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然大悟④︱夫差：勾践的另一半？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千万不要只把夫差看作是勾践的敌人！

夫差当然是勾践的敌人。所谓的吴越争霸，到了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手里，才出现真正的高潮。之前的吴越两国虽然也有摩擦，但是两个弱小的国家之间就算是斗来斗去，也谈不上争霸。是夫差在继承了父王阖闾的大业后，大败越国让勾践俯首为奴，才算揭开了吴越争霸的最后大幕。要记住，把勾践搞得可怜兮兮命悬一线的不是别人，正是夫差；而勾践的卧薪尝胆，也正是为了向夫差报仇。可以说，没有夫差也就没有勾践最后的称霸。将夫差、勾践二人称为一生的对手可谓恰如其分。

作为对手，夫差和勾践在各方面有着截然对立的不同之处：比如夫差好色而勾践自律，比如夫差生活奢靡而勾践朴素节俭，比如夫差讲究仁义而勾践心狠手辣……不过要说到最大的不同，则当属夫差不会说谎而勾践则是个中高手。在《吴越春秋》的众多主要角色中，夫差的特别之处正是在于他既不会说谎，也看不穿别人的谎言。

同样是一国之君，两个人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大到一方刚好是另一方的反面。于是，读者忍不住会想，如果把这两个看似拼得你死我活的敌人合在一起，岂不刚好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充满了欲望又懂得克制的人，一个既手腕强硬又想追求仁义之名的人，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说谎却又试图保持诚信的人……抱着这样的视角去看夫差和勾践之间的斗争，最终打败夫差的与其说是勾践，不如说是夫差的另一半。

为什么说夫差“愚”

夫差不会说谎的特点，其实是由伍子胥指出的。阖闾立太子时征询伍子胥的意见，后者推荐了夫差。阖闾担心夫差愚笨，不能很好地统治吴国。此时子胥说：“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于是阖闾才选择了夫差。

伍子胥对夫差的评价为其今后的表现打下了基调，而这也许正是阖闾所谓的“愚”。和其父阖闾相比，夫差的的确确不够聪明。在走向权力顶峰的路上，阖闾用尽了各种不择手段的计谋。先是设计刺杀了吴王僚——吴王僚不但是阖闾的君王还是他的亲人，接着为了斩草除根而刺杀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可以说，阖闾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敦于礼义”的反面教材。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争夺权力的斗争，阖闾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那么，阖闾对百姓的欺骗则找不到任何借口。

阖闾有个女儿叫做滕玉，为了一件小事耍了公主脾气自杀了。阖闾非常悲痛，于是想办法找人陪葬。他令人在吴国的集市中舞鹤，老百姓们看到了热闹，就蜂拥而至，不知不觉跟着舞鹤之人到了滕玉的墓中。吴王的手下就启动了机关把他们都关在了里面，让他们和滕玉共赴黄泉。阖闾这样耸人听闻之举，既是说谎，又很残忍，与“信以爱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阖闾嫌弃夫差愚蠢，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夫差的愚蠢体现在他容易相信别人，而他之所以容易相信别人，则是因为他“爱人”。当惨败后的勾践来到吴国为奴时，吴王夫差首先说的是：“寡人于子亦过矣。子不念先君之仇乎？”勾践只是想隐藏自己复仇之心，装得一片忠心来骗取夫差的信任，从而获得活命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手下败将，夫差居然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觉得自己对越国和越王都做得太过分了……要是阖闾复生听到这话，估计能被自己的儿子再活活气死——怎么就一点都没有自己心狠手辣的影子呢！而夫差一句“子不念先君之仇乎”则可以又把阖闾气活了：吴越两国的恩怨，先是起于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阖闾趁机起兵伐越，结果被刚刚即位的勾践打败，阖闾身受重伤，临死前叮嘱夫差不要忘记勾践的杀父之仇。现在，夫差觉得战胜了勾践就能算成功复仇了吗？看看身边的伍子胥是怎么为父亲复仇的！伍子胥为了复（父）仇而鞭仇人楚王之尸，可是夫差却对着仇人说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怪不得在阖闾看来，夫差“爱人”与“愚”划上了等号。

