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冨谷至：中国古代的正义观

何为正义？正义是可能的吗？从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均对此聚讼不休。9月22日，京都大学教授冨谷至做客华东师范大学，讲演《杀人而义——中国古代的正义》，分享了他对中国古代正义观的最新思考。鉴于“正义”概念源自西方，为顺应语境，减少歧义，冨谷至采用英语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磊副教授翻译。

讲座现场

“义”该如何翻译？

冨谷至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时发现，“正”和“义”在儒家经典中不是以固定词组出现的，而“义”作为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出现频率非常高，我们受现代汉语的影响，很可能就会把“义”理解为“正义”。他特别查证了中英辞典，英语中的“justice”既可以翻译为“正义”，也可以翻译为“公正”。那么，中国古代“义”的内涵等同于“正义”或“公正”吗？冨谷至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他首先解读了自己讲演题目中的“杀人而义”。《周礼》记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尚书·康诰》也记：“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所谓“杀人而义”，意思是“义”存在于一人对另一人的杀戮行为中，由此衍生出“义战”这个概念，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义战”一词传到了日本，三省堂《大辞林》解释是“为正义而发动的战争”，汉学名宿理雅各在英译《孟子》中也把“义战”理解成正义之战。冨谷至总结道，在日语和英语翻译里，都把“义”理解成公正（justice）、公平（fair）或正当（right），那就意味着，以上提到的“义”是指正义之战，是为了“义”而杀人或进行战争的正当性。

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时，常常就是这样理解“义”的。在《论语》一书中“义”出现的频率颇高，而且被孔子视为非常重要的伦理和道德品质，西方著名的《论语》译本出自伯顿·沃森之手，他坚持将《论语》中的这些“义”都翻译为“正当的”，说明这种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解释已经较为普遍了。冨谷至表示他不认同这种翻译和解释。

作为duty的“义”

冨谷至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一句话的分析入手，他认为如果把“见义不为”的“义”也理解为“正义”或“正当”就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这句话是要和前一句联系起来理解的。前半句的意思的“不是你当祭的鬼而祭他，这是你存心谄媚”，因为这是浪费时间做一些不需要你做的事，所以“见义不为”指的是某人应该做却没去做某件事，至于这件事是不是正确的，孔子并未多言。换言之，行动原因是“应该”而非“正当”。

孔子曾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里的“不义”也是没有做该做之事的含义，义与不义结合，并非意味着富贵“正当—不正当”或“公平—不公平”，事实上儒家并不否认名利富贵，只是认为人应该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富贵，在孔子看来这就像浮云一样。同样，华兹生把《论语》中的“其使民也义”译作“他以正当方式招募百姓”，冨谷至认为其实应该译为“他以合适方式招募百姓”。《尔雅·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义”译成日语则是よるしく或むべなり，意为责任。因此，“杀人而义”不是指杀戮以遵循正义，而是践行应做之事从而杀人，正当与否，未在考虑当中。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智伯的家臣豫让刺杀赵襄子失败，奇怪的是赵襄子因“彼义人也”放过了刺客，为什么豫让被认为是“义人”呢？《汉语大词典》对“义人”解释是“言行符合正义或道德标准的人”，豫让为帮智伯报仇是为了正义吗？冨谷至认为恐怕未必，豫让替智伯报仇，只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已，和我们一般理解的“正义”概念无涉。

更进一步，冨谷至发现秦汉时期形成不少“某义”词语，如忠义、孝义、仁义，他认为这些词语依次表示“保持忠诚”、“恪守孝道”、“践行仁德”，在“某义”这个辞例中，通常“某”表示美德，“义”表示履行这种美德的责任。至此，冨谷至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义”的合适英译应是duty或obligation，不能用现代的正义观来理解古代的“义”。

中外“正义”观之歧异

澄清“义”的基本含义后，冨谷至转向讨论“正义”的问题。前已说明，“正义”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并不常见。五经中也没有把“正”和“义”作为固定词组，他指出“正义”的一个出处是《荀子·正名》中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他引用清人俞越《诸子评议》的解说，“正”是“当”的意思，“正义”、“正利”并称，应理解为：出于利且不失其正，谓之事业；依照恰当标准去做，谓之德行。另一个例子是《荀子·儒效》：“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难道这是表示不学习的人就缺乏正义感吗？显然不是，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义利之辨，正可以呼应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学问，无正义”意思就是：如果不学习，我就不知道自己该践行何事。可见，“正义”的内涵也与一个人需要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有关。

冨谷至总结道，日语中“正义”近义词是“公平（fair）”或“平等（equal）”，英译为“justice”或“right”，现代汉语情况也类似，用“正义”这个词可以对应英语中的“justice”。但是在西方语境中，“正义”观念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意为各得其所，宜得所有。西方思想家们为了“正义”辩论了上千年，焦点就在于如何进行社会分配才是公正的。

冨谷至认为中国情况迥然不同，他指出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正义”两个字符能否组成固定词组仍值得怀疑，更常见的词是忠义、孝义、仁义等，但这些品质都是主观上的，不能与他人共享，因而中国的“正义”与西方客观的“分配正义”全然不同，甚至可能与之相对，因为具有个人色彩的“正义”反而会对公正、公平造成挑战。在古代中国，以“正义”理由履行责任，可能会导致出于正当理由的杀戮与战争，但这不代表“正义”的出发点是justice，是客观的。

讲座最后，冨谷至说：“古代中国的正义等于duty，这就是我的结论。”

讲座结束后，听众们就“正义”观念的个体性和客观性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听众认为商周时期的“义”也有着群体活动的内涵，为何后来变成个人所有的呢？冨谷至答，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西周以来社会和思想的变化，“仪”、“礼”等逐渐承担“义”的群体功能，于是“义”慢慢演变成“个人责任”的含义。

另一位听众则关心“义”在秦汉以降的流变，比如“义军”一词，不就有justice的意味吗？冨谷至表示这种现象确实也存在，古代中国的duty型正义有时能达成justice型正义的效果，但中国式“正义”观是针对个人行为的而不是客观集体的，更多具有不能分享的性质，这也是他本人研究中西法制观念异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