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的外国鼓手

就像是一个阳台派对。

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喊“上海加油”，这时一段躁动的鼓点响起，现场沸腾了。鼓点停顿，人们都在喊“encore”（再来一个）。

爵士鼓手查尔斯•福德旭（Charles Foldesh），没想到这段即兴表演如此受欢迎。那是4月7日晚的上海虹口小区，原定的浦西解封期后的第三天。

从美国来上海已经15年，查尔斯每年有250-300场演出。在封控前，他感到过于忙碌被“burnout”（掏空），很想休息一段。没想到这一停将近两个月——夜晚是乐者的领地，现在零点的他已经躺在床上准备入睡。

没有演出、失去收入都是他眼下的挑战。就像调整生物钟一样，经过沮丧后，查尔斯也在尽力建立新的秩序：忙碌起来，为将来重返舞台做准备。

在第二次的阳台派对上，他精心挑选了一首高能量、充满活力的曲子。有位老师曾对他说，“If you take care of the music, the music will always take care of you”（如果你照顾好音乐，音乐会照顾好你）。

他希望给封控中的灵魂一些安慰。至少还有音乐作伴。

【以下为查尔斯•福德旭的讲述】

封控48日

我来自美国，和妻子目前住在上海虹口区。最近我过得还好，尝试着做些事让自己忙碌起来，持续保持输出能力。

大多数时间内，我在练习打鼓，一天3到4小时左右，每天做运动，学习不同种类的音乐，当然还有干很多家务活。

在上海封城前，我几乎每晚都在外演出，现在很明显我不再有那些表演，生物钟发生变化：之前我每晚00：30结束演奏，和其他乐手在外待一会儿，凌晨3、4点都不一定到家。但是最近晚上0点，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早上也会早些醒来。

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乐手可能会有些共通的感受：最近不能上台，感觉生活中的一部分消失了。

查尔斯在演出。 文中配图及视频，除特别标注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在这次封控前，我过去这些年一直很忙碌，开始感到一些疲倦，按照我们乐手的说法，是一种“burnout”的状态，某种程度上缺乏动力了。

在封控前，我想过如果自己能休息几周，这将会是很好的给自己充电的时间。但（现在）我猜想，人在做出期望前得谨慎一些——（事实上）我不止停了几周，我停了快两个月。

最近一次我上台表演是在3月15号，自那时候起进入“暂停”。我妻子是上海人，她在一家国际招聘机构工作，疫情期间还能居家办公。

（封控期间）我觉得人们的情绪会有（好坏的）循环。我有时会积极一些、更有活力一些，有时会很难进入状态。

眼下（5月18日）我忧心的是何时解封。作为一个表演型乐手，我们通过演出赚钱，停止表演意味着没有收入，但乐手们的房租、账单和其他东西都要支付。

有些人可以做线上教学或者开展远程课程。不过远程教学爵士鼓演奏有点困难，我也不是很擅长技术方面的事儿。我想就等段时间，等生活恢复后，我的学生们都回来（上课）了，再从上次暂停的地方继续。

“团购”和“发物资”

我们小区封控始于4月1日。

一开始我以为不会超过两周，买了一些方便面及易储存食物，还有冷冻肉之类的，但封控后发现实际时间可能比预期要久，我们需要其他的渠道和方式准备食物。

在我们社区，早些时候差不多两周发一次物资，现阶段几乎一周发一次。就我所了解，小区里大家发的菜是一样的。我家就我和妻子两个人，（需求量少一些），差不多吃完手上的蔬菜，就会发来一箱新的。我最近必须得学一些烹饪方式，学习快速烹饪很多不同的食材，（学会）让蔬菜更持久地保鲜。

我妻子（负责）买食物，她参与了团购，我在家里做饭。之前我们有发过白萝卜——我以前在餐馆里吃过但从来没亲自做过。

发的菜里还有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我会去“谷歌”一下，想“我可以做个什么呢？”有时可能想弄点创意出来，尝试一些新东西。在这种时候，你不能吃所有你喜欢的食物，只能尽自己所能把能拿到的菜烧好。

