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如何利用神道教为其侵华服务

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神社作为神道教的神圣场所，既是宗教思想的体现，也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但鲜为人知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神社曾作为侵华日军的先兵在中国境内泛滥一时。这段史实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直到近年才逐渐浮出水面，各地相继报导发现了日本神社式的建筑。

青岛神社旧影，始建于1916年，用于供奉天照大神和祭奠攻占青岛期间死亡的日军官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当地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将其拆除。

“超越宗教的非宗教的宗教”

如果说神社本身是作为宗教的神道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境内的神社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神道的象征。在谈及中国境内的神社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理清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的来龙去脉。

1868年1月，以明治天皇为核心的新政府军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击溃幕府军队，为倒幕运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3月，新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倒幕运动接近尾声。但国内的局势并不太平，旧幕府势力形成“奥羽越列藩同盟”在东部地区顽抗，各地的农民抗争与市民暴动此起彼伏。面对复杂的国内政局，在“尊皇”的口号中建立起来的明治新政权迫切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树天皇的威严。为此，新政府加紧了神道国教化（即国家神道）的进程，使之成为构建天皇神话的理论基础。

明治政府对民间神社所做的整理，成为构建国家神道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年3月13日，新政府发布“祭政一致”布告：“兹者王政复古，根据神武创业之基，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制度。首先在恢复、建立神祇官之后，亦将陆续举办各式祭典。……诸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等，嗣后均归由神祇官管辖。”长达数十年的神社整理由此拉开了序幕。所谓神社整理就是现存神社的废止、合并或转移到其他神社境内，而废止、合并或转移的基准则来自政府的统一规定。1871年，明治政府正式宣布以祭祀皇室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为大元缔，制订正式社格（神社等级），规定由神祇官统一管辖全国神社。该年5月，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规定了官社、诸社的区别和社格。紧接的7月又制定了《乡社定则》，正式规定府县社、乡社、村社的社格，没有授予以上社格的神社视则为无格社。于是，神社被分成了官社、府县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五个等级，按照中央集权方式重新编组。由此，原本零散于民间各地的神社有了统一的规划，一并纳入到国家神道的体系之中。

1913—1914年内务省先后发布了《官国币社以下神社神职奉务规则》《官国币社以下神社祭祀令》与《官国币社以下神社祭式》，把明治维新以来的神社整理作了最终总结：以伊势神宫为顶点，将全国各地的神社按金字塔型编成国家的祭祀体系，神社被定位成国家祭祀的场所，天皇就是最高神天照大神灵统的祭主。至此，天皇的神圣地位再次被凸显出来，神社整理运动也基本宣告完成。

日本伊势神宫

以神社整理的方式改革神道教，进而提高与巩固天皇的崇高地位，这在历史上并非首创。早在7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之时，当时的皇室就曾通过神社整理建立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神道。但近代初期的国家神道又具有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祭政一致”的旗帜下，神社祭祀不仅作为天皇神圣的依据，更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紧密捆绑在了一起。1890年颁布的《设置神祇官申请书》充分说明了神社祭祀、国家神道和民族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夫天地神祇，均在祖宗与祖宗之臣民，皆在效力于国家之创始和守城者。由是，当知我祭祀之礼绝非基于宗教之信念，乃基于国家之感想。即本邦之祭祀为国家祖传之特有仪式，须以之为国种民族统一之表象，永久保存。夫大小神社，为皇祖皇宗，为臣民之祖宗，即国家之重大祭祀。神祇道乃国家祖宗之遗训。轻侮神祇道即轻侮皇室、轻侮国家、轻侮国家之祖宗，亦轻侮轻侮者之祖先。”

如果说对于其他宗教人们尚有不信或不敬的自由，那么对于国家神道则没有这种的自由。它是一种与祖先崇拜相结合，以天照大神为祖先神，国民必须相信、必须崇敬的信仰。在神道教中，神社首先是祭祀的场所，但在经过整理的神社中举行的祭祀已经具备了国家祭祀的性质，国民在国家祭祀中被引向对拥有共同祖先“天祖”的民族国家的崇敬。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国家神道是明治日本效仿西欧各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模式，重编传统、重新构建起来的“超越宗教的非宗教的宗教”。