觉得夫差愚蠢的似乎并不仅仅是阖闾。事实上，两千多年来人们都觉得夫差是个愚蠢之人，对他居然看不穿勾践的野心而感到不可理解，从而忽视了夫差之所以“愚”的根源。“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究竟是哪一条导致了夫差的“愚”呢？其实，能够做到这三条的人，无疑是道德高尚之人，而事实上，勾践也至少做到了其中的一条。当夫差看到勾践和妻子衣着简陋地养马三年而面无愠色，并且和范蠡之间保持着君臣之礼时，他对太宰嚭说，越王和范蠡即使在穷厄之地，也不失君臣之礼，“寡人伤之”。夫差竟然会为勾践与范蠡的守礼而感动，这表明他自己对礼仪充满了敬畏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即使是无时无刻不再说谎的勾践，也恪守着必要的礼仪。那么，守礼的勾践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聪明，而同样守礼的夫差却让人觉得愚蠢呢？

僵硬的信与灵活的信

答案也许在于“信”字。在《论语》中，孔子和子贡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孔子明确地告诉子贡，“言必信”是小人之举。对此，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君子达士，贞而不谅，言不期苟信，舍藏随时，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迥，如小人也。”也就是说，君子有着比“信”更高的处事原则，会根据现实的需要而选择是否“信”。《论语》中反复强调，对朋友需要坚持信，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相反，对待敌人就不“必”信。也就是说，“言必信”的问题关键在于“必”。君子并不是不能信或不需信，而是不能死板地坚持“信”。《子罕》篇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显然是孔子所反对的。当“信”与其他原则相冲突时，就不需要一定遵守。

显而易见，作为君王的夫差在“信”勾践时，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把敌人当作了朋友。当勾践为了获得他的信任而选择尝粪便时，夫差甚至用“仁人”来夸赞勾践，把他当作一个忠臣。忠与仁，当然是典型的儒家道德标准。在赵晔的笔下，夫差是一个活脱脱的腐儒，只知道用这两大标准来僵硬地判断他人。根据这样的标准，夫差认为伍子胥不可信。他批评伍子胥说，自己生了三个月的病，伍子胥没有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送上好吃的东西，这是伍子胥不“仁”的标志，而一个不“仁”的臣子也就不会是一个忠臣。

以忠与仁为前提，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预测夫差的行为：对于他所认为忠与仁之人，他会选择信任，反之则会怀疑；而更重要的是，不论对方忠仁与否，他都不会选择说谎，有话直接说是他的不二选择。

几乎每一次夫差与伍子胥的对话都遵循了这一原则。有一次夫差征伐齐国后班师回朝，群臣祝贺，伍子胥对夫差说吴国“忠臣掩口，谗夫在侧”，对此夫差大怒，批驳说：“老臣多诈，为吴妖孽”。值得注意的是，夫差用了“诈”这个字，表明他并非对他人毫无防范，充分了解别人可能欺骗自己。他接着指出伍子胥不过是独揽大权而已，自己看在先王阖闾的面子上才对伍子胥忍让，警告对方不要不知好歹。可以看到，夫差完全不相信伍子胥的话，不过他的判断也并非毫无根据——伍子胥的确心怀鬼胎，偷偷把儿子送到了齐国。

更重要的是，夫差毫不掩饰自己心中所想，不像勾践对范蠡和文种那样或多或少留一手。对伍子胥，夫差直接定性为“不忠信”，其理由就是出使齐国时将儿子留在了齐国。很显然，夫差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对伍子胥的不信任，并非纯然出于昏庸。伍子胥是在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将儿子送到齐国的，而勾践将西施、郑旦献给夫差是在公元前482年。可以想见的是，此时的夫差已经不再信任伍子胥，因此伍子胥越是劝谏夫差提防勾践的美人计，夫差越不会听他的话。

夫差也不是一开始就无条件信任勾践的。他反复地考验勾践，一直到勾践尝了其粪便后才相信了勾践的忠心；而在将勾践定性为忠臣之后，夫差便报以百分百的信任。当勾践诈称越国缺粮要向吴国借粮食时，夫差马上答应了勾践的要求，丝毫都没有起疑，因为他认为：“越王信诚守道，不怀二心。”《吴越春秋》对这一幕的叙述颇值得玩味。在吴王表示愿意借给越国粮食后，伍子胥表示了反对，认为越国并无灾荒，借粮是越国的奸计。对此夫差再一次表示：勾践“岂敢有反吾之心”！这一个回合清楚地告诉我们夫差对“信”的坚持过于僵化，颇有刻舟求剑之感。他认为勾践做过令他信任之事，就永远是一个值得信任之人；同样，他觉得伍子胥不忠不信，就彻底否定伍子胥所有的话，即使伍子胥说的话有道理也不予理睬。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让夫差陷入了自己设下的道德陷阱。

