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钮仲勋先生访问记

5月16日，钮仲勋先生（1928-2022）因病逝世，享年94岁。本文原载《清史地理研究（第二集）》（华林甫、陆文宝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追念逝者。

钮仲勋，别名钮先镗，江西省九江市人，1953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留所工作，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水利史研究，著有《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测绘出版社，1990年）、《中国边疆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合著）、《地理学史研究》（地质出版社，1996年）、《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等。

钮仲勋先生是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代表，其人生履历可资世人品鉴，其治学经验可供后学汲取。因此，2014年清明节小长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丁超讲师在钮先生门下弟子王均研究员的陪同下，赴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小区先生府上，就其家世渊源、求学经历、学术师承、科研历程进行了访谈。

本次访谈合影，从左至右：王均、丁超、钮仲勋、华林甫

家世：九江钮氏

王均：钮先生，您以前介绍过自己的传奇家世。我最近发现清朝浙江吴兴有个状元叫钮福保，是你们同宗吗？

钮仲勋：他是不是我们一宗的，我不敢说。我的先祖来自浙江绍兴。据家里的长辈说跟钮永建是同宗，戴季陶的夫人也和我同宗。

我的堂兄叫钮先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抗战时期，他当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的营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战败后，上不去船，跑不了，就躲在南京鸡鸣寺当了八个月和尚。日本人怀疑他的身份，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念佛经。好在他有旧学底子，能背下前半部《心经》，才得以幸免。张恨水的小说《大江东去》就是以钮先铭的经历为原型。后来他写了一本《佛门避难记》，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钮先铭后来去了台湾，当过警备副司令，后来没升上去，可能与不是浙江人，没有毕业于黄埔军校有关。他能当上副司令，有人说是白崇禧推荐。我们家里人认为，这也许与魏道明有关。魏道明是我父亲的表弟，我的婶婶是魏道明的妹妹。

华林甫：钮先生，您有家学渊源吗？先辈是不是读书人？

钮仲勋：我们家搬到九江后，读书之风就不盛了。家里有一个藏书楼，里边大都是普通版本，都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路货。因为楼梯是活动，我奶奶不让我上去。我记得最大的一部书就是丛书集成，总共八十箱，缺了一箱。后来，我哥哥上去过。我的这个哥哥后来成了战略学家，叫钮先钟，是台湾淡江大学的教授。

钮先钟也是个传奇人物，既下乡养过鸡，也回城教过书。当过蒋夫人宋美龄的秘书，给蒋纬国上过课，讲授战略论。台湾好多将军都是他的门生。当时，他考中央大学没问题，但英文比较好，于是就考了金陵大学。

华林甫：您的子女继承你的事业吗？

钮仲勋：实话实说，我没有家学渊源，孩子后来也不搞历史地理。我的大女儿钮海燕本科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大）读书，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是宁可先生，刚刚去世。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读过研究生，开始学魏晋南北朝史，后来改成隋唐史。她的第一个老师是曾宪楷，曾国荃的玄孙女。她跟的第二个老师是沙知先生，改学隋唐史。后来到外国专家局工作。我的二女儿钮春燕是学海洋学的，从青岛海洋大学毕业后到中科院地理所气候室工作，搞过一点环境变迁研究，研究过历史气候，后来去了德国。

求学：我是复旦的第二等学生

华林甫：钮先生，我1982年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咱们是系友。请您谈谈在复旦的求学经历怎么样？

钮仲勋：我是1953年在复旦大学毕业的。徐连达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陆庆壬也和我同班，后来当了学校的副书记，再后来调到别处去了。陈匡时比我晚几级。比我高一两班的还有金冲及，低一两班的有裘锡圭。裘锡圭后来调回了复旦大学，给了个杰出教授头衔。从培养人材的角度看，我们班的成绩是中等，不是最好的，也不算最差的。我们班上比较出名的是苏德慈，当过神学院的院长。这个人是全国政协委员，前几年刚退休，当时睡在我的上铺。

