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丨悼念章开沅先生

2021年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去世。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上海书评》刊发茅海建教授于2021年7月8日在“章开沅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稿，缅怀章开沅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章开沅先生的大名，当属1980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这是当时中国大陆最为出色的学术著作。次年，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一个盛会，但我们这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没有办法参加。章先生便与湖南师范大学的林增平先生商量，在长沙开一个青年讨论会，并对青年学者的参会论文进行评奖。那是一次青年盛会，出了许多人材。章先生从武汉赶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批青年学者的论文多有佳作，“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此后的几次见面，皆在学术会议上，他在台上说，我在台下听。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去世后，我每次到武汉，都会去拜访他；然我去武汉次数很少，见面亦少。虽说直接交往次数很少，交谈的言语也不多，但我的感受却很深——“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我对他十分尊敬。

章先生学问与人格，让我深为感佩的是两点。

其一是章先生始终走在同龄人的前面。章先生是人生经历很丰富的人。1949年之前，他该上学时上学，该打仗时打仗，该革命时革命。这些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心中向往的，章先生与同龄人的不同点是“健于行”。1949年之后，学术成了他的主要事业，其中辛亥革命成了他的专攻。他没有去研究当时热门的革命党，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将视野专注于不那么革命、但在历史上起到多重作用、更能说明历史多变性的张謇。他采用的方法，又是历史学家最具“传统”也是最为“先进”的，即收集史料，编集子，实地考察，寻找当年的遗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如此做研究已属“凤毛麟角”。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今天称之为“问题意识”）和“基本”的研究方式（今天称之为“学术规范”）使他领先于同龄人。虽说章先生的张謇研究到了很晚才出版，但一点也不过时，很难想象是六十年代的产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林言椒先生各处约稿，富有学术准备的章先生立即响应。他和林增平先生联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学术规范榫合严密，最先出版，走到同龄人的前面。章先生属于“才子型干部”，文化革命前或文化革命中，多次借调到中央机关工作，当时属非常瞩目之事，但他能做到学术本位、学者本分，有进有退，当时属于难能，事后属于远见。再往后，章先生及其弟子整理苏州商会档案等大型史料，强调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国际化，又走到同龄人的前面去了。章先生总结武昌首义，称是“敢为天下先”，这个“先”字，我看对他是适用的。

其二是章先生培养出一大批学生。章先生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生导师最初为章开沅、李新、黎澍三人（戴逸先生属于中国古代史的清史）。章先生又一次“领先”了。从此开始，章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我在北大上课时，称之为“章氏军团”。之所以称“军团”，自然是人数众多之意。但后来的博士生导师人数众多，招收的学生数量泛滥，“章氏军团”从数量上排名大约不再领先了；而“章氏军团”却越来越瞩目，这是他们集体战力的体现。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列举章先生帐下的诸位先锋与大将，这个名单已为学界熟知。若细看这一份名单，真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不拘一格；所研究的学问也是品种多样的，同样不拘一格。一个人如何能教出如此之多且又类别各异的人材？自然是施教有道——“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弟子就会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大师垂范，用自己的身影为众弟子立命——“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学问之道由此而传，章门弟子的风格由此而塑造出来。

我还想说明的是，武汉这个地方也出产名校长——华工的朱九思，武大的刘道玉，再加上华中师大的章开沅，都是大教育家的风范，将当时武汉三校，列于全国的前茅。

我听到章先生去世的消息，立即给其弟子马敏和朱英写了E信：

章开沅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他是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在他的生命的每一个时段，都有超越同时代学界与学人的卓越表现。他的学术成就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著作上，更表现在他对学生的培养上——“章门弟子”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界最强大的“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