伍子胥接着说，如果我们暂且相信越国遇到了饥饿问题，那么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吴国可以趁机灭了越国，要是给他们粮食，这恰恰违背了上天之意。伍子胥甚至用类似东郭先生的故事来警告夫差不要帮助勾践。然而，夫差表明越国有难而救之，这是符合德行之举，不必忧虑。伍子胥进一步用武王伐纣的典故，认为如果夫差这么做，有一天越国就会一样灭吴。

这时候整个对话的亮点出现了。一旁的太宰嚭反问伍子胥，武王难道不是纣王的臣子吗，即使他战胜了殷商，难道不是不义之举吗？太宰嚭一般被视为奸臣，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对伯夷、叔齐的回应。伍子胥回答说武王就是这样成名的，而太宰嚭则回答说他不愿意靠杀戮主上而成名。

可以看到，太宰嚭和伍子胥的对话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变了话题。伍子胥说的是如果借给越国粮食，吴国可能就要落得被灭的下场；而太宰嚭并没有直接否定伍子胥的这个结论，他所暗示的是越国如果灭了吴国，那么就会背上不义之名，而勾践是不会这么做的。两人其实并不是在同一话题下进行对话。如果说伍子胥是站在功利主义者的角度分析借粮的后果，那么太宰嚭的话则代表了道德主义者的立场。而夫差对太宰嚭的支持，也表明了他对道德的推崇。他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现实利益而违反仁义，或者说他认为不能在违背仁义的前提下去追逐现实利益。因此，不难想象夫差总结说，伍子胥的话“非忠臣之道，类于佞谀之人”，最终听从了太宰嚭的建议，将粮食借给了越国——这也就相信了勾践的谎言。

夫差与勾践：自我与影子

伍子胥和太宰嚭的争论让人想起了儒家的“义利之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西汉的董仲舒也有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很显然，太宰嚭的主张更符合儒家的观念，而支持太宰嚭的夫差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儒家的信徒。夫差对勾践信任的前提正是他对仁义的理解。由始至终，夫差都以“仁”自居，这使得他不愿意用恶意去揣测勾践，也就无法识别勾践的谎言。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推崇仁义的夫差不但最后惨遭灭国之痛，而且被视为昏君的典型呢？同样，为什么主张儒家观念的太宰嚭却是以奸臣形象被大家批判呢？

我们大可不必由此断定《吴越春秋》是在质疑儒家的伦理观念。夫差的问题，是在于僵硬地坚持“信”，不懂得灵活运用。同样，如果我们习惯性地用昏君奸臣来看待夫差和太宰嚭，用忠臣来看待伍子胥，否定前者的一切行为而赞扬后者的一切举动，那么也就会和夫差一样“僵硬”。《吴越春秋》的叙述告诉我们，不要简单地把标签贴在人身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多重性。耽于女色的夫差也可以不说谎言，贪财谄媚的太宰嚭可以宣扬仁义，用于直谏的伍子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卧薪尝胆的勾践则善于欺诈。没有一个纯然的“善”者，也没有一个完全的“恶”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夫差与勾践合二为一。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由意识和潜意识组成的。占据个人意识主导部分的“自我”经常被误认为是一个人的全部，而潜意识组成的“影子”尽管被自我所压制，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又会对自我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夫差看成是“自我”，那么勾践就是他的“影子”；反之亦然。一方面，夫差希望自己是一个仁义的君王；而另一方面，他的潜意识可能知道要强大就必须要说谎，因此他竭力否定或者说完全无视“说谎”的潜意识。同样，勾践希望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君王，而与此同时他也希望人们称颂自己的德行，当两者出现冲突时他会选择不择手段地用说谎来追求“强大”。

更重要的是，自我和影子的关系并不只限于个人，社会群体一样具有着“潜意识”。越国的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君王带领他们复仇，也希望自己的君王是仁义的；同样，吴国的百姓希望自己的君王在推崇仁义的同时，也能捍卫吴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现实中要同时做到却是如此的困难。那么，在复仇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时，大家就会无视“信”；而在仁义成为最高准则时，也就会由于扼杀那个逐“利”的“影子”而导致了吴国的衰落。《吴越春秋》告诉我们，把夫差和勾践的优点合在一起，才可能会出现一个春秋时代的“理想”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