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80年③｜为什么是西南联大：三校八年何以合作无间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也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显然，西南联大的史料也是中国抗战史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组成“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奔赴云南蒙自、昆明，湖南长沙，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和寻访抗战遗迹和人物。

澎湃新闻今天刊发的文章重点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三所历史完全不同的大学能够合作无间，并长达八年之久。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西北角，复刻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牌匾，昭示着这里的文脉传承。一块“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立在葱荣草木间，联大老校友每每“归来”，必会走到碑前驻足。西南联大研究学者、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曾回忆，1978年杨振宁首次回母校，就携家人在联大纪念碑前唱起校歌。

这块当年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的“三绝碑”上，以千字之文述及联大在“抗战八年”中的历史，可纪念者有四，其二云：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末了在碑铭中亦写下：“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同样的石碑如今还分别被复制立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然而，无论是与西南联大同期设立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主要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所国立大学组成），还是迟至抗战全面爆发5年后的1942年合组的国立东南联合大学，都存在几校间意见不合的情况，维持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不到两年，均告分立。

这也给中国教育史留下了一个谜题：为什么只有西南联大走到了最后？不仅如此，还人才辈出，弦诵不绝？

联合的班底

国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西南联大研究专著，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1997年出版的《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西南联合大学之路》。近期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讲坛和西南联大博物馆已将此书翻译完毕，正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安排出版。楠原俊代在书中就特别分析了三校之间的关系和差异。

该书译者卢连涛告诉“记录中国”报道团队，书中引用西南联大校友张起钧所写《西南联大纪要》一文，指出北大和清华既有创设以来的历史差异，也有巨大的校风差异，简言之“中西不同”“老少不同”“政学不同”，但三校之间也不乏联合基础。

人员关系是一方面，如时任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清北两校的教授中很多毕业于对方学校（如清华“五霸”中的刘文典、冯友兰、朱自清皆为北大出身，胡适又是清华的官费留学生），也一直进行着兼职教授的互聘。此外，1937年夏天，清华北大原本还计划首次联合招生，只因卢沟桥事变才“胎死腹中”。

不过放到西南联大的现实语境下，内在矛盾也是结构性的。西南联大校友何炳棣曾分析：“主要是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而南开、清华之间自始即密切合作，因为南开行政及教学方面领导人物多是两校共同栽培出来的，自梅贻琦以降大体是如此。”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记载：“西南联大时期，以1939年为例，全校教师共269人。其中北大89人，清华150人，南开30人。”清华的教师人数比北大和南开两校总和还要多。

在办学经费方面，中南大学档案馆副研究员、档案与校史编研专业委员会主任黄珊琦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指出：“清华大学以稳定的‘庚子赔款’为基金，并在长沙购买地皮。如今中南大学的‘和平楼’、‘民主楼’，即是当年清华大学修建的校舍，由梁思成夫妇设计。”而北大和南开的经费完全靠政府拨款，在战争时期时常难以保证。

三校的实力差异直接体现在行政管理、经费分配等方面，客观上形成了以清华为主导的态势。冯友兰晚年曾撰文回忆联大的领导体制，“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

对此，常以“最高学府”自视的北大师生，心里难免不好受。尤以院长安排一事为导火索，险些酿成北大“独立”。

1938年初，联大原拟定的四个学院院长中，文学院院长为北大教授，理、工学院院长为清华教授，法商学院院长为南开教授。然而胡适尚未到任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于是联大文学院院长由清华教授冯友兰代理。这样一来，四个学院院长中完全没有北大教授。

联大文学院初期在云南蒙自办学，钱穆曾在《师友杂忆》一书中记述：“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冯友兰）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可见当时西南联大校际关系之微妙。最后还是钱穆“此乃何时”一席话力压众议。

其实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三校的矛盾就已凸显。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曾在一篇记述蒋梦麟的文章中披露：当筹建联合大学一度毫无进展的时候，有人劝说蒋校长干脆“散伙”。

蒋随即正色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

“如云如海如山”