微信有翻译功能，这会帮助我理解一些（疫情期间的）消息。如果有我不能理解的讯息，比如说手写的中文，我的妻子会帮我（理解），她在封控期开始后，在我之前加入了小区群聊。

最近如果有人需要烹饪用品，（购买起来）会容易一些，我们小区里可以叫外卖，也可以团购。但在我们刚开始封控的时候，人们没有渠道，大家会互相帮助。

我们对门的邻居有一个大家庭，可能是有五六个人，我们蔬菜多的会和他们分，确保他们也有足够的食物。有一次我做菜的酱油用完了，我妻子在群里问有没有多余的可以给我们，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打开门，已经有一大瓶酱油摆在那了，有邻居给我们放好了。

当困难时期来临，我能看到每个人互相支持，这是我在这个小区里从未见过的，看到人们以社区共同体的形式团结在一起真的很好。

我不太懂“封控区”“防范区”“管控区”的分类，不了解我们小区具体是什么区。目前在我们这儿，除了做核酸，每个人还是在楼栋里不能出去。至于拿快递，离开楼栋和返回的时候，需要让人知道“我下去拿东西了”“我回来了”。

近几日，我看到下午会有家长带着孩子下楼，他们的小孩可以在下面跑一会玩一会儿。不过也和以前的场景不同，你可能看到一两个孩子在下面玩几小时，他们回去后可能会有另一个孩子下楼玩会儿。

“阳台派对”

4月7号那晚，小区里挺多人在阳台上，现场像是一个“小区party”，比较随意。人们都可以参与进去做他们想做的，有居民在阳台上唱歌，有人在喊“上海加油”。在那样的气氛下，我在阳台上打了一段比较疯狂躁动的freestyle。

以往在舞台上，观众们坐在你面前，你有个计划好的表演流程，可以看到观众，观众也能看到你。而在那一晚，阳台上的邻居们成了我的观众。我架好鼓，起初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如果人们喜欢我的表演，我会继续下去，同时我也做了心理准备，可能人们会不喜欢或者告诉我别打了。

刚开始我打的时间很短暂，后来发现大家对我的演奏抱有很大的热情，一直喊“encore”（返场），所以我又打了一点。

那天我也不知道有居民朋友录了像，直到第二天，视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那次演奏后，我也被拉进了小区群聊，群里的朋友们很兴奋，他们希望多表演一些。大家计划了第二天晚上的“小区音乐会”：其中有人负责协调安排，他们告诉我什么时候轮到我演奏，到时和我说“Charlie, it’s your time”。

第二天和前一天晚上不一样，（因为）提前计划好了，每个人知道什么时候唱自己的歌，安排上更紧凑一些，现场像是“阳台KTV”。

那天我打了Bruno Mars（美国音乐人）的曲子——我想要演奏一些高能量、充满活力、让人感受很好的东西，这是一首我觉得很酷的歌，也给我的学生练过。

我觉得长久以来，音乐和声音的力量已经被认识到了。可能在很久以前，音乐和声音主要用于交流，也用于仪式，比如庆典或祈祷，到现在而言，音乐是艺术及娱乐的一部分。

（无论它的角色是怎样的）音乐对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东西，在困难时期也是如此。你可以通过音乐影响人们的情绪，让人们感觉有其作伴可能好一些。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在这次音乐会以及封控期间，我感到小区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此外，我可能是住在这里唯一的外国人，是小区里一个无名路人，没有人确切了解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除了妻子），自从我在阳台上打鼓，我猜小区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注意到有这样一个鼓手。

我个人觉得，可能封控结束，人们会很渴望去看（艺术文娱）相关的内容，体验现场音乐，所有音乐家也都很期待这一天。

这段时间，我和我的乐手朋友们都在尝试保持自己的演奏能力，为解封之后的登台演出作准备。

我们保持着练习和学习，会交换想法，“你听过这张唱片吗？”，或者互相发一些曲子（交流），当能够重返舞台（时），我们都能有新的音乐想法。

最近我有更多时间去欣赏平时不会去听的音乐了。乐手及其他音乐爱好者容易沉浸于自己偏爱的音乐风格，但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很重要——这些新刺激让人产生新想法。

