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过去十个月了，教育出版业过得怎么样

导语

去年 7 月至今，“双减”政策已经落地了将近十个月。十个月以来，整个教培行业从内向外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依托教育衍生的教育出版业同样受到影响，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着自身的演变。其实，从“内容印刷复制”转向“知识推陈出新”，一直是教育出版机构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之一，而“双减”的出现无异于为其按下快进键，进一步加速了进程。那么，教育出版这个老牌行业，在新光景下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未来又将迎来怎样的新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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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格局形成，教育出版举足轻重

从全球出版机构年度出版种类和收入构成看，整个出版业主要由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及专业出版三大内容板块组成。其中，教育出版往往举足轻重，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

国家新闻出版署数据显示，教育出版占我国图书出版市场的份额相当大。2017 年，我国图书市场整体规模约为 1800 亿元，其中教育出版规模约为 1100 亿，占比超过 60%。到了 2020 年，国内上市出版企业排名前三位的中南传媒、新华文轩、山东出版，其教材教辅出版和发行收入分别达 68.22 亿元、62.13 亿元、78.58 亿元，分别占当年总营收的 65.14%、68.97%、80.59%。通过数据，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行业的地位可见一斑。

教育出版规模如此之大，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文化消费支出增加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不无关系。近年来，随着教育投入规模的持续扩大，教材教辅、少儿图书等出版发行需求也日益旺盛。2019 年，国内图书零售市场销售码洋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了惊人的 1023 亿元；2020 年，受疫情影响，图书消费市场出现了近二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仍有近千亿元销售额；到了 2021 年，“双减”等政策因素虽给市场增添了一定变数，但在教辅图书刚需背景下，整个市场依旧保持较强的活力。据开卷等数据公司提供的销售数据来看，教辅图书市场并未明显的下降趋势。

大的市场规模自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当下，教辅图书出版流程分为内容策划、印刷、出版、发行和零售多个环节。由于我国政府相关单位对出版社严格实行资质审批制度，因此具有出版资质的出版社均为国有企业。在教辅图书策划环节，民营企业则占据大部分市场。

形象地看，我国教辅教材出版市场格局主要呈三级阶梯状。其中，第一梯队主要是由南方出版传媒、长江传媒、凤凰传媒等国家、省市级的出版集团组成；第二梯队由世纪天鸿、世纪金榜、曲一线等拥有专属特色出版物的民营出版巨头组成；第三梯队则是由一些产业链尚不健全或规模相对较小的出版社组成。值得一提的是，新华书店在教育出版领域具有垄断优势，占据行业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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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影响旧业务，但也催生出新需求

去年 7 月，“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使得教培、在线教育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对于千亿级的教育出版市场而言更是如此，尤其在教育类出版融合产品、线下图书与线上教育内容、服务的融合等方面引发了诸多探讨和关注。

现代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春霞表示，“以前出版机构作为教培内容的供应方、推广方，在家庭、学生、教培机构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新格局下，教育出版机构一方面要从教育高质量的目标出发，服务学校教学主阵地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接学校教育需求，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做好策划、多出好书。”

山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峰则将“双减”带来的改变，细化到图书品种、选题策划、发展方向3个具体环节。他认为，“从品种来说，原有面向教培的教辅产品会下架，相应教辅图书品种都会减少；从选题来说，教育社要及时调整，侧重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和学生学习能力方面的选题，而不是搞单纯的题海战术；从发展方向来说，要提高教育知识服务能力。当下缺乏的是素养导向的优质内容，能满足个性化学习要求的分层作业。”

从业内专业人士观点不难看出，“双减”政策的颁布，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向精细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作业量降低以及学校教学材料的严加管控，传统教辅总量以及学科类教辅品类势必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双减”政策后，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得到释放，导致校内综合素质类教育时间也随之增加，素质类相关教材图书将产生一定的缺口。

事实上，近几年持续推行的各种减负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校内教辅图书发行，数量得到了一定的精简。因此，以校内教辅图书为主体的出版社虽受到影响，但冲击并不突然到难以应对；但从另一角度看，随着校外培训的减少，学生有更多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对课外学习资料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间接对出版社的“造血”创新能力提出更强的考验。

长远来看，“双减”政策给教育出版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辅市场这一简单变化。正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那样，其背后所隐含的可能是中国教育工作的重大转变，在思想理念、结构规模及发展模式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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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日趋完善，数字化多元合作成关键

受教育固有属性的影响，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教育出版以政策导向更加明显，政策在出版、发行及价格等环节均有明确管控。1990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对图书行业策划、出版、印刷、发行、销售各个环节进行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政策日趋完善下，教育出版行业目前已比较成熟稳定。但相应的，其也陷入了发展的瓶颈期。尤其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网络化教学与数字化出版成为常态的当下，作为面向市场的出版企业，各教育出版机构更需及时考虑自身今后的发展方向与经营模式。在保持自身传统优势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将传统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进行深度融合就成了关键所在。

就目前情况而言，各大出版社乃至教培机构都在进行自身的数字化布局。好未来在 2022 年 Q4 财报中就透露了最新的转型方向——“智能教辅”，表示公司正在打造智能教辅等相关出版产品；去年 6 月，猿辅导控股的重庆斑马智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其经营范围就包含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网易有道也在去年升级了智能教辅系统，宣称可以评估学生能力、生成学习路径、定向提高、查漏补缺。

再将目光拉回到出版社，一些出版社已将目标指向在线教育，寻求数字化转型。山东出版集团与腾讯开展合作，搭建智慧教育学习服务平台，参与山东省“智慧校园”建设；浙江出版传媒则推出“青云”在线教育品牌，希望在3年内完成四项数字资源和课程服务项目建设；中南传媒研发的教育全品类产品线已经进入全国 25 省，服务一万多所学校，并成功落地海外国家。

可以讲，教育出版行业发展到今天，已不单单是产品的竞争，而是更加趋向综合服务的竞争。出版机构也不再仅仅是一家印刷发行商，更应该是一家具有课程开发、教研服务能力的教育专业机构。未来，在教育出版向教育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谁能将自身的服务水平做到更贴切市场、契合用户心理，谁就能在与日俱增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结语

随着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会不断得到升华，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产品的需求也会愈发旺盛。并且，伴随众多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落地发力，相信整个教育出版行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