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河湖源”科考追踪：为守护“亚洲水塔”提供决策建议

壮美的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冰芯封存的“无字天书”，湖泊沉积物记述的“前世今生”，暗藏着气候环境变化的真相。

今年６月，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在西藏启动。这是时隔４０多年后我国再次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综合性科考。

目前，第二次青藏科考之“河湖源”考察正在“百川之源”阿里地区进行。科研人员开展冰川、湖泊、水文、气象、高寒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土地资源变化等多学科综合考察，多角度解读“藏地密码”。

聚焦“亚洲水塔”

高原初秋的傍晚，夕阳斜照草原和冰川，在地平线上留下一道金色分界线。海拔５３００多米的阿里日土县东汝乡阿汝冰川前，一面蓝色旗帜高高竖起——这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的队旗。“河湖源”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正在做科考准备。

西藏阿里地区被称作“亚洲水塔”，是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等河流的源头。这里地广人稀，平均海拔超过４５００米，冰川寒光凛冽，雪山熠熠生辉，湖泊盈盈如镜，河流奔腾向前……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这里的一些冰川退缩趋势加剧，高原冰湖出现溃决，洪水频率增加，冰崩等新型灾害出现……

“青藏高原的变暖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２倍。‘亚洲水塔’会受到怎样的威胁？”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院士说，“我们需要了解其变化过程，提出应对方案。”

冰川、河流径流与湖泊这三者的状态，是评估“亚洲水塔”水资源安危的关键。“河湖源”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队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邬光剑介绍说，冰川加速消融在短时间内可增加河流下游水量，但从长期来看，冰川处于亏损状态，会导致冰川水资源减少甚至枯竭。冰湖溃决、冰川泥石流等灾害，或许也会随冰川消融的加速而更加频繁。

为了摸清“水塔”中水的现状，科考队或攀至海拔超过六千米的冰川之上，或航行于茫茫高原盐湖，或追寻川流不息的河水，记录温度、深度，测算径流量、湖面面积……

“如果将这次科考新收集到的数据，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一次科考对比，将高原环境发生的变化量化，那将十分有意义。具体到湖泊研究，就是水量、面积、水质等方面的数据。”“河湖源”湖泊考察队队长、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君波说，各项基础数据补充完整后，整个区域的环境变化或许能一目了然。

此外，“河湖源”考察队还将从冰芯、湖芯中读取环境演化信息，以推演该区域在历史长河中的气候变化过程，破译其中规律及控制因素，并探究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和水生态的影响，为守护“亚洲水塔”提供决策建议。

探秘地球第三极

正在阿里进行的“河湖源”考察，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的第二站。按计划，科考队今年还将深入南亚陆路大通道，与尼泊尔等国开展国际科研合作。考察队中，已经出现国际队员的“洋”面孔。

中科院研究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总领队徐柏青说，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科学家还将继续走出国门，“考察将涉及中亚、伊朗高原、东欧等‘泛第三极’地区。”

从４０多年前中国科学家“单打独斗”的研究，到今天多国联手的跨境合作，青藏高原科考模式转变的背后，是近年来日益显著的区域性生态环境变化。

“泛第三极”地区面积达２０００多万平方公里。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一路向西，直至中东欧的一系列山地，这些横贯欧亚的山地和高原，作为一个整体影响着欧亚大陆的气候、生态和资源环境。

近年来，这一区域的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在徐柏青看来，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青藏高原：“升温太快了，每１０年全球升高０．１７摄氏度，而青藏高原是０．３摄氏度或０．４摄氏度。藏北的降水在增多，南部却在变干。”

徐柏青说，这些气候变化是总领科考的大问题。而青藏高原对区域甚至全球生态环境的意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河湖源”生物与生态变化考察队队长、中科院研究员杨永平称这种影响为“溢出效应”——作为气候启动区的青藏高原，其内部湖泊面积和水量的扩张，是否会影响北半球的干湿格局？“亚洲水塔”内冰川的变化，是否会改变多条河流的命运？……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整个“泛第三极”地区的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或许都有启示意义。

致敬青藏科考精神

选择好拍摄角度，杨永平匍匐在地，照相机镜头瞄准了羌塘高原上一种貌不惊人的小草。

这种小草名叫紫花针茅，既能固沙，又是牧草，在高寒、干旱的藏北地区分布很广。杨永平说，它最像青藏高原科考队员——默默无闻，恪尽职守，适应艰苦环境，富有开拓精神……

１９９０年，２５岁的杨永平曾随老师参加了青藏高原科考。如今，年过五旬的杨永平再上高原，带着自己的研究生。

杨永平说，很多基础研究领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成果。科研人员要像小草一样顽强，也要像小草一样耐得住寂寞。老一辈科学家团结奋战、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的精神，需要有志青年传承。

杨永平首次参加青藏高原科考时，“江湖源”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最年轻的队员党黎娇还未出生。这个９０后女大学生首次作为冰川研究者参加野外考察，徒步走完了１０小时的前期探路全程，与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一同抵达海拔５６５０米的冰芯钻取待选点。

这段路程险象环生。由于夏季温度升高，雪面下冰层消融过快，党黎娇和队友不得不在雪上匍匐前行。在海拔５４００多米的冰川上，队友温旭还跌入雪面下的冰湖……

科考中的艰险，直到今天仍是科研人员需时刻提防的威胁——暗藏脚下深不见底的冰裂缝，突然降临的暴风雪，袭击营地的棕熊……在唐古拉山龙匣宰陇巴冰川前讲述这些时，徐柏青云淡风轻。但是，当提起一位在冰川遇难的科考队员时，泪珠从他脸上扑簌簌而下。

科考中的挫败，锤炼着科研人员的意志。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博士生许腾在色林错作业时遇到“墙一样高”的巨浪。漂泊十五小时返回时，他的脸上还带着湖水留下的斑斑盐渍。由于这场不期而遇的风浪，他和队友不仅没有取到湖底沉积物样本，还在匆忙撤退中不得不把三只锚留在湖中……

王君波感叹：“科研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有时一天的工作不会有任何收获，一次科考往往也不会带来有价值的发现。”

与老一代青藏科研人员一样，今天的科考队员们，依旧需要在枯燥孤独的日常工作中，为获得最终的科学突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

他们说，科考的工作条件已今非昔比——再也不会人都回去了家书还没寄到，再也不会就算“不差钱”都买不到必要的高海拔工作装备，再也不会连吃几个月的压缩饼干、罐头和干菜……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但青藏科考精神在传承，历久弥新。

王君波说：“现在后勤保障和四十年前相比已经改善很多，工作效率和协调效率也要随之提升。”

茫茫羌塘高原，大片紫花针茅吐露生机；神奇世界屋脊，一代代科考队员勇攀高峰，接力探秘。

（本文原题为《探秘“亚洲水塔”——第三极“河湖源”科考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