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租房记｜上海媳妇：要满足生活需要，又得有现金流

初体验

我第一次租房是2009年初，那是大四下半学期，租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附近，是老公房两室户中的一个单间，大概八平米，月租500元。

在这之前的大半年，为了实习方便，我住到一位长辈家，地点在和平公园附近。当时还没有地铁十号线，在浦东杨高中路的实习单位，与国定路的学校宿舍之间来往，要坐公交转地铁，路上颇为不便，况且颠簸费神，加之晚上回到宿舍，难免打扰室友休息。而长辈一家从大连来到上海工作已有二十多年，当时女儿读大学住宿舍，丈夫回到老家照顾老人，刚好有个小房间我可以住。

我那时是想不到，后来没几年，上海其他高校本部逐渐外迁至松江、闵行等大学城，复旦成了最接近市中心的综合性大学。得益于周边地铁的发达，到市中心实习的同学，想来比我当时轻松。而如今在大学城读书的学生，要是在上海没有其他住处，为了到市中心的公司实习，恐怕也得考虑租房。

2009年初，长辈一家搬离上海，回到故乡。虽然结束了实习并找到了工作，但习惯了自己用一间房，我也不愿再搬回寝室，便走进一家学校附近的中介，报出自己的预算——每月500元。这已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格。那年我们学校毕业生起薪不过3000元。

对我来说，眼前的这个小单间正合适，没其他选择余地。

中介阿姨看得出，我拿不出更多钱，只是房东要求找好房客——不要糟蹋房间，也不要打扰邻居生活。我这种女大学生最合适。价钱差不多就行。再说大房间还空着，可以继续招房客。那时一套两室户，每月租金一共才一千三五百。这个价格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

房东老夫妇早年和女儿住在这里，女儿出国深造并工作，老夫妇搬入新买的房子——就在不远的大学路小区。买房和换房是上海人的生活智慧，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人群——实际上，那个学期的一项任务是写毕业论文，我阐述的正是传媒似乎营造了房价一定会涨的某种幻象。但在上海，这接近于真实的生活法则。

那处住所对我是暂别上海的前奏。2008年底收到第一个来自某沿海二线城市的offer时，我就应了下来。那年正值金融危机爆发，周围弥漫着一种“工作难找”的焦虑气氛。我想要回避头破血流的躁郁感。

“啊，上海有趣的工作不多。”当时的男友、如今的老公，也支持我先去外地工作。

虽然这里只有八平米，书架、书桌、小床、电视倒是都齐全。平日的主要活动，无非读书消遣与招待朋友。这里是大片居民区，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菜场，离五角场商圈只有一街之隔，买菜逛街都方便。我最初学习烹饪，就是在那间厨房，练成了几道拿手家常菜。几个朋友席地而坐，吃吃喝喝，可以聊到深夜。有时我们去门外的烧烤摊，老板把一大排肉串烤得滋滋作响，一半给我们，一半给民工大哥。那时十号线还在建设之中。

在这个房间，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来沪打工的青年。或是一时难找合适的房客，中介阿姨把自己的两个老乡姑娘带到另一间房。她俩做美容美发行业，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九岁。我与她们共用厨卫，时间倒不冲突。

十七岁的女孩是第一次出门打工，单纯热情，但不明白必要的距离，有时拿我的餐具用，我往往不便发作。她们还拉我参加了一场打工青年的喜酒，说人多热闹，不用包红包。酒席在一家湖南菜馆，新郎新娘摆了五桌，菜是大鱼大肉，大约是在家乡已办过喜宴，但这些春节后在上海相会的朋友也不能拉下。席间有小伙子来搭讪这个十七岁的女孩。我观望着他们的世界，自知无法进入。

随着对上海的新奇褪去，她对我说，感觉自己能做的工作都挺没意思，也疑惑于人与人的关系。而我对此实在爱莫能助。也许是孤身来到大城市喜欢热闹，又或是希望摊薄房租，她们带其他女孩来住，我心下想，这水电费都不好算。有一天，十七岁的女孩提出，要在我的房间打地铺借宿。我虽然没有拒绝，但那晚深感不自在，次日便告知房东。房东先前就有约定，大房间只能住两人——她怕自家房子被搞成群租，要是人杂，煤气、电器等风险便不可控。上海人特别重视安全。于是，她俩不久之后就离开了。

后来另一个房间住了其他租客，是同校的毕业生，没有什么违和感。复旦有很多毕业生，哪怕已经到上海其他地方上班，也还会租住在学校附近几年。毕竟是熟悉的地方，而且生活与交通都相对方便。

