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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黄金与战争》:他们的斗争一直在持续
本文为《钻石、黄金与战争:英国人、布尔人和南非的诞生》尾声
作者:[英]马丁·梅雷迪斯
图源:unsplash
1910年5月31日,南非联邦成立,人们怀着美好的祝愿,希望布尔人和英国人能够找到弥合彼此分歧的办法,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南非国家。从表面上看,成功似乎是大有希望的。南非是迄今为止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产出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黄金和98%的钻石。以路易斯·博塔为首的新政府由杰出的英国人和布尔人组成,都致力于和解政策。其中还包括另外两位布尔将军,扬·史末资和巴里·赫尔佐格,以及一大批说英语的南非人。1910年的选举表明,绝大多数的阿非利卡人支持和解。
然而,对英国统治的恐惧和怨恨却越来越深。许多阿非利卡人从未接受加入大英帝国的想法,并为失去了自己的共和国而哀悼不已。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大英帝国的权威。《天佑国王》成了官方的国歌。英国的红船旗成了国旗,联邦纹章在旗帜下方的角落里。伦敦枢密院,而不是南非最高法院,才是司法行政的最后仲裁者。此外,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根据1910年的宪法,南非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是受英政府的约束。大多数公务员讲英语,甚至是满嘴乡音的英国公务员和教师也成了举足轻重的人。城镇也是英式的。英国人控制着工业、商业和采矿业,控制着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还几乎垄断了工业的相关技能和培训。
由于担心英国强大的影响力最终会吞噬阿非利卡人,使南非沦为大英帝国的附属,一群阿非利卡领导人开始公开否定博塔和史末资所支持的和解政策。其中就有巴里·赫尔佐格。赫尔佐格之所以接受与帝国的联系,只是因为这有助于减轻说英语的少数群体的恐惧心理,从而促进这两个群体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他坚定地认为,南非在大英帝国内部应该是一个分离而独立的地位,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接纳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他在1912年说:“我不是那种满嘴都是和解和忠诚的人,因为那些空话骗不了任何人。”他还明确提到博塔将军最近在伦敦出席的帝国会议,并补充说:“我宁愿和自己的人民一起躺在粪堆上,也不愿待在大英帝国的宫殿里。”1913年,赫尔佐格从内阁辞职,辗转于奥兰治自由邦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宣传阿非利卡人的事业,成立了许多阿非利卡人警戒委员会(Afrikanervigilancecommittees)。第二年,他与几位议会同僚组成了一个新党——国民党(NationalParty),该党的宗旨是“联邦的利益高于任何国家的利益”。
在英国的授意下,博塔和史末资将南非带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赫尔佐格又站出来反对他们。他说:“这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不是南非的战争。”他在布尔战争中的几位老战友,包括克里斯蒂安·德·维特和考斯·德·拉瑞,都认为叛乱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出了战斗的号召。阿非利卡人叛军与政府军进行了3个月的零星战斗。这段插曲留下了更多痛苦的回忆。在1915年的大选中,国民党赢得了17个自由邦席位中的16个,以及开普的7个席位和德兰士瓦的4个席位。
使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更加痛苦的,是一场影响整个阿非利卡人群体的巨大的社会动荡。农村地区的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部分由战争引起,部分是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数十万阿非利卡人陷入贫困的深渊,大批人涌向城市———“向着城市跋涉”。然而,正如阿非利卡人发现的那样,这些城镇是一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世界。工业、商业和公务员的语言绝大多数是英语,阿非利卡语被嘲笑为“厨房语言”,受尽白眼。由于缺乏技能、教育和资金,许多人不得不与廉价的黑人劳动力竞争工作机会,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城市贫困变得与农村贫困一样普遍。
这个所谓的“白人贫困问题”,经常被归咎于“英国帝国主义”和“盎格鲁犹太资本主义”的邪恶企图。作为回应,阿非利卡领导人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试图在大萧条的漩涡中团结人民,捍卫自己的传统。1918年成立的阿非利卡人兄弟会(AfrikanerBroederbond)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最初只是一个小组织,主要是为了促进阿非利卡文化和语言。但它将成长为南非历史上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并成为决定南非命运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黑人人口受制于一系列旨在将其严格限定于从属地位并压榨其劳动潜力的立法。1911年,《矿业与工程法》禁止黑人从事技术性工业工作。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规定了与拉格登委员会所主张的原则相类似的土地隔离原则。非洲人被禁止在白人地区购买或租赁土地,今后,他们唯一可以合法获得土地的地区是土著保留地,这些土地当时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8%。开普殖民地的非洲土著被排除在立法之外,因为那里的非洲人的土地权利影响了投票权。
《原住民土地法》赶走了成千上万租用白人土地的黑人佃户———他们通常被称为“擅自占地者”。一些人在保护区寻求庇护,尽管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为人注目。其他人在把牲畜和农具卖光后,被迫为白人农场主当长工。整个富裕农民阶级最终被摧毁。这种影响在奥兰治自由邦尤为严重,那里的许多白人农民心急火燎地驱逐了所谓的“擅自占地者”。非洲作家索尔·普拉特杰(SolPlaatje)在他的《南非土著的生活》一书中描述了这些穷困的家庭被赶出土地的困境。他写道:“1913年6月20日星期五早晨醒来,南非原住民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算不上是奴隶,而是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贱民。”普拉特杰记录了他在1913年冬天穿越奥兰治自由邦的经历,他发现一群非洲农民从一个地方跋涉到下一个地方,只为了寻找一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农场主,他们的妇女和孩子在冬夜冻得瑟瑟发抖,牲畜又瘦又饿。“看起来,这些人像是逃离战争的逃亡者。”
