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陆宇峰：把学术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为加快培养造就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从2010年起组织开展“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速成长，逐渐形成了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专题，邀请2020-2021年度当选“上海社科新人”的14位青年学者进行专访。本期邀请了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陆宇峰，他的研究领域为“系统论法学”研究，阐明现代法律独特的功能、结构、运作模式，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复杂关联。

陆宇峰，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和网络法治研究，在《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7项。倡导从社会整体和社会变迁视角观察“法治中国”的“社会理论法学”研究范式，擅长运用当代前沿的“自创生”社会系统理论剖析全球社会、风险社会、数字社会的法，初步构造了“系统论法学”和“系统论宪法学”的理论体系，阐述了适应高度复杂社会治理需要、契合“共建共治共享”中国理念的反思型法治模式。重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依规治党”“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理论文章。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陆宇峰：我从事“系统论法学”研究已逾十五年。这一当代理论法学新思潮致力于运用“自创生”社会系统论，阐明现代法律独特的功能、结构、运作模式，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复杂关联，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除了译介三代系统论法学家的重要作品之外，我个人也开展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一是在中文世界首次重构了系统论法学的理论体系，凝练了其对现代法律的全新洞见，展现了“理解现代法律的新思路”；二是将系统论法学置于更加宏大的“社会理论法学”脉络下，探索其为现代法律的全面理性化提供动力的应用前景，提出了“推进法学研究的新范式”；三是将系统论用于分析全球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的法，阐述了适应复杂社会治理需要的“反思型法治”，打磨了“观察法治中国的新工具”。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陆宇峰：2005年，我从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深造，3年后成为法学院迄今为止的两名“转博生”之一，一直师从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会长高鸿钧教授。我刚开始主要学习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哲学，后来转向了卢曼开创的系统论法学。我没有海外学习经历，但游历了不少国家，与国际系统论法学界长期交流合作。2011年博士毕业，我来到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从事法理学专职研究至今。其间2012年—2013年，我随“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李秀清教授，在职开展法律史博士后研究，获评华政“首届优秀博士后”。

工作10年，我主持国家社会基金青年课题、一般课题、重大课题子课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7项，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环球法律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20余篇次，出版专著译著10余部。我学术进步的经验，或可斗胆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读天书”。要选择足够艰深复杂的研究领域，确保自己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有持续阅读、思考和写作，才能缓解内心压力。二是“用理论”。要坚持运用自己服膺的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相信检验一套理论的关键指标，就在于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力。三是“多说话”。读了书有收获，就跟老师聊、同事聊、同行聊，聊出新意、受到启发、发现问题，把学术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四是“惜文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说到底是文字工作者。对文字没要求，不爱惜自己的文字，说明对学问没有信仰，自然不可能做好学问。学术文章的文字要求最简单，就是表意准确、逻辑性强、善于提炼。但做到这些也不容易，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练笔习惯。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陆宇峰：缺乏搜集资料的耐心，可能是我的主要困难。好在我运气不错，本科阶段喜欢古代思想，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的鲁珂老师（后来他早我一年考上清华）向我推荐了大量中西古代经典和思想史作品，并给了我三楼那间空调阅览室的钥匙。硕士生期间入门系统论法学，刚读完大陆文献，师兄马剑银就从台湾拖回来几箱相关著作；“台版书”读出点眉目，师兄泮伟江又从法兰克福，背着系统论法学的最新成果回国了。博士生期间研究美国法律现实主义，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柯岚教授发来280M 共361种文献，穷尽了重要的英文资料。近些年关注网络法治理论，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於兴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胡凌副教授，又向我“投喂”了上百种文献。因此截至目前，我还没被资料问题真正难倒过。

