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是我十年来写的一些论文的合集，内容大致分为三块：第一编是对中西哲学大家的经典、思想的重新理解、研究和阐释；中编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下编是我对现代世界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从表面上看，这三个方面是三个不同的领域，出版社这样安排也合理。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者和教授往往将书本按照所谓的研究领域或专业方向来编排，但读者要学会发现其背后有一贯的思路。

文明的两面性

我是一名哲学家，哲学在我看来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批判，第二要思考现实问题。黑格尔说过，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些哲学家做一些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所谓哲学问题而对整个世界不闻不问，可能对世界有价值，但是我个人不选取这样的一种方向。那么这本书到底关心什么问题？其实书名已经告诉你了。我这本书里引出的所有问题，最早的研究者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西汉的贾谊、东汉的何休，到朱熹，再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所有问题背后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文明。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人类正处于一个非常讽刺的境地：一方面，全球当下一代的人正享受着人类从未享有过的物质的舒适、富裕和便利，因为科技，我们掌握了几近神话中神仙才能媲美的能力。《封神榜》所描绘的顺风耳、千里眼，现在都能够做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这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概念，它充满种种不确定因素，而最可怕的是我们现在掌握了能轻而易举将人类和地球毁灭于瞬间的能力。按照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传统社会里的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中意外之事较少，除去天灾人祸，人们的整个人生很平稳。现在，万里之外股市的一个波动都可能影响每个人的收入，更不用说人们在工作和家庭中面对的种种问题，更有甚者，哪个地方不小心发生的核泄漏、擦枪走火，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全人类的滔天灾难。这就是文明带来的风险。

还有一个似乎大家熟视无睹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文明”被认为完全是一个正面的词汇，不存在任何其他的问题。的确，从表面上看文明是中性的。无论是从各种各样的工具书，还是从日常的词汇使用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文明”大致是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物质文明，比如城市的建立，科技的发展，文学、艺术、宗教的发展；其次，个人的行为举止得体、谦恭有礼；第三观念越来越开放，制度越来越宽容等等。第四，现代的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体系。我们认为以上内容都是中性的，从未想过这个概念有什么问题。但即便从表面看来毫无问题，其实从经验层面稍稍考虑，你就会发现问题很大（我就不深入地讲文明其中的一些问题了，这些命题其实都很大）：比如新事物的获得与旧事物的失去。我们享受着便利和舒适，但是很多对五百年前的人类而言根本没有问题的东西，今天在我们这里成了稀缺资源——干净的生活用水、安静的环境、舒缓的生活节奏、悠闲的生活方式，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是奢侈品。我们今天在享受便捷的同时，几年中就失去人类几千年、几万年养成的能力。现在常讲特种部队怎样训练野外生存能力，这对原始人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但现代人类在文明发展的同时，在那样的自然环境里生活的能力消失了，如何找到水和食物、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都需要教官来灌输给你，然后还要加上四个字：艰苦训练。

所以我们仅仅从经验的观察中就能发现，文明并非如我们想象般的单向行驶，按照十八世纪一些西方思想家所言，人类历史是单行道，经过三个阶段：兽性阶段、野蛮阶段、文明阶段。到文明阶段以后人类只会越来越文明，昨天比前天好，今天比昨天好，后天比今天好，明年比今年好。我们中国人对现代文明基本是完全认同的，缺乏应有的反思和批判，以至于现在有些人——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反对说现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他们很不赞同，提出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文明型国家，很好啊！可是我们不能不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这是促使我十几年来思考这个问题，产生这些思想的背景。

西方文明本质的反思

因为这些思考，我做了一些研究，并发现文明这个概念起初其实并不简单。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书很薄，叫《文明及其内涵》，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布鲁斯·马兹利什，如果我没有记错，它是2005年在美国出版的，写得很到位。这本书认为，文明的概念实际上是西方进入近代以后才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和西方在全球进行的殖民扩张、暴力征服有关联，充满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强者文明，所以不文明的弱者理应挨打：你不文明，我就用文明来征服你，给你带来文明是替天行道。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阿Q精神，说打得好！我们是该打，谁让我们不文明；还有一种是反抗，因为侵略者实际上用自己加倍的野蛮、用火与剑杀人，却还说这是文明。西方人对此有很清晰的认识，被西方征服的民族里也不乏对此有清醒认识的。可是我的一篇以书名为题的文章中提到，我在考察中发现，中国一流的思想家基本都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了比较普世的文明，而没有看到火车、现代医院、厕所、抽水马桶这些普世的东西里有什么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思想家，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人都主张向西方文明看齐，我们将来要建立的国家就是以这样的西方文明为模板塑造的。其实到了今天，这仍是千百万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

