学会了立规矩：参加活动欢迎，但绝对不给钱；打架的一律请出去，以后不准再来。2007年，肖焕义经朋友介绍，去了一家按摩店工作。2011年初重新回到红丹丹参加活动，他惊喜地发现：“大家伙精神面貌和五六年前有很大变化。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每周六必须得来了。”

2007年4月，郑晓洁筹到一笔最大额度的个人捐赠，100万元。红丹丹把旁边的几间屋子一起租下来，各项活动也紧锣密鼓地运作起来。2008年，林兆华导演戏剧《盲人》，邀请12位红丹丹的盲人朋友参与演出，演了13场，场场爆满。

2009年，王伟力在讲述《侏罗纪公园》时，央视主持人贺红梅和制片人王阳代表《本周》栏目摄制组买了一堆恐龙模型给盲人朋友触摸。讲完电影他开始琢磨：是不是可以做个触摸展？咨询过一圈大使馆后得到消息：法国卢浮宫有专门的雕塑复制品。次年初，他们与卢浮宫合办了两场触摸艺术展。

2010年，日本民间助盲机构“点字图书馆”来交流，红丹丹获赠十台笔记本电脑、声卡、耳机，便开始录有声图书，制作采用国际标准的 Daisy 格式。肖焕义说，心目图书馆读的书特别详细，除了正文内容，封面设计、照片、图表、出版信息、书号、定价全都有。他也真的听：“我可以知道这书有没有价值，为什么要这么贵，这么多版次。”

曾鑫说，所有明眼人能看到的信息，都完整、平等地传递给盲人朋友，正是所谓“提供无障碍信息服务”的内涵。

2011年，政府购买服务兴起，红丹丹开始申请项目。“资金不是很多，也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政府的肯定。”曾鑫说。当年，红丹丹获得北京市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十大品牌。

“有一种家的感觉”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你鼓舞了我，我才能屹立在山顶；你鼓舞了我，我才能在风大浪急的海面如履平地。当有你的肩头可依，我得以保持坚强。你鼓舞了我，使我不断超越自我。）

合唱声从心目影院中飘出，和着钢琴的旋律，在秋日的早晨和阳光一起穿过微黄的树叶。小院里一片恬然。

还有两周，红丹丹的合唱队就要去央视参加一个比赛演出了，肖焕义正在和队友们加紧排练。开始前，有人跟坐在他身边、前一天迟到了的刘印打趣儿：“今儿您怎么这么早，不敢晚来啦？”“不敢不敢，今儿特意提早出来了。”刘印笑呵呵接话。

他家住丰台区，来一趟要公交换地铁再倒公交，单程就折腾俩小时。迟到是偶尔，坚持是常态。合唱队排练不签到，但他愿意来，来不了还会提前请假。“实际在这儿，一个是唱歌，一个就是聊天。”他说。

能供盲人活动的场所不多。红丹丹开办几年后，中国盲文图书馆建起来。周二也有电影讲述活动，肖焕义常去。那边硬件条件好得多，但交通不便，下车得走近一站地，还要过个大马路，车来人往特别多，对盲人来说很危险。相比之下，他们更乐意来红丹丹这。

“红丹丹的工作人员、老师们待人热情、和气。志愿者老远跟你打招呼：哎，您来啦？有一种家的感觉。”肖焕义说。

鲍家丽是合唱队的组织者，她说，盲人也必须争取接近健全人，那才有希望。她对北戴河的旅游活动印象深刻：“带我们到海边，听海。坐那大轮船！摸摸海水，挺好。我闺女答应过我说带我去，可是一直没去过，合着就红丹丹带我们去了。”

人心换人心。对心目影院的不少老听众来说，周六要是不来听电影，就好像缺点儿什么。“保护”小院儿也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有时候办活动天气不好，有人就更要来：“不然让别人看着心目影院人少了，那不行！”

苏京平有时周六过来，刚一进门，盲人们就连喊带叫：“哎！苏老师！”“苏老师来啦？”他至今也没明白，自己都还没出声儿，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你不用说话也能感觉到。”这让苏京平觉得挺窝心。

志愿者们有不同的感受维度。李柄融聊起讲电影时的场景：“有时候他们（盲人朋友）一个微笑，那一瞬间，心里那个感觉真的是……”他微微摇头，目光出神。作为配音演员，他具备一点语言专业能力。那一瞬间，他觉得“哥们儿这一行，值了！”

而他的“培训老师”宋冬冬从2011年底至今已经讲了30多部电影。刚来不久有一次讲《桃姐》，讲到一半时一位阿姨离场，出去很生气地和她同事说，盲人的生活已经不是很好了，怎么还要让我们看这样的电影。后来宋冬冬和她聊天，得知她是后天失明。“可能桃姐那种孤独无助的状态，让她联想到自己。”后来，宋冬冬就很少选取悲情的影片。

后来有一次回老家后，阿姨跟她说，老家没有红丹丹这样的地方。宋冬冬觉得可惜。“我希望每一个城市的盲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平台，有看一部电影的经历。”她觉得和听众的关系好像邻居，不会一起吃喝玩乐，但需要的时候都想搭把手。