过渡房

回到上海是在2011年初。在来上海入职之前，要先把住处找好。当时的男友、后来的老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妈妈，大致范围就在他家附近。而我婆婆思虑较多，大概怕我对房子不合心，又怕我对价格不满意。另外，1月还没到春节，空出房源较少，选择也有限。最后在正阳路的大木小区找到一个一室户，月租是1600元，但房东给的租期只有四个月。

这个水平的月租，对比之前厦门的生活感受，自然是相当贵。但在上海已属难得。我的月收入不过是5000多。房租占收入三分之一。在厦门，这个比例只有八分之一。这就是大城市给人的紧张感。

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区位不错，地铁交通方便，靠近肇嘉浜路站，离大木桥路也不远。附近有几个超市，也有菜场。走上二三十分钟，会到田子坊和日月光。还有就是离公婆家近，可以时常去吃饭。

这里算是工人新村住宅。以肇嘉浜路为界，北边是过去的法租界，而南边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建设起来的工人新村，再往南就是沿江的工业——如今，在城市更新的号角下变成了美术馆和滨江空地。

正阳路的一室户，大概有二十个平方，一大间房既当卧室也当客厅，直接连着阳台。厨卫在房间内独用。上海人一家三口住一间房的，早年比比皆是。我老公自己也在这样的房子里长大。这无疑不适合现代人的居住需求。而这位房东之所以只给四个月租期，是打算到时改造装修，再隔一个小间，给儿子结婚用。

那时我搬到上海，大包小卷拎了很多，想要置备架子之类的生活用品，但这里却不能久住，不知下个空间还适不适合放，只能先凑合着。刚把东西安放好，就又要搬走。未免有点心烦。

当时的工作也有过渡性质。一个多月后，我在上海静安区找到了新工作。四个月后，就搬了家。叫了搬家公司的车，全家人帮忙一起搬，也是热火朝天。后面几次搬家，越搬东西越多。

两处弄堂生活

上海不同区域的主要房型不同。前面提到，公婆家附近是工人新村，正好在原法租界和原沿江工厂之间。而我的新单位在市中心，周边是许多老弄堂，房子颇为价廉物美，适合单身年轻人租住。

那时我也看租房网站，在网上联系了几家中介，感觉假房源太多，实在耽误时间精力，不如实地转转。于是，在上下班路上，我问了附近的几家小型房产中介，发现尤其是那些门脸老旧的，多半与弄堂房东结下多年交情，房源实在，彼此信任，有人情味。而那些连锁大型中介，多半缺少这样的房源。

租房是一件需要随缘的事情。租客和房东的时间窗口都是有限的。所以我只求合用，不求完美。最后，寻到的房子都超出了我的期望值。那时，我通过一家小中介，找到茂名北路里弄的一室户，面积十几个平方，步行十分钟就能到办公室。

这些弄堂里的老房子，厨卫是否独用，是决定租金水平的最重要指标。里弄的房子多半厨卫合用，倘若原房东进行过改造，租金无疑就水涨船高。我所租的这处房子，房东进行过改造，厨卫皆在室内，且不干扰起居，但作为承租人，房东也只是开价2000元——附近其他需合用厨房的一室户，每月也得1700元。不过，这也已经超过了我当时工资的三分之一。

当时老公的办公地也在附近，中午有时间回来吃饭。因此，这里的厨房也得到了充分利用，相当于用买菜烧饭降低了生活成本。另外，厕所厨房紧靠在一起，要去厕所得穿过厨房。毕竟是小房子，改造空间有限，不能太讲究。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台写字桌、一只沙发、一大面衣柜兼书柜，以及常用家电。这里是三楼，也是顶楼。听说夏天暴晒，冬天酷寒，但空调一开，温度也没有什么不舒适。早上可以听到对面天台上人们洗漱的声音，那里是公用的卫生设施。忽然有一天，我清楚听到，其中有个声音就是我的新同事。也就是说，和我境况差不多的年轻人，正好也找到了这里。而隔壁邻居是一对来沪打工的夫妻，还带着小孩。

后来几年里，这类房东自己改造、价廉物美的房子，就逐渐越来越难找了。品相还可以的老房子，大多先被二房东长租，然后经过高档装修，租给外国人——这个市场很大，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也舍得为住房品质多开销。

这个房间我租了一年，这里还见证了领结婚证的时刻。主要是老公住不惯，担心木结构的房子不安全，又因为房东提出每月涨300元，干脆就考虑换个往南一点的房子住。

那时，老公通过一个连锁中介，找到一处延庆路上新式里弄的房子。因为是一楼，房东在院子里又搭出一块，不但面积大了不少，还能有一个宽敞的浴室和卫生间。原本面积只有17平米，这样一来，家里实际使用面积能有35平米，可以算作一室一厅。院子里种了一棵树，树枝刚好遮住卫生间的气窗。