华林甫：回顾您的大学生活，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钮仲勋：大学毕业的时候，陈望道校长请搞《孙子兵法》研究的郭化若将军做报告。郭化若说大学毕业生比喻成出厂的汽车。第一等的，车子很好，直接开到终点，不用修理。第二等的，遭遇道路坎坷，车子在途中出现点问题，经过修理，也到了终点。第三等的，就没有开到终点。当时听这个报告，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我算是第二等的，关山难越，在历史地理学界的道路也不顺利，历经了一些坎坷，最终也算开到了终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同班同学大部分成了人大、北大的研究生，当了助教或者公务员。后来，一般同学也就当个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总的来说，我也就算个中上等，后来中科院的研究员也当上了。

华林甫：大学毕业以后，您直接就去中国科学院工作吗？

钮仲勋：1953年毕业后，我在天津大学当了几个月助教。接着，我到了清华园，不是当助教，而是当了几年中学老师。我们班当中学老师的就两个人。我当时教的中学，名称很特别，叫“工农速成中学”。你们人大也有，更出名一些。工农速成中学很奇特，六年的课程要在三年内修完。学生们学得很苦，寒暑假就十二天。有这段经历，我勉强算是清华校友。1955年，又到鲍家街的北京市三十四中教书，再后来就考上研究生，一读就是五年，直到1962年毕业。我读的研究生，不是复旦大学的，而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导师是谭其骧。

师承：侯仁之代管的谭门弟子

谭其骧“遥控”的研究生

王均：您是谭其骧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吗？

钮仲勋：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怎样才算谭先生的学生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延安饭店开会，葛剑雄问谭先生：“现在说自己是谭先生的学生很多，严格说起来，哪些真正算是您的学生呢？”谭先生回答说：“有两种人可以算我的学生：第一种，上大学时选过我的课，填过我的选课单的本科生。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的研究生。”

从这两方面说起来，我都够得上是谭先生的学生。读大学的时候，我选过谭先生三门课：一门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一门是隋唐五代两宋史，一门是中国历史地理。后来，又做了他五年研究生。

当然，我不能算谭先生第一个研究生。因为谭先生的研究生，要从浙江大学那时候开始算。建国前，谭先生在浙江大学招了两三个研究生。第一个是王爱云，也就是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的夫人，算是我的大师姐。王爱云开始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跟侯先生的夫人张玮瑛是同事，后来自己要求调到北京市十九中工作。谭先生的第二个研究生是文焕然，搞中国动物地理出名的。第三个研究生是不是吴应寿，我拿不准。有人说吴应寿是北大的研究生，师从周一良。究竟是不是算谭先生的学生，我不敢说。

我可以算谭先生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我以后，谭先生又招了胡菊兴、史为乐。再往后，就是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招收的葛剑雄、周振鹤他们了。与我同年，谭先生在复旦大学是否招研究生，我就不得而知啦。我也是中科院地理所招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我之前，地理所没有招过研究生。

可以说，我是谭先生“遥控”的研究生，后来既不在谭先生身边工作，也没有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侯仁之先生代管

华林甫：您算是侯仁之先生的学生吗？是不是也上过他的课？

钮仲勋：我和侯先生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谭先生主要在复旦大学，没时间指导我。于是，谭先生就委托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代管。地理所黄秉维所长对我说，你是谭先生的学生，但你赶紧去北大找侯先生上课去。当时，侯先生有两个研究生，亲自在北大燕南园自己家里给他们上课。其中一个叫郑景纯，是罗振玉的外孙女，有家学渊源，后来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了。郑景纯没写毕业论文，读到第四年，就要求不写毕业论文，给了个实习研究员，工作去了。后来落实政策，研究生读两年，就算毕业。另外一个研究生是王北辰。王北辰可能是四年制研究生，比我早入学，但我是五年制的。