神社在中国的扩张

国家神道的建立促进了日本国民的整合，对于日本从近代化的浪潮中脱颖而出有着一定的贡献。但即便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当国家间对立趋于表面化时，也便容易趋附于国家的权力。20世纪随着日本不断扩大对外侵略，国家神道蜕变为战争的工具。二战期间日本全国已有大小神社10万多个，遍布每一个角落，成为实行国民控制和宣扬军国主义的场所。不仅如此，神社还作为侵略的先兵，向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区急速扩张。

台湾神社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神社。1895年10月，率军进攻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死于台南，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立神社，将其作为神来祭祀。台湾神社始建于1900年9月，到1901年建成，后改称为神宫，这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神社的开始。此后，总督府凭借行政力量在全台各地建造神社，包括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花莲港、台东、澎湖等地。其中，除了开山神社祭祀郑成功外，其他各社都祭有这位北白川宫能久亲王。

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1895）

台湾现存最完整的桃园神社，供奉北白川宫能久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实际控制了朝鲜，随即目光转向中国的东北。鉴于安东是从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的必经要道，当地的日本团体于1905年10月在中国东北最早建起了安东神社。紧接着，日本又在“满铁”沿线的重要城镇相继建立神社，如关水神社、千山神社、抚顺神社、辽阳神社、公主岭神社、大连神社、铁岭稻荷神社等等。至伪满成立前，中国东北的神社已经达到44座，其目的被定位为“怀柔土人”“沐浴皇化”“精神上慰安同胞”。同一时段里，在作为通商港口或日租界的上海、青岛、大连、厦门等地也相继出现日本神社，但与东北神社不同的是，这些神社当时未必都有宗教侵略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在华日本人提供宗教服务的，规模也不算大。

明信片上的汉口神社。始建于1934年，抗战爆发后一度被当地军民捣毁，1938年汉口陷落后重建，抗战胜利后最终拆除

日本神社在中国的大肆扩张，主要是1931到1945年期间。九一八事变后，神道界人士纷纷要求乘军事胜利在中国大力推进神道布教，就连日本军队里也配备了神职人员，每个师团配备3名，每个兵站监配备2名，每个独立旅团配备1名，负责所属部队的祭祀、宣抚和教化。有鉴于此，1936年6月日本外务省颁布了《“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神社规则》，对在中国建立神社做出统一的申报要求，对已有神社则要求核实汇报。七七事变前，日本的神社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日租界内；事变发生后，“兴亚院”和神道界立刻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在中国各地，尤其是在那些在军事、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城市中修建神社，北自东北的兴安岭地区，南至香港、广州，东起青岛，西至包头、太原。

（编者注：图内“厚和”是伪政权对呼和浩特的称呼）

1940年是日本皇纪的2600年，在中国各地建造神社的数目也在那一年达到了极盛。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于该年第二次访日，在日本的旨意下捧回了天照大神放在建国神庙中供养，让伪满官员顶礼膜拜。此后，东北的神社数量呈现急剧增加之势。据统计，至日本战败时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有据可查的神社已达到了302座，在短短15年的时间内数量就比前30年翻了近六倍之多，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建于40年代。中国其他地区的神社建造情况也基本类似，从下表的数据中可以看到，1940年建造神社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25年的总和。

神社中通常都会奉有祭神，并且选择若干其他神祇作为他们的配祀。在上述神社中，最常见的祭神自然是作为“天祖”的天照大神和建立起近代天皇制的明治天皇，但更引人注意的是，几乎一半以上的神社都祭有大国主神。据外务省档案的记载，这是因为大国主神作为开拓殖产之神，在殖民地受到特别的崇敬。

侵华日军的帮凶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先后在华建立神社多达500至600座，这个庞大的神社体系一定意义上即是日本国内神社网络和国家神道在中国境内的扩大与延伸。此时的国家神道已经成为宣扬战争的工具，在这个以神社为节点的巨大的国家神道网络中，神社的最根本作用也就是为战争做精神上的动员。