我最近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新闻报道，说美国的房车有多少、欧洲的房车有多少，我们的房车比人家少了几十倍，所以我们也要发展房车。报道的记者认为中国发展房车是天经地义，即使有些问题（如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也不必多虑，因为房车代表物质文明。但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两个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一个人出过国，一个人后来逃亡出国。前者即严复，严复一开始去英国时也探讨了西方诸多好处，但严复这个人思想很复杂，虽然他后来在宣传西方文化方面功不可没，可他即便在最热衷于宣传西方文明时也不曾认为中国的文明是没有价值的、野蛮的，他始终认为文明没有高低对错。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对西方文明彻底失望，说西方文明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鲜廉寡耻，利己杀人。西方文明带有侵略性的事实相当有冲击力。后者是章太炎，起初想要推翻满清政府，后来逃亡到日本。章太炎非常敏感，他已经感觉到了西方人在打着文明的旗号掩盖自己扩张的野心。另外，他看到西方人自身对待西方人和非西方人的态度不一样。所以章太炎说：“当取文明野蛮之名词而废绝之。”所以，“文明”和“野蛮”这两个术语本身有问题，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是价值中立的存在。

那位美国教授其实也谈到了，西方也有一些思想家对他们这两三百年的文明进程反思力度很大，这个概念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单纯——是一个完全中性的、无涉价值的事实。但这个概念能不能拿掉？这位作者认为，“文明”的概念虽然有些问题，但仍然可以用，我们发现了这些词语的问题后当然也可以对其进行重新定义和扩容！之前我在复旦大学做过演讲，我也给大家推荐了一部研究现代文明史的著作，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这本巨著在学术界享誉甚高。埃利亚斯在这本书里讲得很清楚，文明这个概念表达了西方的集体意识，甚至是国家意识，包含了现代人逐渐添加进去的思路，这种思路告诉你：人类是一级一级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而没有看到这个文明其实有点像澳大利亚土人所用的一种武器，可以打出去再飞回来把自己打伤。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此不假思索，比如电台里讲的房车，在那些报道的作者看来可能房车就意味着现代文明，意味着中国人的文明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但他们没有想过房车的生产地要占用多少农田、房车本身有多少排放量、会造成多少污染、对自然环境有多少破坏，只把事实剪裁成他想告诉大家的鲜亮的方面，背后的东西都被遮蔽掉了。一旦贴上文明的标签，我们就要举双手拥护，你要反对文明，那就是站在野蛮、原始、落后的立场上。

章太炎当时就对西方人进行了非常尖锐和沉痛的批判，这是他思想的一部分。现在热衷研究章太炎的人就探讨他的小学、考证之类的功力和成就，却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学者有多少深刻的思想。我始终认为，一个讲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的人，算不得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应该思考人类的问题。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说过，哲学家是人类的公务员。公务员是什么意思？是给大家管事情的人、替大家操心的人、照顾大家思虑不周的事情的人。哲学家是人类的公务员是什么意思？他替人类思考。美国报人普利策说：“如果国家是一艘在万倾波涛中远航的船，（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前进航向上的瞭望者。”章太炎是一名学者，考证当然是他的专长，但他思想的来源是古书。比如他对文明概念的批判就借助了庄子的《齐物论》。

我认为一个好的学者要具备三个特点：第一，学问好；第二，有良知；第三，有时代的敏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就大师。所以大师是难能可贵的，他们要具备很多难得的品质，学术研究又聚焦在一个点上而有所突破。可是人往往有个特点：有些人喜欢谈天下大事，肚里空无一物，只会讲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即所谓的名嘴公知；有些人呢，又只埋头钻研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这个字怎么读。如何把热烈的情感和冷静的头脑联系在一起，能做到的人很少，因此大师很稀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之目录编排

再回到文明的话题上来。文明在我看来，是一种价值观念，它一定有价值倾向。一方面，文明是现实，比如医院、火车、飞机、干净的水、良好的保健系统；另一方面，文明也是理想，它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理想，所以我的这本新书取名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如果提出要建设文明型的国家，我们就要思考——我们在构筑什么样的理想？这个文明难道是指我们为了眼前的舒适，比如保证温饱、有一个手机，而放弃祖辈辛辛苦苦养成的能力甚至破坏整个地球？我们需要为文明的理想赋予新的意义，这其实就是我所想讲的话。书里是一篇一篇的文章，看时也许不易抓住核心，现在就交代一下。

