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80年②｜联大南迁西行：偌大中国竟无处安放书桌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也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显然，西南联大的史料也是中国抗战史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组成“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奔赴云南蒙自、昆明，湖南长沙，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和寻访抗战遗迹和人物。

澎湃新闻今天刊发的文章是西南联大校友口中的长沙临时大学往事，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黄培云及其妻、时任西南联大教授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在文章中追忆着他们的联大岁月。

“七七事变”爆发80周年纪念日前夕，84岁的姚诤又回到了自己一手设计的西苑花圃。这座位于中南大学校园一隅的庭园，已历寒暑三十载，如今盆栽成群，郁郁葱葱。

路人无从知晓，这里的一砖一瓦，与校内现存的两幢砖红色工字形大楼——民主楼、和平楼同根同源。后者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1936年底始建。

“1987年中南工业大学（后更名为中南大学）扩建教学大楼，把清华大学建的几幢平房和学生宿舍拆了。我用拆下来的旧砖旧瓦建成了西苑花圃。”姚诤时任校基建处副处长，他指着西苑花圃的围墙和窗户，“这些都是清华建校的遗物，当时是从武汉用船把砖瓦运过来，那时候的砖比较厚比较大，屋顶是缸瓦。”

那年挖地基时，还偶然发掘出3枚炮弹，乃日军1938年轰炸长沙所投。姚诤坚持留下了一枚，等待28年才终于在民主楼后的草坪上展出。

这些碎片的印记，恰好勾连起中国教育史上一段苦难辉煌之旅——

1935年，北京局势危急，清华大学拟有迁湘计划。1936年，清华最先计划在湖南举办高等教育暨特种研究所，于长沙岳麓山下左家垅（今中南大学校园内）首期开工修建文法馆、理工馆两幢教学楼和一幢男生宿舍。因南方多雨，工期延误，上述三栋建筑直到1937年底才竣工。原计划中的农业馆、女生宿舍、教职员宿舍、食堂等建筑项目，因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迁云南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终止。

自此，西南联大开始了一路颠沛的南迁西行。

始联合，驻衡湘

1937年8月，即将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完成第四年学业的黄培云接到通知，新学期在长沙上课。暑假结束后，黄培云即赶往长沙报到。

与他共同南迁奔赴长沙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闻一多、曾昭抡、任继愈等人均在此列。他们或从天津搭乘英国轮船到香港，再乘飞机或火车到长沙；或从北平乘火车到汉口，再至长沙；有些路段搭乘不上交通工具的甚至需要步行。

至1937年10月，三校抵达长沙的教师共148人，学生1452人（其中新生、借读生332人）。11月1日正式开课，这一天后来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三校联合自长沙始，而这一联合又是多方研讨商谈的结果。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编写的《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大》介绍，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邀请各党派团体代表以及学者名流150余人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曾昭抡等人都受邀与会。据现有史料推测，是在谈话会上或稍后提出了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临时大学的问题。而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研究员戴美政据可靠史料考证，王世杰、傅斯年、胡适三人最先提出合组临时大学。

1937年8月，教育部拟定了《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指出：国民政府“为使抗战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人才以应国家需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

8月初，经过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在南京的多方协商后，大家同意将三校从平津撤退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8月28日，教育部指定三校校长为筹委会常务委员，负责办理校址勘定、院系设置等工作。

戴美政在《曾昭抡评传》中提到，选址长沙，一则当时长沙尚远离前线；二则清华大学已在长沙修建部分校舍。1933年长城抗战后，清华大学即考虑南迁之事，至1936年11月正式动工，决定在长沙设立分校，将农学院迁往该处。

1952年，黄培云回到长沙，作为筹备委员会主要成员在清华大学所建校舍的基础上建成了中南矿冶学院，并在此长期从事科研工作，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迄今八十年间，历经国民革命军税警训练团、长沙清华中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与中南大学的办学历史，两幢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教学楼得以保存，并在中南矿冶学院建院十周年时恢复命名为“民主楼”与“和平楼”，现为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和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所用。