具体来说，中国境内日本可以动员的力量主要有三种，即在华日侨、侵华日军、沦陷区的伪政府和伪军。对于不同的力量，神社所起的动员作用各不相同又相互关联。

1. 对于在华日侨：煽动民族情绪的场所。

国家神道伴随着神社的建立扩张到了中国，因而在华神社最直接、最明显的功能就是维持中国境内日本侨民的神道信仰，煽动其民族情绪，从而为战争的全面展开争取侨民的广泛支持。以日军的“铁力训练所”为例，“青年义勇队”的训练生们在离开日本前必须先到靖国神社去参拜，等到到达了铁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到神社去参拜，为的是感谢天照大神护佑他们一路平安，两国的神社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关联。

神社的选址往往十分讲究。如南京神社最终选址在南京城西的五台山顶，因为此处是南京的制高点之一，可以俯瞰全城。这也意味着全城的日侨都可以看到神社，都能感受到天皇的“御陵威”和“祖国的光芒”。不仅如此，神社里的供奉人员都为日本人，服装有严格的规定：皇族参拜及大祭穿正装，中祭穿礼装，小祭和平时穿常装。平时若有中国人进入神社，则必须鞠躬，否则就要挨打。神社的使用也有细致的规章，神社以外的人如需使用神社院落，须向所辖的帝国领事馆详细汇报使用目的、使用面积、使用期限和租用金等等。以上种种，目的都在于为神社营造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氛围，神社的神圣即意味着国家的神圣，日侨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也就能随之被激发出来。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神社中宣扬民族情绪、鼓舞士气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有时，神社还会被用于展出日军获得的中国军队的武器。如1937年上海沦陷后，上海神社社司鹤田荣治在给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广田乙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报告中提到：将此次“日支事变”（注：即“七七事变”）以来光辉战利品陈列于上海神社境内，以加深侨民对本次事变的认识，进而永久奉答“英灵”。

上海神社旧影，始建于1938年，用于供奉淞沪会战中死者的亡灵，抗战胜利后拆除

2．对于侵华日军：暂存死者骨灰的场所。

随着战争的进行，神社数目不断膨胀，所祭之神不再限于神话人物和历代天皇，战死的日本军人都可作为“英灵”给予祭祀。北白川宫能久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在对外占领中死亡而被封为神的人物，这种方式在进攻中国大陆时得到推广，借以鼓舞日本士兵的士气，神社也就成为了祭祀所谓“英灵”的场所。

在大陆战场上死亡或病故的日军尸体通常就地焚化，装入骨灰盒，暂存于神社中。为解决成千上万日军官兵的骨灰盒的问题，日军在中国各地建立神社的数量急剧上升，各种祭奠仪式也随之越发频繁。江南地区建立最早的神社是上海神社，境内的护国神社也与后来的南京护国神社相似，一度被日军用作祭祀一二八事变和淞沪战役中死者亡灵的场所。1942年南京神社建成，成为中国最大的日本神社，附近的清凉山正是焚烧日军尸体的场所，每当有日军死亡将士的尸体在清凉山火化装盒，就会由日本宪兵队和仪仗兵列队护送，送入五台山的南京神社暂存，接受祭祀以获得“死后的安宁”。最隆重的一次祭祀仪式发生在1942年12月底，驻汉口日军派一艘炮舰送来第十一军司令官象田攻中将及其他十九名将佐的骨灰盒。当事人回忆说，当时“神社外有上千日军家属、侨民、商人，一齐放声嚎哭，呼天抢地；神社的主祭师等人员迎上来再三鞠躬，执拂尘开道，引着浩浩荡荡的送灵队伍进入低垂着太阳旗的大门……”

这样的祭奠仪式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也同样进行着。日军把祭祀活动的日期扩展到纪元节、天长节、宣诏纪念日以及其它重要节日，这样一来，每年的祭祀活动日就多达40余天。每当祭日，侵华日军每年都强行召集当地县城的日本居民、伪职官员、青年学生都到神社参加祭祀活动。参加者面对大殿“默哀”，背诵“《国民训》”等。如此“神圣”而又繁杂的仪式，无非就是要证明“死后安宁”这一美丽谎言，引导生者甘愿为所谓国家事业而从容赴死。