你们可以探讨这个作者想讲些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关于这本书，你要看到它的编排：第一部分是对经典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对现实问题的思索。从逻辑上而言，其实你们应该倒过来读这本书。

首先思考现在的问题，但是经过思考你就发现不能完全回答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从我才开始思索的，而是我们的先人就一直在探讨。

所以中篇追溯晚清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章太炎、严复……这些人怎么想，我们作为他们精神上的后代必须知道。一个人不能数典忘祖，站在先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更稳更远。我发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有两种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文明就代表现代化，文明是目标，现代化是导致这个目标的过程，今天恐怕都没有人对这样的想法表示质疑，否则自己只会变成众矢之的。而另一部分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则认为不可以偏概全，中国在近代的既成事实是曾经作为一个弱国被西方现代性定调在世界当中，我们不采取西方的道路和做法就会被欺负到底，在世界立不住脚；但若采用他们的方式以毒攻毒，以燕伐燕，又显然会与欺负过我们的人一样不义。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既承认西方的好处，也不放弃自己的良知和脑袋。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从西方来，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白和黑、善和恶，我们就依此照做。刚才提到的那位美国教授的书很少谈及中国，使用的语言也比较暧昧，但他提到日本人在这方面就做到了自由的浮动，一方面坚决学习西方，不然永远被他们欺负；另一方面看到这套机制自身存在问题，所以自己的东西不应放弃。

要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除了反思西方文明模式的问题，还必须知道自己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部分中有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追溯。同样的，不可随随便便就下结论，说中国文化最好、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有人好好研究过吗？不管怎么说，我们对文化传统一百多年来一直摇摆不定，和日本比是急了一点，有些慌不择路、一概否定的意思，觉得中国的文化仿佛就真是野蛮落后、一无是处。这种心态导致了另一种、但其实是一路的心态：觉得中国文明一切都好。所以我们就在这选择的杠杆两端摆来摆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万人击缶，读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是否能让中国人认真想想自己常用博大精深四字概括的几千年文明，博在何处？大、精、深又在哪里？对西方我们一味崇拜，而三百年来西方人对自己道路痛切地反省，他们怎么走进这条路的、理由是什么、文明的概念怎么提出来的、提出来的时候大概有哪几条不同的思路、如何反省已经走过的文明道路，这些有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思考，只是知道文明好，野蛮坏；手机好，手写坏。现在三岁的小孩都能玩平板电脑玩得起劲，没有人想过用自然的人声去读一首诗、读一段古文是什么感觉？那种感觉跟平板电脑上演员、播音员读出来的绝对不同。手写字和用电脑打字也是不一样的，像我现在用电脑打字，很多常用的汉字要想半天怎么写，我的学生也知道张老师会偶尔在黑板前稍微停几秒钟去想字要怎么写。

所以第二步思考自己的传统是什么还不够，还要进入第三步，不仅仅有自己的独立立场、观点、看法，还要将我们的传统和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让两个传统能相互融合、大放光彩。可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人专注的是西方世界定义的现代文明，没有像日本人那样一根筋地扎下去好好钻研自己的传统和文明。就像商务出版社的那本书，那样好的一本书，无人宣传，可能未来只能折价处理，放在哪个边缘的角落里无人理睬；如果有媒体对它大肆宣传，说谁是作者、书里讲些什么云云，那大家就都去买了。这些道理我倒是不管，我作为一个学者，对中西两个领域都要深入了解，这是我的责任。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就侧重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两个方向，中西两个方向都带博士生、上基础课。不过这个基础课不是一般通论或导论，而是教学生读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经典。只有把这些经典读通了，才能知晓两种文化背后真正的生命力和强大之处。

于是就有了这里面的第一编经典回顾，很学术、很专业，可是背后的动机还是要了解我们没工夫去了解的中西文明的实质。我始终认为文明的核心是哲学，要了解文明的实质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这本书的作者是麻省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但是他始终讲社会学家应该是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应该是历史哲学家。就像他推崇的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家，埃利克斯是社会学家；他讲到达尔文，认为达尔文的思想最好从哲学的层面去了解。当然这本书很精彩，一百多页，里面讲到达尔文的一些观点、著作，这是把我们以往的成见（不说颠覆）重新改变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大的一个成见就是认为哲学最不值得学。每年去书展，里面软性展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比较多，深刻、思想性的内容比较少，它向我们展示如何审美、如何打扮、如何学会读出软性的潜在信息。但很少有一本书告诉你如何思考今天人类面对的各种严峻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三千年文明的古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气质的话，我们还能做什么？我取这个书名的原因在于此：这本书不只为中国人写，我觉得今天全人类都面临同样的提问——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在思考这个命题。人类只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