被划定的“黑人家园”,偏僻而又贫瘠,黑人在此自生自灭
尽管为非洲人保留的土地在1936年从该国总面积的8%增加到13%,但这仍旧是杯水车薪,人口过度拥挤造成了破坏性的状况。官方报告不断对土地退化、水土流失、不良的耕作方法、疾病和营养不良发出警告。由于无法在保留地养家糊口,又需要钱交税,越来越多的男子前往城镇寻找工作。
同样的隔离程序也适用于城镇。1923年的《原住民城市地区法》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城镇是白人的地盘,只有满足白人需求的非洲人才被允许居住在隔离“地点”。该法规定,通过更多地使用通行证制度对非洲人进入城市地区实行“流入控制”。自19世纪以来,通行法被广泛用于各种目的,已然成为土著政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非洲男性被要求携带通行证,才能在特定的白人区工作和居住。他们需要通行证,以便旅行、交税、宵禁,而且随时都要接受警察的检查。而被视为“过剩”劳动力的非洲人将会被驱逐到保留地。
1936年,在开普省,非洲选民从普通选民的登记册上被删除,他们失去了80多年来一直拥有的权利。但《土著代表法》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当时非洲选民只有大约1万人,不超过省级选民的2.5%和联邦选民的1%。但政治意义至关重要。正如历史学家科内利斯·德·基维埃特所说:“摧毁开普殖民地土著的选举权,就是摧毁了两个种族世界之间最重要的桥梁。”
到20世纪30年代,阿非利卡人兄弟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纪律严明、高度保密的团体,其精英成员通过宣誓团结在一起。它的影响遍及全国。它已渗透到公务员和教师行业,其成员也开始渗透到所有主要机构的“关键职位”。它的最终目标是在南非建立阿非利卡人的统治———白人至上。
曾经在南非街头到处可见的“白人专用”标牌
在阿非利卡学者的构建下,一种新的、强硬的阿非利卡意识形态形成了。正如它的名称“基督教民族主义”显示的那样,它基本上是一个混合旧约和现代政治,部分受到新崛起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影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保罗·克鲁格曾经阐述的概念,即阿非利卡人是一群独一无二的人民,由上帝之手创造,为了在南非完成一项特殊使命而生。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都是由上帝赋予的,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中的“外国元素”,如讲英语的人,是要被排除在外的。
阿非利卡人的历史被描绘成一场对抗英国和黑人这两个强大敌人的史诗般的斗争,这两个强大的敌人都想消灭他们,只是由于上帝的干预才未能得逞。前荷兰归正教会牧师丹尼尔·马兰博士说:“过去一百年,人们见证了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必然蕴藏着一个神圣的计划。”
在20世纪30年代的背景下,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英帝国主义及其盟友中讲英语的人口。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痴迷于“黑祸论”(swartgevaar)———阿非利卡人的统治地位所面临的黑人威胁———并将他们的政治机器转向对抗这种新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经济繁荣,吸引了大批非洲人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德和其他城市地区的工业中心。到1946年,居住在城市地区的非洲人几乎和白人一样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挤在贫民窟和棚户区。194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提醒白人,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下降。自1910年以来,白人人口只增加了不到100万,达到了240万人,而非白人人口则增加了近450万,达到了900万人。此外,非洲土著变得越来越不安分,越来越好战。
作为总理,扬·史末资努力寻找一个有效的政策来处理“黑祸论”。然而,在越来越忧心忡忡的白人选民看来,他的政府已经开始失去对黑人人口的控制,更糟糕的是,史末资还缺乏恢复控制的意愿。
与此同时,马兰博士所在的国民党提出了一项计划,声称该计划能为所谓的“黑祸论”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种族隔离。该党辩称,只有彻底的种族隔离才能确保白人的生存。在1948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以微弱优势险胜。马兰在就任总理时宣布:“自联邦成立以来,这是南非首次成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愿上帝保佑它永远如此。”
当时,欧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其他地区也采用了种种歧视性做法,南非的种族政策与它们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差别,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一旦掌权,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就开始建造世界上最复杂的种族大厦———一个由法律和层层关卡组成的庞大机器,来实施白人至上主义。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非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居住、就业、教育、公共设施和政治———都受到管制,以确保他们处于从属地位。
一张非白人专用的公园长椅,种族隔离制度无所不在
在争取政治权利的过程中,黑人反对派尝试公开抗议、请愿、消极抵抗、抵制,并最终采取了破坏、游击战和城市起义等方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斗争一直在持续。直到1994年,经历了多年的内乱,南非才进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成为一个民主政府的总统。
1994年4月,南非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图源:Paul Weinberg South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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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马丁·梅雷迪斯
译者:李珂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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