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性别比失衡，标是观念，本是经济

在全球范围内，性别比失衡的状况时有发生，在有些国家地区却长期存在，都有其背后历史、社会、文化成因。这种因素，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

上一篇里，我们对韩国的性别比失衡及其对策进行了分析。那么，亚洲其他国家情况如何呢？

印度，失衡的性别比

2007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生育子女数量减少，越来越多的亚洲父母采用科学技术工具来预知胎儿的性别，打掉不想要的女性胎儿，导致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国际社会公认的正常值域。报告指出，印度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例已经达到108，在有些地区甚至达到120，远远超过了正常值域的上限；报告同时指出，越南和尼泊尔两国的出生婴儿比例失调的情况也在日趋严重。

从印度历次人口普查结果计算，当时，印度出生性别比有不断升高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出生人口性别比（每100个女婴对应的男婴的比率）一直偏高，尤其是90年代后，趋势更加明显。1961年，印度0-6岁儿童性别比为102.46，1971、1981年分别为103.73、103.95，到1991年升高，2001年进一步上升。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印度2003年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印度的出生性别比略有降低，但是，据印度2011年公布的第15次人口普查数据，６岁以下儿童性别比率，仍是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最高。

在印度，城市出生性别比往往高于农村。1981-2001年，城市地区0-6岁儿童性别比由104.28升高到110.38，农村地区由103.84升高到107.07。在旁遮普邦城镇地区，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出生性别比是162.87，在拉贾斯坦邦城镇地区是189.75，在比哈尔邦城镇地区是174.83。

其不同地区的差别也较大。南部基本正常，北部偏高比较严重。西北部地区的出生性别比高于东部、南部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印度全国的0-6岁儿童性别比1991年为106，2001年为108。从各地的情况看，1991年性别比最高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达到了114，而2001年性别比最高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分别为125和122。

多国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

在越南，有关出生性别比的数据主要是来自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和一些健康机构对６岁以下儿童健康监护的统计数字。其1989、1999、2009年的三次人口普查，提供了有关越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数据。根据1999年第三次越南人口和家庭普查的数据结果显示：越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07，这个数字比1989年的第二次人口和家庭户普查的数据略高一点，但已接近国际统计标准的上限。2007年，越南国家人口、家庭暨儿童委员会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越南全国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状况日益严重，其大半省份之男女婴比为110:100。2008年，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报告，越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12.1。首都河内市2011年上半年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为118。

从尼泊尔看，2001年其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1岁以下年龄组儿童的性别比为104.2。总体来说还算正常，但其增速值得注意。1961年和1971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中，这个年龄组的性别比分别只有102和98.6，1991年，已逐步上升到103.5。此后，根据1996年、2001年和2006年三次尼泊尔人口和健康调查的数据，尼泊尔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稳定在103至104左右。

中国台湾在性别失衡这件事上也曾饱受关注。其出生性别比失衡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1990年和1991年出现了大幅度上升，达到110.3的高值，1992年以后开始有些回落，但仍高出正常的出生性别比。2002年开始出生性别比又继续上升，2004年达到111.0的最高值。同时，台北的出生性别比大大高于高雄，农村的出生性别比略高于城市。

既有相同，也有“倒挂”

各地的性别失衡发生时间似乎都大致相同，也拥有一些共性，同时，还有一些相异之处。

总的来说，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孩次差异都非常明显。

通常而言，务农地区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较为有“实用性”，因此也形成了较为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在能够进行出生干预的背景下，往往会倾向于采取偏好男孩的生育方式，导致男女性别比失衡。

也因为如此，家庭对于男孩的要求会随着孩次的升高而愈加迫切。即如果前几胎都是女孩，则家庭就越来越倾向于必须要有个男孩。从印度看，大多数的邦在第二、三胎上出生性别比比较高，从第四胎开始趋于下降。这可能意味着，印度大多数家庭决定在三胎以内就要达到理想的子女结构。根据1997和1998年的多项调查分析显示，第一胎是女孩的印度家庭中，第二胎的出生人口之比为132。若前两胎都是女儿，第三胎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为139。若第一、二胎是男孩，二、三胎性别比基本上正常。越南的孩次性别比也基本遵循这个规律。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各国都在性别比失衡后进行了一些干预，但当时似乎效果并不太理想。而且，在印度，性别比失衡产生了城乡和阶层“倒挂”，2001年人口普查报告揭示了印度农村出生性别比为106，而在富裕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11。十年后，印度卫生部报告指出，富裕的新德里西南部地区6岁以下年龄组的性别比118，在名流荟萃和富人云集的新德里南部地区，出生性别比竟为131，是全印度最严重的地方。

而且还出现了“文化程度倒挂”。即与通常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妇女受教育层度与性别比成反比，1997年在印度部分地区的调查表明，在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及以上的妇女中，儿童性别比为146.41，而在文盲妇女中，为115.07。

这或者是因为，印度的贫富分化较为严重，而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医疗保健条件较差，其进行胎儿出生性别干预的意识、技术手段和资源等更少的缘故。

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带来根本性改变

多国在平衡性别比上所做的努力基本趋同，主要是针对出生时的性别鉴定和歧视性堕胎等建立相应法规、更加重视保障女性权利等。整体来看，也都取得了一些效果。韩国在取消其计划生育政策后，性别比就趋于平衡。2020年越南男性人口占比为49.9%，人口数量为4857.2万人；女性占比为50.1%，人口数量为4876.7万人。男女性别比为99.6。印度在2019-2021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家庭与健康调查的结果，对约65万户家庭的调查发现，印度女性人数首次超过男性，性别比为1020：1000，即印度现在每1000名男性中有1020名女性。这表明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

但更加值得玩味的是这个过程。即在普遍偏好男孩的大文化背景下，韩国对于性别比失衡“纠偏”的时间较短，而越南、印度较长，尤其是印度，一度出现反复和“倒挂”现象。

综观历史，不同国家和地区除了文化背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演变也颇有不同，而与其性别比失衡“治理”成败亦有一定关系。

韩国属于较早完成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其性别失衡治理也较快成功。这或者与男孩偏好的基础逻辑有关。男孩偏好或是在农业社会下形成的，尤其经济学价值和意义上的社会风俗和文化。因农业社会更加需要强壮劳动力作为社会和家庭经济的推动力。因此，当一国或地区进入工业化社会，即使其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性仍强，但对于性别偏好导致的性别比影响已经实质性降低。而对于那些尚未完成工业化、农业仍然占据主要产业经济结构的地区而言，性别比调整就事实上的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当一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未完成，或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甚至在政府干预下，会出现富裕、高知人群反而有更多资源、技术实施出生性别干预的结果，如印度曾经遇到的状况。唯有随着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增高，社会偏见和歧视才会真正逐渐消解。

后记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既不完全相同，在进行“再平衡”过程中的遭遇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社会偏见和歧视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来有自。在治理的时候，需要立法规、改习气、做宣传，但更重要的是，找到根本缘由，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改革上不断进步，社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性别比失衡，标是观念，本是经济。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