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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了，它依旧是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2022-05-18 18:2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没有南明史，就没有完整的明史、清史。没有顾诚的《南明史》，就没有完整的南明史。”

1997年，明史大家顾诚耗尽十余年心血，遍寻数百部史籍写就的《南明史》出版。

25年来，这部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著作，始终代表着“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时至今日，对于想了解明清史的读者而言，顾诚《南明史》仍然是不可不读的存在。

2022年，经历两次绝版的《南明史》终于再版。重新厘清文字，纠正旧版数十处错误，这部堪称传奇的《南明史》绝版重来。

2022版《南明史》

文丨郭晔旻

“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史料考据

顾诚（1934-2003）蜚声学界，一生却只出过两本专著，《南明史》就是其中之一。

这本书虽然不属于“原始史料”，但其对史料的考证之多之精，在同类著作——谢国桢的《南明史略》（1957）、美国史家司徒琳（L.A.Struve）的《南明史》（1984）、南炳文的《南明史》（1992）——里可谓是首屈一指。

在上世纪80、90年代古籍数字化远未普及的条件下，此书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00多部，从东北、西北到东南、西南，县志、府志、州志、省志应有尽有。未引用但查阅过的地方志数更是数倍过于此数。

如顾诚先生曾在云南昆明停留一月有余，在云南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内遍阅馆藏的地方志和相关典籍，细读并摘录地方志一百多部，而《南明史》书中引用的却只是其中23部，可证其劳动量投入之大。

甚至为了对读者进一步负责，顾诚还在书中提醒，所引用的史料大多出自其个人的抄录，尽管“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

除地方志外，一些珍贵的史料也是顾诚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或加以引用。《南明史》书中引用的其他古代典籍和第一档案馆、各博物馆收藏的档案材料达300余部，其中不少为海内外所罕见。以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发现的《天念录》为例，从书名看，这本书同南明历史似乎毫无任何联系。但实际上，此书作者是清初武将柳同春。此人根据亲身经历，在书中记载了顺治五年（1649）南昌守臣金声桓、王得仁“反清复明”，柳同春化装出逃，向清军报信，南昌城破经过的珍贵历史。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顾诚先生在全面、系统发掘史料的同时，还认真进行审核、辩伪和考订，订正了许多史书记载的讹误。

比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经根据清初遗民查继佐（金庸在小说《鹿鼎记》里提到过此人）撰写的《罪惟录》第22卷的《韩主附记》的记载，断定南明在人们熟知的弘光（朱由崧）、隆武（朱聿键）、永历（朱由榔）三帝以外，还有一个“韩主”，称“定武帝”。由于孟森在学术界的影响，这一说法一度流传很广，就连权威性的《辞海》里也曾记录了一个长达十八年（1646-1663）的“定武”年号，并归之为南明“韩王”所有。

而顾诚在《南明史》里，则利用众多南明史籍和清初档案的资料进行排比考订，指出查继佐在清初搜罗史料不易，辨别不清，误信讹传本不足怪。“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武的韩主”。这就厘清了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据不可靠的传闻，在南明历史中增添了一个韩王定武政权而对后世研究南明史事所造成的混乱。

2022版《南明史》

也正是因为《南明史》在史料考据上的近乎无懈可击，另一位当代明清史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何龄修（1933-2018）断言，“任何治史者只要涉及南明史，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本书（《南明史》）的观点，都不能不读它，对它所理清的史实，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接受”。

即使是史学理念与顾诚完全相悖的李治亭（《吴三桂大传》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明清史研究者，我观《南明史》，为其精湛的史实考辨，细密之论证所折服”。此外，顾诚之后，多年未有类似篇幅的南明史学著作显世，恐怕也是诸人亦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吧。

新见迭出的独特史观

当然，《南明史》绝非在简单地堆砌史料（“无一字无出处”），实际上这本书也体现了顾诚本人的史观。

书名里的“南明”指的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上吊煤山（今景山）之后，大明宗室与官员在中国南方相继成立的几个政权，主要包括福王弘光帝朱由崧、鲁王监国朱以海、唐王隆武帝朱聿键与绍武帝朱聿鐭以及桂王永历帝朱由榔等。

