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丨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全球史——从《帖木儿之后》谈起

“瘸子”帖木儿（Amir Temur，1336-1405）

全球史实为一种方法或视角，也可说，全球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范式。实际上，被归为全球史的大部分作品，也并不是以整个“地球”为单位的所谓“世界的历史”。全球史运动始于教学领域，并已向研究领域推进。并不是说以往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利用和注意到这个维度，毕竟有一些问题天然地就具有全球性维度，比如近代以来的经济史、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国际组织研究）、移民史、殖民史、环境史等等。而是说，相比于当下，以往的历史著述更多地不是在自觉的意义上，而可能主要是在自发的、偶然的意义上运用了某种全球史的视野。

全球史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概念范畴，一般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如果要讨论全球史的话，往往倾向于从微观的角度切入，这是因为史学高度专业化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在有些人眼里，宏观史学工作者通常要么被视为“外行”，或者以“历史哲学”包装的生命意义的探寻者，要么就只能呆在史学专业的边缘处，与本领域之外的学科进行“对话”。当然，很多人不会同意这类判断，因为，有着宏观视野的历史学者不在少数。

全球史成为一种新范式，部分地要归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及史学受众本身的视野和需求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展开，人们对于超越近代民族国家范畴的运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于其意义的认识也更加明确了。作为一场史学范式的革新，全球史的流行也是历史学走向大众，并应对更为广阔的时代性、人民性的需求之表现。

“全球化”进入社会科学和日常政治的话语体系后，可能也使得历史学尤其是（宏观的）世界史领域需要有所回应，也可能使得久被边缘化的（宏观的）世界史找到了某种“重整旗鼓”的机会。我倾向于认为，宏观全球史可能是旧的（宏观的）世界史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包装之后的复活，而所谓微观全球史其实可能主要是全球史在当下历史学专业领域内的合法外衣或呈现形式。

（一）

全球史既然是一种方法，那么，它就既可以用于微观史学研究，又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策略来讲述宏观的历史进程。在本文中，笔者就尝试一下这种叙事策略，看一看，全球史是不是可以给人一种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借以理解世界历史尤其是欧亚大陆“近代历史”的进程？

如果我们不再以中国史的传统断代为基准，也就是不以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起点，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近代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学习世界史，一般是把“近代”粗略地划在1500年。选择这个时间点，通常是因为欧洲人发起的大航海/“大发现”之后，欧西崛起并将世界各地空前地联系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始出现了。从全球联系的加强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划分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1500年以来的所谓近代世界历史视为西方崛起、东方衰落的起点，则难以为史实所印证。很显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大航海”与对外扩张，既有宗教动机，又有财富动机，但他们并没有带来后世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与此同时，在1500年以后的一两百年时间里，欧亚大陆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多个非欧洲的强国，比如，中东-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萨法维帝国、印度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和东亚的明-清帝国，等等，这些大帝国的规模与实力，并不弱于欧洲国家。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时期，不只是信奉基督教的西欧人在海洋上扩张，新兴的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扩张也令人瞩目，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文明也处于鼎盛和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强盛的明王朝和满清也在东亚发展和巩固了中华文明。这样的一种“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视角，能够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某个时期的大形势与大格局，这种探讨的方式，需要一种平行的、联系的、比较的视角，对不同案例可能需要平均用力，而不是厚此薄彼，或者只是在双方发生战争等实质性接触的时候，才从一方的角度简单提及另一方。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写过一本书，题目叫《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英]约翰·达尔文著，黄中宪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版）。1405年是“瘸子”帖木儿（Amir Temur，1336-1405）去世的年份。帖木儿是成吉思汗一样的“世界征服者”，也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这类征服者。在帖木儿之后，可以说，世界历史舞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么强大的游牧征服者了。

