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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往事丨父亲金性尧的印章轶事

金文男

2017-10-13 18:33

来源：微信公号“上海古籍出版社”

今年上半年，因着中国诗词大会的举行，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诗词热”，父亲的传世名著《唐诗三百首新注》也再次风行，从古都北京到魔都上海，典藏版、平装版、精装版一印再印，还时有脱销；期间举行了上海教育博览会的讲座，以及上海图书公司的海上博雅讲坛还有签名售书。

令我感动的是，时不时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托人来请笔者钤印盖章，还有要求题词留念的。

为回报读者朋友的满腔热诚及踊跃购书，笔者特撰此文，将钤印在读者书中的印鉴及父亲其他的印章择要做些简介，以及讲述一些和印章有关的趣文轶事，希望广大喜爱祖国古典诗词和父亲著作的读者朋友喜欢并指正。

《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典藏版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精装版

父亲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一生爱书、买书、写书、收藏书，同时也喜欢收藏印章。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在主编杂志广交文化读书界朋友的同时，曾请朋友和印社为其治章。壬午（公元1942）年曾辑有《星屋印谱》，从中可见不少篆刻名家所治印鉴，可是经过“文革”劫难，其中绝大部分已不在主人印箧中。

八九十年代，父亲勤勉著述，每有新作问世，总会签名钤印广赠朋友，当时也曾请篆刻家朋友铸刻名章和闲章，因此得以保存至今；这当与他老人家的著作一起，千古流传！

父亲《星屋印谱》跋云：

年来颇有金石之好。间亦托印社代征名家之作。今迺（乃）居然有此一帙矣。今春复得夗央（鸳鸯）印一双，篆以吾夫妇著述之名，窃比于前人心心相印之义。良以劫中风物，触眼牢愁，偶得小闲，辄不胜摩挲低徊之感。雨夜凄寂，怆然起坐，略加抉剔，汇为兹集。盖欲令此一点灵犀，如金石之历劫不磨耳。

癸未仲秋，辱斋挑灯

以下逐一对部分印章进行简介：

此印文“毛桿”；据《星屋印谱》，为西泠印社所治。父亲小名大毛，毛杆当是小名化成；父亲十七八岁时在家乡《定海舟报·欸乃》上始用笔名“毛杆”发表文章。

印文“星屋”；边款为“庚辰春正月为性堯仁兄作式熊刻于滬上”；又一边款“其石刻辛巳人日”；当是高式熊治于1940年；星屋为父亲的别号名。

印文为“星屋”，据《星屋印谱》，应为冯初光所治。

印文“金性堯印”；边款为“辛巳初春逸仿漢鑄印”；应为逸治于1941年。

印文为“性堯”，边款为“壬午春來試灯之夕楚生”，当是来楚生治于1942年。

印文“文載道印”，边款为“壬午七月為性堯先生刻筆名此作自謂得漢印三昧君匋”，又一边款“秀州”；当为钱君匋治于1942年；文载道是父亲青年时代最爱用、也是知名度最高的笔名。