传统学界一般以弘光帝继统（1644年6月）和以永历帝败亡（1662年6月）的时间作为“南明史”的上下限。但《南明史》的做法显然与之不同，它将“南明”的历史定义为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写起至康熙三年（1664）著名的“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在茅麓山战役中覆灭为止的二十年左右。

《南明史》的历史为什么要从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说起呢？在顾诚看来，“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但明朝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如果坚持以朱由崧在南京登基作为南明的开始，而将之前几个月没有拥立皇帝的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之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闺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既然“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那上限提前到明朝北廷的覆灭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做法。

如果说，《南明史》对南明历史上限的处理做法显得合情合理的话，将其下限定在1664年就很难不引发争论了。

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带回昆明绞死，向来被看成南明史的终结。当然，在此之后，各地反清势力仍然打着“永历”年号。是不是可以以“永历”这个年号的存续作为南明史的下限呢——比如据有台湾岛的郑氏三代（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就一直将永历纪年用到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在顾诚看来，由于郑经参与了“三藩之乱”，而“三藩之乱”的始作俑者吴三桂又明明白白地自行称帝曰“周”，将台湾郑氏置于南明史之内就显得不合适了。

这个理由当然有其说服力，比如朝鲜王朝民间一直将年号用到“崇祯二百年”乃至更晚，今人自然也没有理由把明朝的历史拉长到19世纪。问题在于，《南明史》为什么要将南明历史的句号划在知名度不太高的“茅麓山战役”呢？

这正是顾诚本人明清史观的集中体现：“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和永历）的兴衰为中心”。正因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读者甚至可以将《南明史》视为顾诚的另一部著作《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篇”。绝非巧合的现象是，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同样以李来亨（李自成侄儿李过的养子）在茅麓山战役牺牲为结尾。由此可见“夔东十三家”与明末农民战争的“一脉相承”。

2022版《南明史》

在《南明史》里，顾诚也不认为南明的抗清斗争属于单纯的残明腐朽势力同新兴的清王朝进行较量，之所为“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仅此而已。

对此，学界并未取得共识。李治亭就认为，这是“给予明清史诸多重大问题以不公正地评价，将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某些共识重新给翻了过去”，“按‘武装抗清运动’终始时间界定南明史，显然不正确”，“不过是萧一山式的“民族革命”论的翻版。”学界争议自然是见仁见智。但也正是由于“夔东十三家”的覆灭在永历帝败死之后，《南明史》为此平添了一个章节的内容，对于读者而言，又何乐而不为呢？

打破传统认知的史论

与史观引起的争论类似，《南明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与传统看法有着相当的出入。

对此似乎也不难理解：明清之际的历史有其特殊性，作为胜利者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塑造自身的“正统”形象，一手修书（《明史》、《四库全书》），一手毁书、禁书（“文字狱”），结果就是诸多抗清人物的形象不免有所歪曲。在这方面，《南明史》所做的工作，就是“正本清源”。

比如南明弘光政权的核心人物史可法，《明史》里一面说他“忠义奋发”，一面又说“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这其实就是欲抑先扬，用来制造清朝“天命所归”的结论。

但《南明史》则指出，“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结果被满族上层人士“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

而就史可法而言，顾诚在罗列史实后指出，“作为政治家，他（指史可法）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

这就打破了传统认识里史可法“孤臣无力回天”的形象，而让他承担起了弘光政权迅速在清军南进里灭亡的历史责任。当然，对于史可法，《南明史》也没有全盘否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尤其是史可法在扬州坚守至最后一刻的气节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宣扬的。

可以说，考据、史观与史论，已经帮助《南明史》跻身“经典”之列。2011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曾经重版这部顾诚先生的代表作。颇有些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出版参考》在《新闻播报》栏目为之所配的新闻标题赫然写着：为真史学“卫道”《南明史》新版亮相。尽管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这个结论在今天的“读客”版《南明史》上依然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