红丹丹的另一合作企业是星巴克，常驻志愿者是郑涛。他从2012年开始独立讲述电影，每个月都来，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每次都是一早开车到店里去，把咖啡准备好，然后带到心目影院。从前的同事，有的甚至离职后还在跟他一起做这件事，一到时间就去找他。

“他们（盲人朋友）刮风下雨也跑出来，我们也得认真。”他说。两年前有一次，活动前一天孩子高烧急诊，留院观察。那是他唯一一次临时请假，王伟力紧急替班。

碰巧第二天是他生日，也没心情过，在医院陪孩子。上午九十点钟，电影讲到一半，王伟力从现场打来电话，问了孩子情况，说：“等会儿，有人跟你说话。”免提打开，所有盲人一起给他唱了一首生日歌。“当时非常感动。一是意外，二是觉得大家拿我当亲人。”郑涛说。

王伟力笑言，助盲最大的受益人不是盲人，是他自己。即便这一生什么都没干成，起码填补了中国助盲的一个空白，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模式，为这个群体提供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作为一个小小的人来讲，可以了。我可以瞑目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有钱出钱，没钱你可以出力”

但王伟力远未达到心里的目标。

建立、传播让盲人内心感知的反映社会真实的视觉形态，需要语言能力、对电影的理解和对盲人的了解，三方面的专业水平缺一不可。尽管现在志愿者众多，但如何留住长期志愿者，提高志愿者讲述的专业能力，都是问题。他还想把电影讲述做成新形式的广播，但涉及知识产权，尚无可行的解决方案。

至于提供无障碍的信息服务，他想一想就忧心如焚：日本有30万盲人，像心目这样的有97家。中国的盲人数量日本的50多倍，坚持做下来的却只有红丹丹一家。

“一个领域的缺失是需要一群人去做的，就像开荒。我们都等着政府做，但很多时候需要民间” ，王伟力希望更多人一起参与进来。

董丽娜说，自己最大的希望，是想让志愿者主动引领盲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话，盲人的状况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你在街上一定会看到更多盲人。”郑涛的建议很简单：“别想做什么高度，持续关注就是成功的一半。有钱出钱，没钱你可以出力。”

郑晓洁有更全盘的考量。从2013年起，她就逐渐退出红丹丹的运营，交给工作人员管理。目前正在筹备基金会，计划打造专业的助盲生态，对盲人日常工作进行系统化梳理，例如出行、就医、购物、旅游，当然也包括看电影和话剧。

相比起曾经的大风大浪，如今让她烦心的都是小事儿。例如院子里的厕所堵过两次之后，盲人们只好出院门、过马路，走进对面的胡同里去上。至于开门时间到底多早，中午到下午两点之间盲人能不能排练唱歌，院里的台阶上能不能放雨伞之类的问题，更是隔三差五出点小摩擦。

“本来应该放在正事上面的心思，都放在这些个事上。”她抱怨着。想换个地方，却还没找到交通方便、适合盲人行动的平房。

但这都不是能影响大目标的事儿。“我决定做的事，十八匹马都拉不回来，有问题就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要让我改道儿，除非让我死……半辈子过去了，我还求什么呀。”她半开玩笑地说罢，拍一下大腿，爽快地笑起来。

两个月前，陈国月来找她，说自己有个心愿，想以心目的名义办个手风琴班，带一些人一起练。“我说我没想到，这进步太大了！他以前可是我们这儿的老大难啊，谁见都躲着走。”郑晓洁笑着说。陈国月还拿出两万块钱，自己买了几架旧手风琴，想着借给大家练。

两年前，他不小心被汽车撞伤，13根肋骨骨折。“当时觉得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谁知道阎王爷当街不要，又给推回来了。”于是又上法庭打官司。最后人家赔了20万。这两万块就是里面抽出来的钱。

那时他请郑晓洁陪同听证，郑晓洁欣然前往。她觉得这是举手之劳，而他至今感激。“你要想跟盲人说话，你必须把眼睛蒙上。感悟比学的东西要深。大伟是一双眼睛安在盲人心上。”陈国月说。又说：“盲人要学会感恩，社会改变你，你更应该改变自己。”

他现在周末还会选一天“出摊”卖艺，也没人赶他走了，他就不光唱，还要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连说带唱又拉琴，人称“风景一条线”。

郑晓洁答应他办手风琴班，可以提供场地、联系演出，但有个条件：必须自己成立小的管理委员会，自己写章程，协商小组事宜。和记者提起来，她脸色严肃：“希望盲人学会自我管理，自立自强，才有自我尊重，才是心理上有尊严的正常人。”

陈国月说，没问题。“有人问我说，有人来吗？我说你放心，先把这班建起来，慢慢来，只要咱们做得正，这班有一个人来了，咱们的教室就开下去。”不管水平怎么样，这个手风琴班他都想尽量弄好，让大家伙团结起来学点东西，多充实一下生活。

他说，自己的生活就好比唐僧取经，一难一难慢慢过，过哪儿算哪儿，如今也不求当个明眼人，对得起自己这一生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