西南联大校歌中有一句难懂的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可谓道出了三校联合内迁的本质：把国家的栋梁有用之才带到远离战火的地方，让他们免受战争摧残。

安得广厦千万间

中南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黄珊琦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介绍，由于当时建筑工艺不发达，湘江两岸往返的运输完全依赖船只，加之雨季影响，工期无法缩短，因而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时，清华大学在建的校舍尚未竣工，也不够用。

经过教育部出面，学校与湖南省教育厅事先租得长沙城内韭菜园的圣经学院作为校舍。黄培云回忆说：“圣经学院为美国教会所经营，校园环境比较清净，教室内桌椅设备也比较完备，但是全校仅三层正楼一座，宿舍三座，无法容纳众多的师生。除正楼可充分利用作为教室和实验室外，宿舍仅能作为单身教职员宿舍。”

除此以外，中央警官学校让出的陆军第四十九标营房三座成为了男生宿舍，涵德女校楼房一座作为女生宿舍，容纳一千人许。即便如此，黄培云和二哥黄培熙依然无处安置，只得“在附近新盖的民房租了一个地方，没有床，在地板上铺上草，直接睡在上面，吃饭也在那”。

数十里外南岳的圣经学校则作为分校校舍，容纳了文学院教职员30余人、学生约200人。工科学生分别在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南昌航空机械学校上课。理科实验设备一部分暂借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使用，一部分筹款购置。据黄珊琦了解，理科同学到湘雅医学院上实验课常常要步行半小时左右才能达到。

蒋梦麟回忆长沙临时大学往事时曾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览室却座无虚席。”

黄珊琦称，抗战期间，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京津高校与湖南各界有过多方面的合作，比如教学图书方面，与国立北平图书馆、湖南国货陈列馆图书室合作，并出资再行购置。湘雅医学院还为清华大学前来到长沙开展前期工作的研究人员及家属提供可靠、优惠的医疗保健服务。

战火再次逼近

黄培云记得，尽管开学当天即有日机光顾，接连的轰炸更是伤及市民，“当时虽然困难，但还正式上课”。

长沙临时大学设置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四个学院共17个学系，三校联合办学的同时，在办事机构和研究单位方面保持相对独立。化学系二年级学生董奋在日记中记述，当时的课程有微积分、经济学、定量分析、德文、无线电等，陈省身、陈岱孙等人授课，科目考试也如以往一样进行。

然而日军的轰炸日益肆虐，南京陷落后，教学秩序更是难以维持。1938年1月24日，同学们还在上吴有训的物理课，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师生不得已停了课。黄培云把热水瓶、笔记、书等较为珍贵的物品放在床底，一有轰炸警报就跑到山上去。

1937年12月，因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占。知识分子和官员阶层充满悲观论调，甚至认为两周内日军就会攻打长沙。而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们在圣经学院的大草坪上举行集会，大家悲壮挥泪，表示坚决拥护政府，抗战到底。事后，曾昭抡在《学生运动的前途》一文中对此次集会写道：“散会以后我心中的思想，就是只要中国的青年都是如此，国家还可以不亡。”

战火再次逼近，使长沙临时大学面临日益严峻的危机。戴美政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介绍，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为爱国热情激励，纷纷投笔从戎，在长沙举行“反日市民大会”，纷纷报名服务军旅。据《1938年1月长沙临大学生名录》统计，当时参加军事工程、战地服务等抗战工作的学生有713人，占总数近一半，“救亡还是上学”的争论最终又变成了“留长沙还是去云南”的考虑。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赞成迁校，他希望“使这一般的知识分子领导起全湘的人民来”抗战救国；而武汉卫戍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意识到长沙将是日方重点进攻目标，因而赞成学校搬迁——这也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保护知识分子、保护民族文化教育根本的意图。

