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振市场信心？专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受国内多地疫情反弹及防控措施收紧等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消费同比继续下降，且降幅超出预期，失业率继续上升。下半年，中国经济是否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在政策调整上还有哪些空间？5月18日，多位专家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办的“内外并重，稳定预期，突破困境”的研讨会上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振华认为，当前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和信心问题。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三重压力”，并出台了许多措施，但今年一季度尤其是4月份，经济出现这么大下滑也是始料未及的。他认为，国际国内形势是主要因素。一是国内防疫形势、疫情扩张，各方工作重点转到疫情防控上。这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不亚于2020年一季度的压力。二是俄乌战争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需求侧，投资增速下降，特别是民间投资下降明显。另外消费下降，这与消费能力，也与消费预期等重要因素相关。上一轮防疫格局下形成的出口优势也在逐步丧失。信心方面，近期社会上出现“债务恐惧症”“投资恐惧症”，部分民企、头部企业出现债务问题，带来寒蝉效应，同时房地产价格预期改变，影响销售，也导致社会融资下降。

毛振华称，“现在不是银行缺钱，是市场不要钱。”有些大型民企特别是房地产企业缺乏资金拿不到钱，是因为他们的条件不符合通过信贷政策、信贷风险管理的原则。还有很多够条件的个人和企业不贷款，背后是投资、消费的走弱，更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问题。

如何恢复市场预期和信心？毛振华坦言，现在的经济形势相比去年有更明显的困难，需要更大力度来刺激经济。如果短期内没有一定力度的政策措施，市场预期难有改善。

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他认为除了疫情变化情况、复工复产力度之外，房地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房地产既影响现在经济的总量，市场的氛围，也是我们观察经济形势、社会风险、经济体系风险的重要窗口。

他称，房地产政策最近开始发力，地方政府也作出政策调整，但是目前来看如果没有很大力度来拉动房地产需求，稳定房地产价格预期，房地产的问题还会比较大。房地产如果继续下行，整个经济形势还是会有更大压力。

房地产政策的实施，会对下半年经济氛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投资消费市场也是非常重要，这些预期都是不确定的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的方向和力度决定了下半年的经济走势。

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认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稳就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继续上升，均仅次于2020年武汉疫情后高点，这表明社会有效需求正在加速回落。另外是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偏高反映出一二线城市就业机会减少，今年头几个月，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上升了1.3个点至4月底的6.9%，同期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只上升了0.2个点至5.7%。今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076万人，环比增加167万人。

他认为，失业率偏高导致未来收入预期下降，拖累消费能力。人民银行今年一季度的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已经达到近两年的最高水平，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比2021年四季度减少1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比2021年四季度增加2.9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比上季减少1.9个百分点，三者分别占23.7%、54.7%和21.6%，可见谨慎性储蓄倾向抬升，而这可能是拖慢未来经济复苏步伐的隐忧。

疫情冲击导致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和吸纳就业的中坚力量——中小企业经营较为困难，中国中小企业协会4月发布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数降至88.3，已经连续4个月下降。

鉴于当前情况，庞溟认为，疫情反复和收入预期趋于谨慎之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意愿有所增强，消费潜力、消费意愿、消费倾向减弱，可能导致消费的恢复更为缓慢。“不少家庭和企业的储蓄和积累被不断消耗，抗冲击能力下降，且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弱，从而导致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消费意愿下降，可能会对中长期的消费造成负面影响。”本轮疫情对于消费冲击的底部大致在5月初。未来消费修复进程偏缓，可能在三季度中后才能回到潜在中枢。

同为本土疫情，去年失业率优于今年。庞溟认为，原因在于去年出口和制造业生产较为景气，制造业吸纳了一部分就业，故而去年失业压力主要集中在非制造业。本轮疫情冲击供应链、工业生产和出口，制造业失业率也在走高。作为印证，今年3月以来，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PMI双双大幅下降。因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应尽快以稳岗稳就业为优先导向，稳住经济大盘。