在上海

我年轻的时候，有位老师和我说，“If you take care of the music, the music will always take care of you.”（如果你照顾好音乐，音乐会照顾好你），音乐可以陪伴你度过难关，对一个表演音乐家尤其如是——音乐是我人生乐章中的一部分。

我在欧柏林音乐学院读的大学，期间一直在学校的乐队里演奏。我们的乐队是由一个小号手带领的，Theo Croker，他现在已经有些名气了。当我们大学毕业时，得到了一份合同，在上海一个爵士俱乐部演奏4个月。

来到这儿时，我真的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喜欢这儿的音乐氛围，有很多厉害的音乐家——当时我20岁出头，被上海（wild）自然生长、激动人心的一面所吸引。在完成4个月合同后，我在这的工作十分忙碌，至今已经持续15年了，从来没有真正慢下来过。

我是一个表演者，天生是个夜猫子，这座城市夜晚的活力一直吸引着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观众喜欢现场音乐。

查尔斯在演出。

在过去的十五年内，这座城市有很多变化，可能没有以前那么“wild”了——我很怀念以前的样子，但她仍然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我想她只是不一样了。在困难时期，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让一切恢复正常，同时有些事也让人有点沮丧。

我反复想过去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我能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另一方面，我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令人沮丧的事，当自己做不了什么的时候会感觉挫败无助。

我觉得需要了解周遭正在发生什么，但同时对我来说，我想把自己的能量放在能发挥一些作用、做出一些改变的地方。我想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在封控结束后能给观众们呈现很好的表演，让人们开心、也让我开心。

目前并不是我考虑去留的时候。在困难时期说“哦，那就走吧”很容易，但现在并不是做这种重大决定的时候。如果说在一个地方我不再感到快乐，或者我觉得不能做出贡献了，那么也许是时候去另一个我能做出贡献的地方了。现在我会想要在这再等等，再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不在上海的家人和朋友通过新闻、社交媒体看到一些疫情情况，会来问我最近在这发生了些什么，我告诉了他们我真实的境况，我在做什么。

上一次我离开中国是在2020年1月，有一个短暂的假期，到现在3年多没回家了。在疫情期间，如果你想要离开是可以的，但是回来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

以往我差不多6个月回一次家，一年两次。而最近几年，我（和家人）一般每周通话一次（来保持联系）。我上一次晚上和我爸爸电话，他说他在森林里露营——这是我除了打鼓外最喜欢做的事。我们聊了露营，聊了一点上海的情况，还有NBA季后赛。

我有两个姐妹，她们各有一个孩子，所以我有两个外甥，这些男孩长得真快。3年内我没法去参加家庭活动，有人结婚，有了孩子，或者孩子长大了。我确实很想家了，想念我的家人们。

我来上海15年了。在这15年里，我差不多只有3次是离开舞台2-3周以上的。最近（暂停）的时间确实漫长。

查尔斯在演出。

封控期我在家重新设定了自己的日程安排。除了听音乐练习乐器，还有在阳台里度过一段时间，看书、喝茶，这些小事儿能给我带来一些治愈感、一些幸福感，坐在阳台里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一些小事让我积极。像其他夫妇一样，在漫长的封控期内，我和我的妻子也会相互支持、相互安慰。

我觉得在此次疫情封控期间，一项重要能力是适应挑战。鼓手的经历其实教会了我很多关于生活的东西，尤其是在爵士乐中打鼓，你必须学会适应（不同情形），才能够让表演继续。

美好的时光不是永远都有，封控也不是永远的事，我们会在某个时刻回到舞台，在这期间我们得找到保持积极、保持输出的方法。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困难、挑战、逆境是生活的一部分，困境和挑战会塑造一个人。

封控期过了之后，我想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理发；然后是去吃点玉米卷；第三件事是我期待（去到）俱乐部Heyday——我总在那演奏，非常希望回去为人们演奏音乐。

我想观众们也会很兴奋地走出去看音乐（现场）。封控期让我感到能够为人们表演的“荣幸”，同时希望观众的灵魂也渴望音乐。我们都期盼回归的那一天。

查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