长沙临时大学邀请张治中、陈诚到校演讲，意在引导学生作出抉择。后任西南联大训导长的查良钊在《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一文中记述：很多同学愿随学校赴云南者，陈诚将军是给了很大影响的。

1937年底，蒋梦麟飞往武汉，先后与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和蒋介石陈述临大迁往云南的理由，得到同意后决定迁往昆明。后来梅贻琦在纪念联大九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迁往昆明，一是考虑远离前线，二是因为有滇越铁路通往海外，设备仪器可由香港经海路运往安南（现越南）再运至昆明。

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作出学校迁往昆明的决定，对迁移师生发放津贴，并安排了昆明办事处，河口、海防、香港、广州等地接待处的事宜。

“偌大的中国，竟然都无处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遥想79年前，姚诤仍然感叹。1987年学校扩建时偶然从地下发掘出的3枚日军炮弹，正是1938年日军轰炸长沙时所埋。在姚诤的坚持下，当年公安机关准许校方留下一枚，作为日本侵华的铁证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

由于没有合适地点存放展示，姚诤独自承担起了保管它的责任。28年后，这枚曾险些被其他校工当作废品处理掉的炮弹，终于作为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雕塑的主体部分在中南大学民主楼后草坪落成展出。

湘黔滇旅行团

炮火之中，西南联大仅在长沙停留了四个月时间，就再次被迫转移。校歌中那一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可谓道出了那一段南迁历史的无奈坎坷。

根据师生们的身体和经济状况，长沙临时大学分海、陆两路从三条路线前往昆明，其中一路由体格健好、愿意步行入滇的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前往，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们一律穿军装、打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及雨伞，行李由汽车运送，全体队员注射防疫针。

因二哥黄培熙主动要求参加步行，黄培云便一同报名。第一次体检由于紧张，黄培云的脉搏跳得很快，考虑到路上医疗条件差，医生建议他不要参加。黄培云申请复查才通过，成为了步行团一员。据黄培云回忆，步行团共编成3个大队18个小分队，他与二哥编在一大队二中队五分队，还被选为小分队队长。

自愿步行赴滇的有11位教师，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为主席，其余教师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

未参加旅行团的师生由另两路入滇：或经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过安南（现越南）进入云南，由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或乘汽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安南（现越南）入云南，包括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十余名教授。最终愿意赴滇的学生共878人，其中步行团284人，后有学生加入共288人。

1938年2月19日下午，在长沙临时大学圣经学院操场举行开拔仪式后，由学生、教师、医生、临时招募的雇工335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正式出发。

张治中派来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他原是东北军的师长，西安事变后调到军委会任参议虚职。临行动员，黄师岳直言，这次“行军”的重大意义，可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郑和下西洋相比。

三千里征程

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今新晃），贵州玉屏、贵阳、镇宁、平彝（今云南富源县），最后到达昆明。一路如闻一多所说“既得经验，又可以省钱”。

据黄培云回忆，出发前老师建议穿布鞋为好，不要穿皮鞋和胶鞋，然而上路后发现草鞋最适宜。穿一双，腰间可以再别一双，穿一天烂了换下来，沿途几个铜板就可以买到。“头几天脚都起泡，几天以后才能够走得很快”。早上五点起床把铺盖打好运到卡车上，卡车先到以便提前为学生准备食宿，到达后又返回接送走不动的伤病员。从长沙到昆明有一小时时差，黄师岳不懂时差坚持以自己的老怀表为准，于是大家便四点起床。

行至湘西，听闻土匪众多，黄师岳与土匪头目打了招呼才安然度过，虚惊一场。据冯忠豫回忆，湘西落草为寇者多，黄师岳沿途拜访当地豪杰，游说他们到前方去，不少湘西草莽都加入了抗日军队。由于生活贫困，湘西百姓大多年轻时就备好棺材，清华十级的林从敏爱开玩笑，还常抬一抬棺材来“恐吓”黄培云等同学。