总体来说，稳增长还面临多重下行压力，全年增速5.5%目标还要努力实现。因为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以吸纳两百万人就业，要实现1100万人新就业的目标，还是要尽可能的稳增长，但难度较大。

庞溟建议，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持续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这是一直以来都有提出的。鼓励吸纳就业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新型业态等在线和线下的发展。其次是用足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多方面拓宽招聘渠道，保证招聘企业的数量、职位和求职效果。三是对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服务也要努力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四是就业帮扶和劳动技能培训等方面也要提升培训精准度和有效度，化解就业难和结构性招工难的情况并存。

最为关键的是，必须认识到解决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市场主体的稳定和发展，现阶段尤其要重视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因此，要落实好减税降费、减免社保费用和房屋租金等政策，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稳住就业的基本盘；要进一步落实保护支持市场主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政策措施，持续激发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以稳企业来稳就业。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当前的政策目标，一是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只要恢复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供给就能恢复，需求就能得到释放。二是当前财政政策要优于货币政策尽快发力，支出政策要优于收入政策。

他表示，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更多地要依赖财政政策，一方面发挥它总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发挥结构性调节作用。在收入和支出政策端，支出政策比收入政策更为有效，也更为急迫一些。减税降费要生效的前提条件是有经济活动，有流量、有盈利，这样减流转税、减所得税才能有真正效果。

罗志恒直言，“当前部分地区的疫情防控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导致整个经济活动、经济流量、企业盈利的效果都比较差，这时候采取减税降费的实际感受不强。反而采取一些支出政策，给予一些补贴，免除房租、给予利息贴息，或者给予工人最低工资补贴和支持，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鉴于此，罗志恒建议应该尽快发行特别国债。经济受到疫情冲击，导致财政收入锐减，支出增加，这都是超预期的。这是在三月份全国人大审议预算报告时没有考虑到的情况，超预期时期，自然要有非常之举。“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起码要有2万亿规模的专项资金用于三大任务。”

一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对冲总需求不足的状况。

二是发给特定的中低收入人群现金。这里是给特定中低收入人群，而不是全民，事实上中国财政承受不了给全民发钱的压力。另外给全民发钱也起不到把有限的财力花在刀刃上。另外，给特定群体要发现金，而不是消费券，我们发钱的主要目标不是定位刺激和拉动消费，而在于提高特困人群的抗风险能力，降低焦虑感，以稳定社会和人心的预期。

三是现在地方政府压力也非常大，尤其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以前土地出让收入中有一半用于土地平整和拆迁补偿等支出，基本上剩余一半可自由支配。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导致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收入降幅明显，加之现在常态化核酸检测支出对地方政府，也是巨大的压力。如果地方政府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谈何给老百姓和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减税降费的举措。所以第三个用途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进行相应的转移支付，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认为，政策应分别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角度来发力。

短期看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一方面是稳定基建投资。同时要重视民生补短板的投资，还有是发挥大项目投资的积极作用，用好政府的专项债，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带动作用。

中期看要优化布局，维护供应链稳定。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另外是巩固产业链的完备性。中国产业链很健全，但有一些像卡脖子的技术问题，需要加大基础研发，有些还需要不断地巩固。三是维护同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联系，现在以内循环或者双循环为主，一定不能抛弃外循环，国内国外互促。

另外，一些国内产业逐步转移到越南，即便没有疫情也会转移，因为越南的劳动力便宜，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成本很高，但是这些产业能不能往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包括东北地区，很多地方正在工业化的路上，而且基础设施并不差，为什么这些企业转移到越南，而不转移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强各地协同也许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长期来看，稳定预期是长期的系统性问题，全方位稳定预期。预期不是加强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就能做好，而是有经济增长，增长速度快了，增长质量高了，大家才能预期稳，所以，稳增长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