西南联大的领导制度实行常委制，即三位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三位校长均为常委；常委会主席由三位校长轮流担任。而实际上，常委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

“张伯苓曾用幽默的口吻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即你做我的代表，而蒋梦麟则托付三位校长中年龄最轻的梅贻琦：‘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张晓唯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大概就是1939年春蒋梦麟致胡适信中所说的‘三校以互让为风，三位已成一体’的合作氛围。”

“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蒋梦麟常和同仁提起西北联大的过往，曾说：“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因此，蒋梦麟才说，“在联大，我的不管就是管。”他全力支持梅贻琦的工作，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书法和写作自传《西潮》，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主席等职。

面对清华一校的分量可能过于突出引起的问题，清华校长梅贻琦采用了“合中有分”的创新体制，他没有把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研究员戴美政对“记录中国”报道团队说：“联大的教学合在一起，但科研各自独立。从各自独立的研究单位来看，分为培养研究生的研究院和非培养研究生的专门研究机构。研究生共同的课程，由三校统一开设，专业课程则是各自分别讲授。专门研究机构有清华独有的特种研究所和南开的边疆人文研究室。”

除了研究单位各自独立，三校的办事机构也是如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分别设立自己的办事处，保留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组织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相关事务。

西南联大教授吴泽霖曾在书中写到：“梅贻琦先生利用庚子赔款基金拨给清华的经费，在昆明建立了国情普查、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等研究所（即特种研究所），使清华人员参加了这些机构的工作，减少了清华在联大的名额，从而使三校在联大体现了较好的平衡，促进了学校内部的团结。为嗣后八年的顺利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吴宝璋在《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大》一文中写道：“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联合办学的高校中最著名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它是所有联合办学的高校中，唯一一所坚持到底的。”

黄钰生和查良钊是西南联大稍晚创建的师范学院的第一、二任院长。有一年西南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查良钊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

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在如是氛围下，西南联大自然留下了无数文人轶事。外文系教授吴宓有时间会去旁听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课。每次，吴宓总是坐在后排，刘文典总是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张目抬头望向后排的吴宓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常令全场暗笑不已。

“抗战时期，中国大地战火纷飞，昆明上空经常投来日机炸弹，在这种环境下，教授们坚持教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在受访过程中，突然动情地讲起经济系教授陈岱孙的故事：昆明雨季很长，但校舍是铁皮屋顶，下雨天雨声噼里啪啦，陈岱孙有次上课，不得不被雨声打断，便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此情此景，能说出‘停课赏雨’四个字，是何等情怀。”

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

不过，在烽火战时，西南联大也绝非隔绝于政治的“世外桃源”。

陕西理工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陈海儒曾撰文指出，西北联大解体分立的原因，除了“内部分裂说”，至少还有“防共控制说”、“开发西北说”两种，三者互相作用。

在“防共控制说”方面，据陈海儒分析，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期计划设立，但从最初指派管理人员上，可见教育部对西北联大有“特殊关照”和牢牢控制的意图，三位校长当即不满要求辞职。此后针对有“抗大第二”的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国民党中央和教育部要求解聘多位亲共教授被拒，两位校长提出辞职，不久教育部便宣布西北联大解散改组。

冯友兰之女宗璞在《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中记述了两件西南联大“和政府打交道”的往事。

一件是1942年6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直言“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冯友兰执笔此函，历数五条“同人所未喻”，望由学校呈请作为“训令之例外”。

“此函上呈后，西南联大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仍是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这说明斗争是有效果的。”宗璞写道。

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才有汪曾祺笔下那些不拘一格的联大教授们：刘文典讲《庄子》，开头就是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东拉西扯时还常常批评起一些没有水平的注解家和教授；罗庸讲杜诗，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又是另一种风格，开“词选”课讲《花间集》，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现年94岁的陈有余曾任西南联大总务科十五组职员。他告诉“记录中国”报道团队：“有些教授的课挤满了人。比如闻一多先生的课，有人坐着，有人站着，还有许多人就站在门口、窗外听课的。教室时不时传来很热烈的掌声，有很多人是来旁听的。”在此背后，是闻一多在油灯下备课，往往为了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解释，查阅大量书籍。讲屈原的《天问》，他就曾多次修改讲稿。