闻一多一路背着画板和板凳，逢风景优美处就坐下写生，引来当地农民的称赞。

彼时还是最年轻助教的吴征镒，和李继侗教授一道沿湘黔滇的大山采集植物标本，向学生们讲解植物最突出的地方。他后来定居云南，投入45年时间主编出版了126册《中国植物志》，记载了中国主要的植物。

曾昭抡步行时不穿制服穿长衫，即使在“山路四十八盘”的贵州也完全沿公路行走，不抄近路；每到中途休息或营地留宿，都取出防毒面具，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防空常识。团员高小文回忆，曾昭抡纽扣很少纽准，鞋袜难以蔽足，小憩时从干粮带中取出日记本和蘸水钢笔，缓缓写上一阵。黄师岳尊重学者，跟着曾昭抡走大道，每每天黑才至。李继侗和徐姓随行医生以华尔兹回报苗民的芦笙表演，曾昭抡被灌得大醉。

冬末春初，湘西贵州天无三日晴，团员们依然边行路边考察。地质系学生跟随教授沿路采集矿物标本，生物系学生跟李继侗教授采集植物标本，文学系学生沿途采风、记录少数民族民风民歌，袁复礼教授在湘西、黔东讲解河流、地貌的构造演进。1946年，哲学心理系的刘兆吉把收集的民歌整理成《西南风采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分别作序。

拜访苗寨、接触民众、调查社会，除了沿途风景，中国的贫瘠落后也给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贵州是新生活运动的标准省份，要求戒毒戒烟。然后到了当地，黄培云等人才发现“田里种的全是鸦片……小道上人们一担一担挑着的也全是烟土。抽大烟的人很多，一到晚上，到处都能闻到大烟的味道”。

志同道合的爱情

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全员抵达昆明。教授夫人们为旅行团制作了花篮，由教授的女儿们献上。献花少女中就有西南联大教授赵元任的二女儿，当时才15岁的赵新那。三年后她与黄培云在美国留学时相识，才得知他们在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当日就曾相见。1945年，两人结为夫妻，相守一生。

“那时没有花店，大花篮是我们两家的母亲（指赵元任和近邻章元善两家的夫人）在家里自己做的。先是找东西编篮子，然后再插上花。我们预先知道步行团会从我们拓东路的家门口前经过。”

在中南大学甘棠楼9栋“院士楼”里，“记录中国”报道团成员见到了94岁的赵新那。她笑着回想起与黄培云在美国相见的情景，“他说不太记得了，可能他在队伍后面，我们站在最前面，他看不见。”

“有人问我和培云是如何相爱的，我说什么情呀爱呀，我们是志同道合。他古稀之年的时候，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他从来没有后悔当年（1946年）回国。我一听，就懂了，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志同道合。”赵新那说，两人都誓以科学报国。

事实上，赵元任一家在当年7月就离开昆明，一直留在美国教书。结婚、回国、放弃美国国籍，赵新那的三个决定都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但她不以为意，“最听话的女儿这三件事没听他们的。”

湘黔滇旅行团经过3个省会27个县，以及数百个村镇，历经68天，行程总计3248里，除乘船坐车，步行路程2548里。最终目的地是昆明。4月28日当天，大部队从东郊一路穿过市区，最后在圆通公园（今昆明动物园）止步。唐继尧墓前有一块空地，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后，把它交给前来迎接的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现在交给你！”

6天后，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自离开京津，驻足长沙又继续西行，历时半年有余，西南联大终于于战火纷飞中在昆明寻得一片能安置书桌的土地。胡适曾说：“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西南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1938年4月29日《云南日报》刊发的社论《欢迎临大湘黔滇旅行团》感吁：“惟望诸君在苦干中，时时在想着过去从平津逃出来的万里流亡，和这一次从湘到滇的三千里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