在帖木儿之后，欧亚大陆进入中央集权化的定居帝国并立的时代，包括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莫卧儿帝国、明-清王朝、沙俄，以及从海洋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列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积极采用先进的技术（火药、航海等），加强中央集权的管理，增强了税收财政与动员能力。在欧亚大陆上，多个定居帝国的并立和强盛，他们不断地对外开疆拓土，结果就是压缩和限制了内陆亚洲游牧民族活动的传统空间，实际上，这也间接地迫使西欧人向更远的海洋发展，用约翰·达尔文的说法，就是各种“因缘际会”促成了欧洲的发展和后来的崛起。

帖木儿和朱元璋（1328-1398）算是同时代的人，他比朱元璋小八岁。这两个人都是反对蒙古人统治的领导人物。在1353年朱元璋起兵反抗元朝的时候，帖木儿才十七岁。1362年，二十六岁的帖木儿起兵反抗统治中亚的察合台蒙古贵族，据说在战斗中帖木儿的腿部受伤，此后他就成了瘸子，因而，他通常被称为“瘸子”帖木儿（英文名字Tamerlane，就是这个意思）。帖木儿被认为是突厥化的蒙古人。1368年，四十岁的朱元璋已经建立了大明王朝。而此时的帖木儿还在奋斗中。帖木儿也曾多次向明朝廷表示，希望能够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反抗蒙古人。双方建立了某种外交关系。

1369年，帖木儿三十三岁，他已经取得重大胜利，总揽了一切军政大权，一个帖木儿帝国已经形成。帖木儿的帝国面积非常广大，他以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定都撒马尔罕，囊括了帖木儿率兵征服的大片领土，从中国西部边疆到波斯都是它的领土；帖木儿还大败金帐汗国，远征叙利亚、小亚细亚，南征印度，都获得重大胜利。可以说，在三十多年的征战中，帖木儿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难怪有人把他叫做“不败战神”。帖木儿的确是在马背上创建了一个大帝国。

1404年11月，帖木儿率领二十万军队准备攻打朱棣统治下的明朝。结果，三个月后，年近七十的帖木儿在进军途中病死，他辉煌无敌的征战史总算是画上了句号。也正是在这一年，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拉开了序幕。如果帖木儿多活几年，或许，他能够与明成祖统治下的明朝进行一次历史性的碰撞。对于这种可能性及其结果，当然，我们只能假设了。

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陷入长期的纷争和混乱，危机四伏。帖木儿的后代为争夺王位互相厮杀。最终的继任者改弦更张，与明王朝交好，在1413年与明朝恢复使节往来。帖木儿帝国在1500年被中亚草原地区兴起的游牧民族——乌兹别克人取代。1526年，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南下印度次大陆，建立了莫卧儿帝国。

在十六世纪的欧亚大陆上，从西向东有三大伊斯兰帝国，分别是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这三大伊斯兰帝国的兴起与发展，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十五世纪帖木儿帝国的分崩离析。

（二）

内陆亚洲处于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交汇地带，一是传统的定居文明中心，另一个是草原、森林地带的游牧和渔猎社会。在这样的一个交汇地带，既有游牧文明，也有边疆的农业文明，还有森林的渔猎文明。其中，尤其是游牧文明，是在历史上被所谓文明社会重点写下来的，他们对欧亚大陆的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这点，中国古代的司马迁（前145年—约前87年）、十四至十五世纪的阿拉伯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都有精辟的论述。在以机械力和化石能源取代了生物力的工业文明之前，欧亚大陆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主轴是：内陆亚洲以游牧为主的北方部落社会和南方的定居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