3. 对于伪政府和伪军：各种祭典仪式的场所。

日军占领一地后常常会扶植伪政府与伪军，当地的神社则通过举行各种祭典仪式，进而改变宗教信仰，不断强化伪政府和伪军作为日军侵华帮凶的自我定位。

以沦陷时间最长的东北地区为例。伪“满洲国”成立不久，伪政府要员就已多次受邀前去参加日本式的神道祭祀活动，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1932年6月4日的日记中提到“日本长春神社祈福祭，请往观礼，祭毕摄影”。溥仪本人也常常被迫参加各种日军将士的慰灵祭，尤其是每逢“建国神庙”中的大祭都必须亲临祭典。侵华日军还将每月8日定为“昭书奉戴日”，伪职人员须带领学生们着统一服装到神社接受“神道广义”和“军国广义”教育，听日本官员宣讲“天照大神”的英明和介绍死亡军人的“功绩”。常态性仪式具有不断提醒，强化记忆的功能。仪式中不仅有施礼者和受礼者，还有众多的旁观者，在观看过程中转化为仪式的实际参与者，这些具有持久性和重复性的传输，即不断进行反复宣教，使人们形成深刻的习惯性记忆。

伴随各种仪式的常态化，伪“满洲国”的宗教信仰也受到了冲击。伪满建立初期，其政权性质还带有较强的儒教色彩，但随着神道仪式的全面展开，儒教的地位不断衰落。自1940年溥仪从日本捧回天照大神放在“建国神庙”中供奉后，奉祀天照大神的宗教就实际上成为了伪满的“国教”，当地人每次经过神庙都要行90度的“最敬礼”，青年男女结婚则必须采用神前婚的形式。同时，伪满还大力宣扬“‘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护下建立的”，若对天照大神犯有不敬，将被判1到7年有期徒刑。制定的“《国民训》”第一条即是“国民须念‘建国’溯源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当时的内蒙古东部也被伪“满洲国”占据，1940年初日军在张家口建造了“蒙疆神社”，称其为“蒙疆地区的总守护神”与“东亚民族的精神据点”。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沦陷区中亦不少见，虽然其规模难以与伪“满洲国”相比，但当地的伪政府、伪军，乃至居民在反复的日式遥拜、祭典和诵读仪式中，被不断灌输惟神之道，消磨民族意识，代之以为日军效命的记忆思维，其战争动员的意义依然可见。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所说：“仪式语言作为一种记忆手段，具有强大的力量。”

大国主神铜像（日本出云大社）

结语

在华神社的建立是与日本的战争动员方针紧密相连的。一方面，神社成为了在华日侨宣泄民族情绪、支持战争的主要场所，将侨民也吸收到“总体战”的框架之中；同时又通过种种反复进行的仪式，消磨沦陷区伪军、伪政府，乃至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使其甘愿成为日本侵华的帮手。另一方面，神社成为战争中暂时存放战死日军骨灰的场所，与日本本土的靖国神社紧密相联，以“死后安宁”美丽谎言诱使日本士兵为战争事业倾尽全力。神社的扩张，本质上就是国家神道的扩张，与军事上的侵略紧密配合，成为侵华战车的双轮。

1945年美国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随即发布了《神道指令》，宣布政教分离，标志着国家神道的瓦解。大部分中国境内的日本神社也在抗战胜利后被拆除或废弃，这段历史随之被人们淡忘。但是，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没有从亚洲的上空彻底消失。作为死亡日军“灵之所在”的靖国神社，至今供奉着14位甲级战犯的“英灵”，接受多届日本首相的参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华神社的史实才开始被重新提及，各处的遗迹与相关记载也才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王金林：《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2. 村上重良：《国家神道》，聂长振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9月。

3. 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董炳月译，三联书店，2007年。

4. 《本邦神社関係雑件》，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