邻居就是房东的亲戚，聊下来感觉人不错。院子里可以晾衣服，虽然要在公共区域烧饭烧菜，但也还算可以接受——不是木结构，烧不起来，邻居还能帮忙看着灶台。另外，这里在单位骑行可达范围内，中午仍然可以回家吃饭。

我们就决定租这里了。这里是静安区、卢湾区、徐汇区三个区交界的地方。严格说来，还是属于徐汇区的。租金是2200元一个月。

这个房子的层高比较高，房东原本在屋内搭了个悬空的阁楼，用来放置东西。但考虑到安全，免于我们用梯子爬上爬下，房东干脆把它锁了起来，放了一些自己不用的东西。

楼里没有分户水表，每个月邻居都会拿着账单来收钱，按照人头计算，基本上我们家每月三十多元。这里的住户大多是老人，大概生活节省，并不因公摊水费而浪费水。

居住体验大体不错。赶上下雨家里没人收衣服时，隔壁邻居常帮我们把院子里的衣服收好。但住久了也会发现问题。一楼比较潮，而且采光不足，到了梅雨季节，木头衣柜从底部开始发霉。家里爬入若干鼻涕虫，白墙皮也因受潮而鼓了起来。

二楼的老太太是独居老人。不知为何，她总是从上往下倒水，使得墙皮更加潮湿。久而久之，房间上方的一角就发霉了。我们尝试过各种沟通方式，但都没有作用。

其实年轻人对光照没什么要求，白天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不过每晚在潮湿的环境里睡，也不是办法。2012年底，我们举办婚礼。我父母从北方来到上海，参观我们住的地方——这儿显然和北方不能比，他们就提出，还是赶紧搬个新家吧。

但我们主要在乎地段，也不想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去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住。

后来真正搬家是在2013年初秋。那时家庭收入提高了一些。

大小房子

新住处的位置在小木桥路，离正阳路比较近。附近有中山医院。我们从2013年初秋一直住到现在。在三楼，大概六十多平米，两室一厅。这里虽然离单位不算近，我们上班要乘地铁或公交，但离公婆家就隔两条街。

我们是通过中介找到这处房子。房东看重我们长期居住的需求，并要求付三押二。这是因为，上一任房客赖掉了不少房租，最后被赶走。当时的房租是4000元，也算便宜，四年下来，大概每年月租涨了400元。这个涨幅比较公道。我们每年都与房东再签一遍合同，就是简单修改一下数字。

房东还会定期及时提醒我们，注意维护燃气设备等，请燃气公司上门检测之类的开销由她来出。

之所以租两室一厅，是因为想到未来有孩子，可以让父母或月嫂住一间。但生育计划并没有真正实施。房间里都堆满了各种书。

这里面积虽然大，但房东的家具——床、衣柜、餐桌、电视柜、沙发也非常巨大，这些东西不能扔掉，我们用起来不顺，但很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重新布局。比如，我们上班久坐，腰椎不太好，但床上的软床垫也很难更换。随着自己的物件增多，居住体验也变得越来越差。这点还不如之前的老房子，老房子的空间有充分的弹性。

于是，这两年就觉得，还是需要一处自己的房子，自己可以对空间做主。周围的人也总说，应该买房了，可以保值增值。我们自己粗算下来，手上的钱足以购买眼下住的房子——毕竟中介就在楼下，房产市价一目了然。但目前似乎还不到买房的时候。

租房最大的好处在于，手上可以有足够的现金流，来做其他的事情，比如投资。买房固然是一种思路，但我们还是相信，存在比买房更好的赚钱方案。到了资金更宽裕的时候，再来买房也不迟。

但我还是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我往往觉得，自己家像男生宿舍——东西太乱，但老公不让我干涉它们的秩序。最后，我老公就建议我去租一个自己用的地方，并规定了2000元的预算。我一听就很开心。

今年3月起，我在重庆南路的万宜坊租下一间亭子间。邹韬奋先生的故居也在这个弄堂。这个小房间大概不到十平米，没有洗衣机和冰箱，里面有卫生间，但不能做饭。价格是2100元。我无需在此洗衣做饭，因此这里刚好符合需求。要在这里睡觉，就可以打个地铺。还有一面空白的墙，可以打投影看片子。我在小房间安置了写字桌，还放了一些书和零食。

这个亭子间也是通过附近的小中介找到的。房东女儿出国之前，这里是她的画室。房东把房子交给中介打理，中介大叔特别亲切，还给我介绍去附近交大医学院食堂蹭饭的方法。

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之外，总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是这里可以安放的。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大约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