亚洲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北方经常会有强大的“世界征服者”出现，帖木儿也被视为一个世界征服者，当然，因为定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他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亚洲之北方。帖木儿也被一些学者视为最后一个成吉思汗式的世界征服者。约翰·达尔文的书中有一个观点，即帖木儿是最后一位世界征服者，他的军队沿途抢劫杀戮，这是游牧征服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到中国的边境，来自内陆亚洲和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游牧骑兵，在数个世纪中一直令欧洲和亚洲的定居文明社会感到恐惧。这就是所谓经典的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历史性关系。但是，约翰·达尔文说，随着帖木儿于1405年去世，延续上千年的那样一个历史时代就终结了，即前述的内陆亚洲和其周边定居社会的那种历史性关系终结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帖木儿之后，世界历史在欧亚大陆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世界征服者的时代结束了。原来的匈奴、阿提拉、突厥人、蒙古人、帖木儿，等等，这样一种来自内陆亚洲的世界征服者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时。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那么，另外一个时代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临的？约翰·达尔文认为，未来属于巨大的定居性王朝国家或帝国，这些王朝国家或帝国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中国人的、莫卧儿人的、伊朗人的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当然，在北边还有俄国人。在这些地方集中了欧亚陆地上大部分的文化和财富。“与此同时，来自欧亚远西的海洋航行者刚刚开始穿越黑暗之海的冒险”。也就是说，在帖木儿之后，欧亚大陆的历史开始进入到大帝国建构和竞争的时代，有的是在大陆上，有的是在海洋上，都在向外扩张，但它们中的某些终究会在某个时空节点上遭遇，并一决高低。

在帖木儿之后，内陆亚洲再也无法产生强大的征服性帝国。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就是因为它的周边出现了以中央集权为特点的、以官僚制统治的定居性帝国。如果我们以奥斯曼帝国为例，它的前身实际上比帖木儿帝国还要早，也是来自亚洲草原上的游牧社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需要追溯太久远。在公元1055年的时候，有一支从中亚来的塞尔柱人，他们也是操突厥语的游牧部族，一度控制了在当时还是阿拉伯人的阿巴斯帝国首都的巴格达，并获得了“苏丹”（sultan，阿拉伯语，本意为“力量”“治权”“裁决权”，后来有“权力”“统治”的意思）的称号。十六年后，也就是公元1071年，在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发生了所谓的曼齐凯特战役，当时的东罗马帝国跟塞尔柱人打了一仗，结果是东罗马帝国战败，皇帝还被俘虏了。这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进程，就是早期土耳其民族的形成，因为，有大量从内陆亚洲来的游牧民族进入到小亚细亚地区，开启了一个新的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后来被称为奥斯曼人的群体，就是源于这其中一支讲突厥语的部落。他们在小亚细亚的西北地区，慢慢从一个小的诸侯国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就是奥斯曼帝国。1402年尚不强大的奥斯曼人遭遇到来自中亚的帖木儿重击，几乎灭国，这就是安卡拉之战。

十几年后，奥斯曼人又复兴了。1453年，复兴的奥斯曼人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这意味着奥斯曼人真正建成了一个大帝国，它逐步摆脱了其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社会的传统，变成了一个定居化的中央集权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喜欢自称“凯撒”，这说明，他们自认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奥斯曼人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统治制度，是一个集权化的定居型帝国。

到十六世纪初的时候，在奥斯曼东边的伊朗出现了萨法维帝国。它实际上是由来自里海南岸的一批什叶派的苏菲教团所吸引的、讲突厥语的游牧者所创立的，但是，这个国家后来被波斯化了。萨法维帝国是奥斯曼帝国非常重要的对手。萨法维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定居化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同时，奥斯曼帝国也经营海上贸易，包括了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贸易，奥斯曼帝国是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路线的控制者。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进行竞争的时候，还经常进行贸易战。那个时期大宗的贸易是丝绸、瓷器等。