从青年学生转型为青年学者并不容易，需要两方面的帮助。一是“科研过渡期”。刚入职的教师，若有两三年的过渡期，基于博士论文做拓展研究，发表一些高质量成果，他的科研习惯、学术自信就都建立起来了。相反，如果让他立刻陷入繁重的教学和学生工作，无暇深度思考、持续写作，几年下来，可能再也找不回学术感觉。二是“有组织科研”。很多教师在学生时期接受的是纯理论训练，不少“海归”甚至从未研究过“中国问题”。他们不了解学界关注的重点，不熟悉学术期刊和科研项目的导向，甚至论文、标书的写作规范都不符合要求。这个时候，一定要给他们搭建学术平台，开展“有组织科研”活动。我所在的华政科学研究院在陈金钊教授的带领下，长期开展青年学术论坛、社科名家讲坛、学术写作交流、课题申报辅导等“有组织科研”活动，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学术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导师高鸿钧教授。记得2010年写《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内容、兴衰及其影响》，老师对初稿不满意，组织师门开“只批评、不表扬、不还嘴”的研讨会，让我红了脸、出了汗。几天后，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训斥我因为追求生动而失去了严谨准确，要求我老老实实重写，每段文字第一句提炼论点，后面三五句话论证；若干段一节，形成鲜明的观点；节与节之间由一条主线串联起来，支撑一个命题作为结论。我带着“开悟”的喜悦离开办公室，一周之内向老师提交了修改稿。两小时后老师来电，声音里透着毫不掩饰的欣慰：“宇峰，文章成了，肯定能发表！你现在就去玩个高兴！”后来这篇文章不仅在《清华法学》发表了，而且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双双全文转载，还收录进《英美法原论》，入选了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陆宇峰：当下我国学界正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努力通过“学科交叉”等方式，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新工具。二者相辅相成，其目标是在更好地描述、解释、总结“中国奇迹”的同时，有效应对社会高度复杂化导致的种种治理问题。这样的学术氛围坚定了我从事系统论法学研究的信心，因为系统论法学吸收了哲学现象学、热力学、生物学、信息论、控制论、复杂系统论的最新成果，适应学科交叉的趋势；作为社会理论法学的分支，它坚持从社会事实出发分析问题，从社会整体出发理解法律，关注法律与社会的共同演变，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将运用系统论法学继续推进法治中国的相关研究。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陆宇峰：一是2014年，上海哲社青年项目支持我开展“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异化治理研究”，为我2015年申获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打下了坚实基础。2018年，该项目以“优秀”成绩结项，《社会科学报》又做了题为《寻找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方案》的报道，令我备受鼓舞。二是2016年，我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深刻体会到上海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决心，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学术上给予我很多帮助。三是上海市法学会2020年将我选入“上海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库”，今年又同意我担任了法社会学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为我提供了向全市同行学习的宝贵机会。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取得成果，对您成功当选上海社科新人有所助益？

陆宇峰：我个人已主持两个国家级课题，除了刚才提及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青年项目“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网络公共领域法治新秩序研究”外，另有2020年度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系统理论视角下高度复杂社会的反思型法研究”。后者也已产出阶段性成果《论高度复杂社会的反思型法》，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我还参与了马长山教授主持的两个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均担任子课题负责人。一个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课题“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法治化机制研究”，另一个是2020年度重大项目“数字社会的法律治理体系与立法变革研究”。在承担重大课题的过程中，我在首席专家的带领下开阔了学术视野、提升了研究水平、锻炼了团队协作能力，这对我成功当选上海社科新人有很大帮助。

澎湃新闻：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陆宇峰：上海历来是哲学社会科学重镇，在上海成为“社科新人”是非常值得珍视的荣誉，代表着上海的学术前辈们对我过去成果的认可、对我未来成长的期望。因此，这份荣誉本身，就是我进一步开展课题研究和学术探索的巨大动力。我只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始终面向新的社会问题，追踪新的法治实践，在理论上“推陈出新”，才能不负前辈期望和“新人”称号。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对加快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陆宇峰：就“繁荣”上海的系统论法学研究而言，我可能发挥了一点作用。在众多前辈的关心下，在我和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多名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论法学研究群体，规模超过全国三分之一。我们在东亚法哲学大学“系统法学与未来法治（香港）”组织了三场分论坛，吸引了香港、澳门和我国台湾地区多位知名学者到场！当我们集体出席“系统论法学国际研讨会（格鲁吉亚）”和“中丹（丹麦）系统论国际研讨会（北京）”的时候，欧洲教授们十分惊讶，中国竟有那么多人懂这套最前沿的理论！受知名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的邀请，我还开设了“系统论法学专栏”，介绍、展示这个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得到全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陆宇峰：城市治理水平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衡量指标，而城市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撑。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有助于推动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理念，加快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城市治理中的实现方式。

澎湃新闻：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陆宇峰：我此前已运用系统论法学的基本原理，初步探索了适应高度复杂社会的治理需要，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反思型法”体系。随着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希望能够为上海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和法治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多年来，我也一直通过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助力上海“法治软实力”的提升。作为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研制者之一，我编写了上海市首部初中生《法治教育（试验本）》（副主编），培训了多批上海市法治教育名师，并多次带队赴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校柳营路小学以及崇明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崇明区实验中学指导青少年法治教育实验校建设，还承担了上海市“宪法教育馆”的图文设计工作。随着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相信未来能够为上海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和法治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