除了旁听侯先生的课，当时和侯先生有个约定，每两个星期去侯仁之府上一次，汇报学习中的问题。侯仁之对学生很负责，完全是英国式的培养方法。他很守时，如果你迟到了，会不高兴。侯先生对我比较客气，说过好几次“你是谭先生的学生”。但侯先生真正的研究生于希贤后来送我书，还是称呼“同门后学”。

王均：听说侯先生与谭先生当年给你开了一份书单，这是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事情，对今天的研究生培养也很有价值，您能介绍一下吗？

钮仲勋：当时，除了在北大听了几门地理课，侯仁之还与谭其骧共笔给我写出一个书单。这份书单后来被人借出去了，没有归还，很遗憾。当时没有复印条件，早知道会丢失，抄写一份留底也好。

这份书单把书目分成精读、浏览。举个例子说，《读史方舆纪要》要求读前九卷，后边的几卷要求精读一个省。这本书的版本不要求，一般的平装书也可以。《水经注》这本书要求精读某一条水道，用王先谦的合校本。《山海经》要求用郝懿行的笺疏本。

第一次拜见侯先生，他就要求我读《水经注》，问我有没有这本书，是什么版本。我说有一部戴震本。侯先生就说这个本子不好。从侯先生家里出来，我马上去隆福寺旧书店，一口价花五块钱买了一部王先谦合校本。现在还有人读王国维的批注本。我觉得，水经注的版本因水而异，不一定说哪个版本是完善的。

华林甫：您当时读研究生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吗？

钮仲勋：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不能算调干。当时的研究生分两类。一类是工作三年以上的，工资打八折发放。一类发国家助学金。当时的研究生，都留原单位工作，哪个单位培养的就留在哪个单位。我后来留在地理所工作，一直到1988年退休。

《中国边疆地理》

礼节性拜访顾颉刚

华林甫：您长期在中科院工作，和顾颉刚先生曾经是一个单位。你又是谭先生的学生，是不是和顾颉刚先生交往也很多？

钮仲勋：我和顾先生的结识，不是通过谭其骧先生，而是经过胡厚宣先生。胡先生在复旦大学的时候教过我先秦史，我每年春节都要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他说顾颉刚先生也住在这条胡同，你要想去看他，我打个电话，说谭其骧有个研究生想看你就行。“文革”前，我拜访过几次顾先生，完全是礼节性的拜访，没有请教学术问题。“文革”期间，就不敢去了，怕受冲击。“文革”后期，局势稍微宽松一下，我又去拜访顾先生。顾先生说自己孩子都上山下乡，我还安慰他，说孩子们很快都会回来的，让他放宽心。后来，顾先生搬到三里河楼上后，我就没再去看过他。

我认为顾先生的学问，贡献主要在先秦史，其次才是沿革地理。中国的边疆地理研究，开始贡献最大的是徐松，后来就是顾颉刚先生。

王均：送给您一本《顾颉刚年谱》，这是3月份在纪念“禹贡学会”创办80年座谈会上发送的。您和顾先生还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交往？

钮仲勋：说到顾先生，还不得不说说他的助手刘起釪。有一次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会议上，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他当时耳朵已经不行，我们只能笔谈。他说家里人不会做湖南菜，我有个侄儿在湖南，想去那里养老。我对他说，你得考虑好医疗条件，能不能报销医药费，还要考虑怎么把研究资料搬到湖南去。后来报纸上说他去南京养老，虽然被说成是国宝级的学者，但晚景很凄凉。

虽然和顾先生没有深交，但我跟他的弟子比较熟悉。像史念海先生，一直对我很支持，关系也很融洽。他的几个博士生学位论文评议，都找过我作指导、评审和答辩。

华林甫：前些年，顾潮女士编《顾颉刚全集》，想找顾先生为1979年西安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写的贺信。我想来想去，估计您会有原件，结果还真在您这里找到了。