从时间线上来看，俄国几乎是同时崛起的。九世纪时，罗斯形成，而后罗斯分裂，十三世纪时，它归附于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十三世纪末，莫斯科公国兴起。实际上，帖木儿曾经远征并击溃金帐汗国，这是俄罗斯崛起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从“帖木儿之后”这个视角来理解欧亚大陆的历史，是很重要的。未曾恢复元气的金帐汗国在十五世纪发生了分裂，出现了多个汗国，并各自为政、相互竞争。例如，分裂后的汗国之一克里米亚汗国，就在十五世纪后期归附了奥斯曼帝国，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晚期。1480年，莫斯科公国的大公伊凡三世击败了金帐汗国的军队，逐渐统一了东北罗斯，随后形成了集权体制，成为一个定居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1502年，是克里米亚人帮助俄罗斯人消灭了大帐汗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游牧出身的帝国逐渐消亡和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内陆亚洲周围定居社会兴起的都是中央集权性质的大帝国。

奥斯曼人、萨法维人建立了定居化的帝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原来的游牧骑兵很快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在十六世纪以后，火药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奥斯曼帝国从欧洲一些国家购买火药，包括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也是用了西班牙的工程师所建造的乌尔班大炮。在这样的重型火器面前，中世纪城堡的防御作用就越来越小了。同时，火枪也开始普遍被使用。到十六世纪初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是以火器部队为主了。而在火炮大规模运用之前，机动灵活的游牧轻骑兵是很具优势的，但在火器面前，它的优势就逐渐丧失了。

在十五世纪以后，一直到十八世纪，伊斯兰帝国都是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s”），包括东亚的明、清帝国，也是火药帝国。法国学者格鲁塞就曾说，蒙古人之真正的被征服，是康熙皇帝用红衣大炮完成的。所以，在帖木儿之后，再无游牧出身的世界征服者了。

在帖木儿之后，欧亚大陆上的这些变化，或许可以说进入到了某种“近代”，毕竟，长期延续的古代模式结束了。几个定居型大帝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成为主导性的模式。

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在内陆欧亚地区，除了曾经建立过短暂的像帖木儿或者过去的突厥汗国一样以游牧者为主的帝国外，其自然地理和生产方式等条件并不足以使当地支撑起像南方的萨法维、奥斯曼、莫卧儿或明-清王朝这样的帝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地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它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两种获取方式，一个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帖木儿很大程度上就是控制了贸易路线，但由于之后海上贸易越来越发达，陆路贸易实际上是相对衰落的，收益也在不断下降。就算没有下降，这种传统丝绸之路的贸易收入，也是远远不够支撑一个大帝国的财政。另一个收入来源，其实就是来自其核心地区的绿洲生产，但内陆亚洲的绿洲大多都是小块地区，利润较小，生产力不足，无论是从人口还是从赋税角度来说，那对支撑一个大帝国来讲都是不够的。相对来看，我国富裕的中原和江南地区，萨法维、莫卧儿所控制的农业社会和海洋贸易路线，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无论是地中海贸易、埃及的传统地中海地区的粮仓，还是巴尔干地区富裕的多瑙河南岸的农业社会，等等，都远远超过了内陆亚洲地区的生产力和财政水平，而留给内陆亚洲周边的空间也非常有限。也就是说，随着周边帝国进入到火药帝国和中央集权的定居帝国形态，内陆亚洲地区从其周边汲取资源的能力已经被极大地挑战和削弱了。这也就可以解释，在帖木儿之后，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大的世界征服者。

这当然不是说，在帖木儿之后游牧民族就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想一想看，在十七世纪后期和清朝对抗的噶尔丹的准噶尔蒙古势力，直到十八世纪中期才被乾隆彻底击败。在十八世纪初，威胁莫卧儿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北方征服者集团，即阿富汗人的杜兰尼王朝（The Durrani Dynasty，1747-1842），也还具有某些内陆亚洲游牧征服者的特点。