“教授治校，民主办学”恰是西南联大精神之一。戴美政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介绍：“‘教授治校’的体制设有校务会、教授会和专门委员会。校务会是联大的决策机构，教授会是联大的咨询机构，均为教授组成。这样教授就可以对学校的诸多事务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充分发挥教授们在学校中的作用。”

但这些掌握着“大权”的教授，却不恋权和利。宗璞在上述文章中接着写道，1942年，昆明物价飞涨，当时的教育部提出要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这应该说是需要的，但是他们拒绝了。

25位担任各院院长、系主任等职务的教授给学校常委会联名写了一封信，自陈“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将课外肩负的一部分行政责任“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力。”他们还提出，“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另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

“这样想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群人。除这25位先生外，还有许多位教授，也是这样的。”宗璞在文中感叹，“有这样高水平的知识群体，怎么能办不好一所学校。”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的这番话，流传至今。

自由与严格

抗战8年，算上联大附中和附小，“西南联大系”校友中后来有174人被评为院士，如果再加上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其他国家授予联大校友的院士头衔，数量还不止于此。其中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3人。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叶笃正、吴征镒等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西南联大真正做到了使中国教育人才辈出，弦诵不绝。

“通才教育”是西南联大在今天备受称誉的原因之一。西南联大规定：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4年汇总必须修满136个学分（约相当于30门课程），其中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一般来说必修课为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选修课没有院系限制，可以选本系，选别系，还可以跨学院选课。

既然以“通才”而非“专才”为目标，学校自然非常重视基础课。西南联大的基础课都由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和系主任担任。如《中国史》是冯友兰教授，《微积分》是杨武之教授，《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授，《经济概论》是陈岱孙教授等。

自由的选课制度配合自由的转系制度，给予了学生充分塑造与发现自我的天地。如爱好诗歌和漫画的赵宝煦（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从化工系转到了政治系。

教学制度的自由，与学生生源的多元，相得益彰。学校登记册上有旁听生（无法取得学籍和学位的，在联大听课的学生）、借读生（学籍在别校，在联大就读的学生）、正式生。没考上西南联大的学生慕名而来听课，便以旁听生的制度登记上学。刺杀大军阀孙传芳的“民国奇女子”施剑翘就是旁听生中的一员，给许多联大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联大实行淘汰制，对学生十分严格。按照学分制、选修课制和必修课制规定，学生必须修满学分才能毕业。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补考，只能重修。

陈有余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回忆：“当时的吃住条件很差，40个人挤一间屋子睡。有的学生交不起住宿费，就睡在食堂里。但学生们学习非常刻苦，图书馆小，每天座位都早早就坐满了。很多学生去附近茶馆学，泡一壶茶，在那里呆上一天。”茶馆成了西南联大学生们日后最亲切的回忆。

“西南联大的毕业要求很严格，没修够学分的必须修完学分才准允毕业。”1945年，西南联大化学系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因学分没修够或其他原因而延期毕业。戴美政说，西南联大在昆明8年多，前后在学校名册上的学生是8000人左右，最后毕业的有近4000人，包括获得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文凭和西南联大文凭的毕业生（本科、专科、研究生）。毕业生数与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相差不多，都是战时毕业生最多的高校。

中文系肄业的汪曾祺也有别样的体会，“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有趣的是，当时许多北大教授对现状多有不满，认为北大日益落后于他校，如哲学系教授汤用彤所言，“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 1945年后，为复校而反省之声更盛，诸如管理不严、学风疏阔、学生外语程度不高等。

这些并不阻碍西南联大几十年后在国人心中登上“神坛”。李红英认为，不应神化西南联大，但联大精神在当代仍具有丰厚的资源，不仅仅是办学文化，还蕴含着国家文化传承的深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