论文：遍访名师

华林甫：您在两位名师的指导下学习，他们是怎样指导你的研究生论文写作的？

钮仲勋：我的论文研究的是山西吕梁地区的农牧开发、森林破坏。选题确定之后，本来想对相关的陕西地区也做，但论文写作只给半年时间，很紧张，只能放弃了。现成的资料没有，地方志也很少，就二十几个县。除了这些，“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部头太大，读起来很麻烦，不容易搜集资料，该从何查起啊！？于是，谭先生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找谢国桢。谢老文献很熟悉，对于明清笔记很了解。他建议我去读《寄园寄所寄》，这本书的作者赵吉士在吕梁山的交城县做过知县。后来，让我去找傅衣凌。傅先生对于史料（尤其是地方志）非常熟悉。后来，谭先生还让我去拜访过顾廷龙。顾先生对于文献也是相当熟悉。这里插一句，顾廷龙辈分大，是顾颉刚先生的族叔。

但是，这三位文献熟悉的先生都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我到科学院图书馆借的《合河纪闻》这本书帮了我很大忙。这本书的作者是康基田，一般人只知道他写的《河渠纪闻》。合河是兴县的故称。谭先生说他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看到过《合河纪闻》，但这部书不是善本，当时没在意。正是凭借这部书，再去返查正史、《资治通鉴》，就很省事啦。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上海一个亲戚家里写的，7月1号之前把初稿寄回地理所就可以。当时我每一礼拜去见一次谭先生。谭先生当时住在浦江饭店，正在修订《辞海》。

王均：经过这么多知名学者的指导，您的论文答辩一定很顺利吧？

钮仲勋：我的答辩在锦江饭店举行，这是上海当时最高级的宾馆。中国地理学会在这里开会，学会的副秘书长瞿宁淑给安排了半天时间搞我的答辩。答辩委员共有十个位，除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再加上地理所的一些先生，还请了华东师大的陈吉余先生。旁听的先生，一位是复旦大学搞中西交通史的的章巽，还有一位是石泉。可能还有别人，记不清楚了。当时答辩没有优秀、及格之别，只区分通过、不通过。

华林甫：您的论文后来出版成书了吗？

钮仲勋：我的学位论文完成得比较仓促，不是很完善，只是发表在《地理集刊》上。如果质量再好的话，就可以发表在《地理学报》上。当时地理所主办的刊物分三等，第一等是《地理学报》，第二等是《地理集刊》，第三等才是《地理学资料》。

丁超：您毕业时也像今天一样发学位证，举行毕业典礼吗？

钮仲勋：答辩通过后，只发了毕业文凭，没有学位证书。我的文凭有（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签章，以后研究生的毕业文凭可能就没有了，只加盖地理所或者中国科学院里的公章，不会有郭沫若的签名章。

华林甫：史为乐也说自己没有学位证书，只是研究生毕业。那么，您对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有什么建议？

钮仲勋：第一点，现在研究生培养少了潜心读书的环节。第一年修公共课，第二年写毕业论文，第三年找工作，也就没了完整的读书环节。第二点，写学位论文以前，要写一点文章，争取发一篇文章。谭先生就是鼓励这么做。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写了不少，水平所限，但只发表了一篇《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人口的迁徙》，发表在1959年的《地理学资料》。这个杂志等级较低，但这篇文章的引用率还不低，有些人口地理研究引用过。

工作：以任务带学科

华林甫：您是怎样走上独立研究道路，又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呢？

钮仲勋：我的文章，相对来说数量不少，当然不能和黄盛璋先生相比。黄盛璋研究领域很广，有语言文字的，有考古的，还有研究李清照的。我的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基本上是历史地理，少量的是地理学史，稍微涉及点中西交通史。

《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

华林甫：在历史地理学界，您较早开展区域研究。我仔细拜读过您1984年《扬州大学学报》上的《历史地理怎样研究地区开发》这篇文章，您是怎样确定这个研究方向的？

钮仲勋：本来，谭先生希望我写人口地理方面的论文。如果要是写了，就赶在葛剑雄前头了。但是，地理所业务处不同意这个题目，后来改成研究山西吕梁地区的农牧开发。从此，走上了搞历史时期地区开发、水利开发的研究道路。从八十年代，又开始搞环境变迁、植被变迁。