印文“性堯所得”；边款“性堯大兄藏書之印式熊壬午仲冬”；当是高式熊治于1942年。

印文“星屋夜讀”；据《星屋印谱》，为马三纲所治；周作人为父亲所书行书“儿童故事诗”立轴右下角所钤；今此印章已非主人所藏。

印文“載道”；据《星屋印谱》，为陶寿伯所治；周作人为父亲所书行书“儿童故事诗”立轴右下角所钤；今此印章已非主人所藏。

印文“金性堯”；据《星屋印谱》，为钱瘦铁所治；周作人为父亲所书行书“儿童故事诗”立轴左下角所钤；今此印章已非主人所藏。

印文为“星屋”；据《星屋印谱》，为来楚生所治；周作人为父亲所书行书“儿童故事诗”立轴左下角所钤；今此印章已非主人所藏。

印文为“金性堯”；印章顶端有“況厂刻”三字。

印文“金性堯”；边款为“金性堯先生之印庚申秌子良刻”；当是茅子良治于1980年秋。

印文“金性堯”，边款“性堯老兄正徐孝穆刻”；当为徐孝穆刻。

印文“性堯六十以後之作”，边款为“性堯老兄教正庚申七月式熊刻”；当是父亲为《唐诗三百首新注》出版，专请高式熊治于1980年。

印文“金性堯”；边款“性堯先生七十大壽子良恭祝”；当是茅子良治于1986年。

印文“金性堯印”；边款为“性堯先生雅正一九八六年春秦坡刻”。

印文“人生七十”；边款为“性堯金老先生命刻丙寅秋日子良”；当是茅子良治于1986年。

印文“人間要好詩”，边款为“性堯兄近作爐邊詩話出版属刻白香山句去疾丁卯三月”；当是父亲为《炉边诗话》出版，专请方去疾治于1987年。

印文为“金性堯”；边款为“星斋老人雅正浣亭石父箓于丙子”；当是顾慧敏治于1996年。

印文“金性堯”；边款为“善者氣陽仁者壽高學者志遠性堯吾師鑒正頋慧敏”；当是顾慧敏治。

八年前，当我得知周作人为父亲所书行书轴“儿童杂事诗十六首”，将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时，曾写过一篇文章，范笑我助我发于网上，现附录于下：

这幅书轴是怎样流落到您的手里？

金文男

近日从网上得知，周作人于1947年为父亲金性尧所书的行书轴“儿童杂事诗十六首”，将于本月25日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近现代书画专场上拍卖，不禁心情复杂，思绪纷乱⋯⋯

从网上预展的图录可见：行书轴为96厘米长，32.5厘米宽，朱丝边栏，款识：“民国三十六年大暑节后，中夜闻蛙声不寐，戏录儿童杂事诗十六首，书为性尧先生雅教，周作人。” 在落款的下方，周钤有 “周作人”、“苦茶庵”、“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等三方印鉴，在朱丝栏的右上方还钤有“苦雨斋”、“苦茶庵知堂记”等二方印鉴，父亲在朱丝栏外的左右两边、周作人印鉴的下方钤有 “星屋”、“文载道印”、“金性尧”、“载道”、“星屋夜读”等五方鉴藏印章，可见父亲当年收下之后珍爱之甚。

周作人的行书正如父亲在《叶落归根》（1989年所作回忆周作人的散文）一文中所说，周的“书法近于唐人写经”，“娟秀有余，苍劲不足”，父亲曾在75岁所作《知堂的两本书》中提到，他与周作人之间曾有四十通书信来往，周还赠与父亲签名书、立轴与扇面，“儿童杂事诗”自然是其中的一幅，而“这几件手迹，不言而喻，现在已经片甲不留，连同他签名送我的好多本书”。

所谓的“不言而喻”，是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其时我是十四五岁的单纯少年，亲身经历了四次“红卫兵”、“造反派”的抄家，最后一次则是毁灭性的抄家，积父亲前半辈子心血的几万册藏书、几百幅字画一二天中被荡然抄尽，包括周作人所送的签名书、立轴、扇面⋯⋯

“文革”结束，八十年代初开始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单位虽然也让父亲回忆被抄书籍以及字画，想尽量找回原物发还，但一些珍本善本和名贵字画，早已无迹可寻。一是抄去物资在辗转过程中不乏流失或被人窃取；二是抄家浪潮过后，有关方面最早进入集中堆藏抄家书画古籍文物的仓库，挑选有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先行拿去，父亲所藏书籍字画大多是精选而藏，早已被挑走了吧。所以到后来，落实政策部门实在发还不了原书原画，便只能以其它书和字画凑数。父亲在《滥竽录》一文中曾道：“这之后是‘四凶’覆灭，落实政策，被抄的图书，先是由管理单位送来，后来跟着人事干部到大场（地名）的仓库里自己捡寻。地上大堆书，无法一本一本检认，后来索性用大铁铲来铲，所以发还的书都是七零八落，有的需要重新装订。”查索父亲的日记，确有1985年4月10日和1986年3月27日两天，他是去上海大场仓库，挑选书籍以凑数。

现在推断，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十六首”，当初也一定是这样被抄后而不知去向何方，父亲后来只能是在文章中深情回忆一下，作为子女的我，更无缘企及；但，历史的辛辣就在于，该作品如今竟然以这样的形式进入了我的眼帘，这不禁让我痛思：现今拍品的委托人，您是谁？这幅书轴是怎样流落到您的手里？当您把它拿出来拍卖以望取得经济的巨利时，您有没有想到过书轴主人的感受？尽管“文革”作为一场错误的运动被否定了，但是成千上万普通公民在其中所损失的财产、遭受的屈辱以至失去的生命，并未因运动否定而能恢复或挽回。

愿此文能引起所有在“文革”中和我家有相似遭遇的人们的共鸣，在社会法治逐步完善的今天，愿人们深思巴金老人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