再简单看一下西欧的情况。自十五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一些君主设法限制贵族的力量，力图建立强大的集权政体。他们被称为“新君主”，他们的国家被称为“新君主国”。1469年，阿拉贡的王储斐迪南与卡斯提尔的公主伊萨贝拉结婚，两个王国联合为西班牙王国。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为法国君主留下正规军和人头税制度。路易十一（Louis XI，1461年即位）凭借装备火炮的军队压服了外省诸侯，重新确立了王朝的版图。英格兰的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在“玫瑰战争”中两败俱伤，国王亨利七世取缔贵族私养军队，蓄养国王军队。新君主国是新兴的领土型国家。“百年战争”之后，法国夺回了诺曼底，英、法两国渐渐有了相对明确的疆域。新君主国的出现为欧洲的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动力。

欧洲人的海外扩张，使其意外地发现了美洲，美洲的发现对欧洲人有重大意义，简单来说，就是长期在生产和贸易方面处于劣势的欧洲，现在获得了意外的财富，金、银、土地等资源。这首先是使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得以参与到欧亚帝国的沿海地带，贵金属的大规模流通也在金融方面给欧亚大陆的帝国带来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此后，荷兰、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崛起，使海陆两个方面的欧亚大陆的联系更为紧密，竞争也更加激烈。而十八世纪以后的国际政治史，就是这些强国之间关系的历史。

（三）

把“帖木儿之后”作为全球史叙述的起点，部分地可以使我们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这样，就可以将大航海后欧洲的发展与欧亚大陆上其他帝国的发展态势，放在一个平行的视野下来叙述，而不是讲述先进的海洋欧洲如何胜出并宰制陆地世界的历程。

以往出现的各种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最典型的莫过于海洋文明胜过大陆文明。欧洲被视为代表了自由的海洋秩序，而大陆文明最终是被海洋文明战胜了，因为海洋秩序是自由开放的，大陆秩序被认为是专制和封闭的。这些都是历史解释的神话（myth），是把欧洲视为一个固定单元、倒果为因地编造出来的“革命家史”。这种解释过滤掉了太多的暴力和不自由，尤其是这样一个史实，即，在帖木儿之后或者大航海之后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并不能看出欧洲的先进和优势。当代全球史家对欧洲如何胜出的讨论，已经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看得更为清楚。真实的历史是，当对欧洲人有利的时候，他就说自由和开放，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会穷尽各种办法，使用保护主义以及阴谋诡计，甚至用枪炮让你“自由”到不得不臣服。历史的胜利者常把它们主导的秩序加以文明化，并努力使被其宰制的对手当中的精英们也相信那样一套叙事和话语。约翰·达尔文在其书中也讲到了这一点。

从“帖木儿之后”这个视角看，我们不再倾向于把世界近代史做简化的处理，即单线地叙述所谓欧洲现代性的扩张与胜利。我们需要将欧亚大陆（甚至非洲）的情况置于一个共同的视野下来看待，欧洲所发生的大航海、火药帝国的崛起、中央集权定居性帝国的发展以及沙俄的崛起，等等，是需要被同时关照的。直到十八世纪，也就是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 的时候，从欧亚大陆的国际政治角度看，帝国冲突与权势转移成为重要特征。所谓转移，就是西方在这个世纪中后期的逐渐胜出，以及东方的衰落。这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有：法国、英国、奥地利、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沙俄和满清。

历史不可能只是专家学者的事情。毕竟，谈论历史似乎又是一个门槛儿很低的事儿，不管认不认字儿，一般人都可以说上几嘴。反过来看，这也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有着持续性的需求。即便是在大学里，历史学也是通识性最强的一个专业。除了关心过去，也需要通过历史关照现实，通过现实照亮历史，与中东历史的通识教育有关的拙著《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5月）也算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尝试。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宏观和微观是同等重要的。一门世界通史，就算连着讲两个学期，那点儿课时量也容不下多少微观的内容。更何况，这类课程往往还要自我宣称帮助同学们建立宏观的历史知识或认知架构。这样看起来，“全球史”或“世界史”，不管怎么称呼它，也不管是微观的研究，还是宏观的叙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吧。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昝涛著，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2年5月版，504页，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