王均：您的这些研究方向，是个人兴趣，还是单位要求？

钮仲勋：我们的那个时代，虽然生活上很苦，但工作中最苦的就是无条件服从集体要求，讲究“任务带学科”。可是，有的任务带不动学科，上边有要求，你又不得不干。六七十年代那时候，不服从集体工作要求，要挨批判。动作慢的人，什么成果也搞不出来。有些工作，不是让你写论文，连研究报告都不要，只能提供资料，不能公开出版。

华林甫：您完成的任务有哪些呢？

钮仲勋：各种任务都有，甚至包括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黄盛璋称为“抓差”的任务。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借用的是东厂胡同考古所的房子。历史博物馆来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后来当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杨讷。他们要求我们绘制一幅唐代僧一行的测量示意图。黄盛璋先生一口答应了，说让我来做。我对魏晋南北朝比较熟，隋唐史不了解。后来硬着头皮完成了，给历史博物馆交了差。“文革”后期，要搞天文史资料整理。地理所业务处说，只有我搞过相关研究，就派我去前门饭店开会。后来，围绕着天文大地测量，我写出了十篇文章。还有一次，也是在“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突然要搞《郑和航海图》研究，结果这个“抓差”的任务又派到我头上。再后来，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其中的《郑和航海图》也是由我来写的。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要拍有关郑和航海的专题片，来采访我，把我当成了郑和研究的专家。

华林甫：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搞植被变迁的？

钮仲勋：我搞植被变迁研究，与浦江清先生的公子浦汉昕有关。浦汉昕六十年代毕业于北大地质地理系，也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我们合写了一篇《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引用率很高。后来，又研究了北京地区的植被变迁，论文发表在《地理集刊》上。

王均：除了集体项目的要求，您个人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哪里？

钮仲勋：我这个人，兴趣比较杂，比较欣赏“触类旁通”的治学方法。这一点，是谭其骧先生帮着打下的底子。我搞过区域开发、森林植被、人口地理、农业开发、水系变迁，但城市、水旱灾害、气候变化我不搞。即便是搞水系、水利，也只搞人类活动对水系的影响。不懂水文、地貌、水工、泥沙等学科，水系变迁研究就搞不深入。

丁超：您的兴趣这么多，对学术素养的要求一定很高，您是怎样读书，怎样进行知识储备的？

钮仲勋：黄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历史地理是一匹马，有四条腿。一条是历史，一条是地理，一条是考古，一条是沿革地理。这四条腿，我只有历史还扎实一点，这要感谢复旦的那些先生。地理方面，我只是听了几门课。考古，更不行，复旦大学没有考古系，我也没学过。至于沿革地理，也比不上我的复旦师弟们。当然，我还是受到谭先生很深的影响，我搞水系研究，就是受谭先生的启发。谭先生曾对我说，黄河变迁、黄淮关系很值得搞。

华林甫：您也搞过沿革地理的研究，像《六胡州初探》就是传统的地望考证。

钮仲勋：这篇文章，其实是卞孝萱先生鼓励我写的。卞先生是我在科学院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关系很熟。当时卞先生在编唐人年谱，遇到了这个地名，说你可以写个东西考证一下。我写了一个初稿，“文革”期间弄丢了，后来凭记忆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我女儿钮海燕考研究生，还请卞孝萱专门辅导唐史文献。

寄语

华林甫：聊了快两个小时了，您也累了，我们该告辞了。希望您多保重，身体允许的话，欢迎您多多参加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活动。

钮仲勋：谢谢你们来看我。你们很幸运，从大学本科毕业，然后直接上硕士、博士，参加工作，基本没有什么耽搁，可以做很多事。我们这一代，耽误的太久了。我现在再也做不了研究啦，期待你们的《清史地图集》尽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