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中国之旅

1963年9月，23岁的杰出记者和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满怀期待地来到了北京。在其职业生涯中，加莱亚诺因杰出的作品而获得认可，如《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和《火的记忆》（Memorias del Fuego，迄今为止，这些作品与其他书作均被译成中文），在多个国家屡次获奖。年纪轻轻的加莱亚诺得以进入编年史作品的创作，得益于他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开展的旅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中国之旅。

彼时，新中国奉行“人民外交政策”（也被称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接待来自拉丁美洲等地区的著名政治和知识分子。在此框架内，加莱亚诺开始了探索新中国的旅行，访问了中国最偏远的角落。

加莱亚诺到达中国时，正值其职业和思想的自我探索时期，这与他作为记者和《前进》周刊（Marcha）编辑不无关系。自1939年至1974年，《前进》周刊作为一份对乌拉圭和拉美其他国家极为重要的报纸，既是伟大知识分子的宝库，也是批判性思想发展的文化中心。

作为中国之旅的成果，加莱亚诺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纪实报道》的书。凭借其冒险探究精神，以及拉美主义和第三世界主义的视野，以反思、现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混合风格，加莱亚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与答案，旨在分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缘政治作用，特别是它对美洲大陆的重要性。

其作品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在于其文化贡献。作者以客观的视角、第一人称的叙述，并在与革命的真正主角——中国人民——接触之后，使得乌拉圭及拉丁美洲的公众得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动态。

加莱亚诺与中国当地人——包括士兵、学生、政治活动家、工人等——的谈话，以及对清末代皇帝溥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采访，侧面展示了其好奇与不安分的性格。对加莱亚诺来说，溥仪皇帝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和历史变革的反映；至于总理，其对中国60年代历史发展的洞见，尤其是对亚非拉革命、冷战背景的认识，极大地引起了作者的兴趣。

他对找寻真相的渴望，以及承认自己永远无法接近真相的坦诚；他认识到自己的观察目光带有“西方”社会特征的谦逊；以及他挖掘表面解释之外的现象的能力，使他的作品成为记者职业生涯好奇心与献身的最佳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莱亚诺的作品在乌拉圭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史上具备重大的意义，充分反映了“人民外交”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他在旅行后进行的文化交流被记录在他的书作中，也是该政策的成果写照。

反过来，加莱亚诺在《中国：纪实报道》一书中的观察和分析，也拉近了两种文化的距离，表明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地理上遥远的国家，可为乌拉圭知识分子提供当时对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问题的答案。

// 本文作者介绍

Di Paulo, Liber (张哲海)

阿蒂加斯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共和国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史学位、中国上海大学全球学（中国研究）在读硕士

Pagola, Georgina（潘惠敏)

阿蒂加斯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中国上海大学全球学（中国研究）在读硕士

文章转自公众号乌拉圭驻华大使馆

原标题：《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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