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的80年：从红色基因到中国学派

9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馆，来自各院系的2017级新生代表，在校合唱团的带领下唱起了充满革命战争年代气息的《陕北公学校歌》：

“努力！努力！

争当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忠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昂首看那边，

胜利就在前面。”

在这些年轻学子平时佩戴的耳机里，也许很少传出这样昂扬的旋律，不过，从此时此刻开始的若干年里，他们在这里将慢慢地被“嵌入”这所名校的红色基因。

走进人大东门，就能看到一块巨石兀立，上刻毛泽东的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里是全长约9公里的中关村大街的中间处。北望这条大街的尽头，东西两侧分别是前身为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和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作“目前时局”的演讲，毛泽东多次在陕北公学宣讲革命理论。本文图片 中国人民大学（署名除外）

人大与清华、北大在地理上的分布，似乎在回应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一边是受西方坚船利炮与现代科技冲击而建立的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大学等一批新式教育机构；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红色学校。几十年来，两大源流的汇聚与发展，形成了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而中国人民大学正是那条红色脉络的集大成者。

如果用当下流行的大学评价标准——院士数量、科研经费、ESI学科排名等等来衡量，人大也许很难在这些评比中胜出。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有9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这样的实力在全国高校的人文社科领域首屈一指。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对北京四所顶尖大学的排序是——“人北清师”。

9月23日，人大建校80周年前夕，校长刘伟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为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探索，对三大命题作出了历史回应：一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三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三大命题更是有待深入实践创造性探索的命题，必须树立坚定的自信。

差点儿建在国外

陈志军的母亲是华北大学的学生，人大建校后就留校工作，是人大劳动人事学院的退休老教授。因此，陈志军从小就是在人大校园里长大的。如今已旅居美国30多年的他通过越洋电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他说，人大的前身陕北公学，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共产党自己开设的面向党内的培训班，而是一所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注册过的正规学校。“本来要叫陕北大学，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国民政府认为，在陕甘宁边区不需要办那么多所高校，因此，中共高层将其改名为陕北公学。”

根据人大党史系副教授耿化敏的研究，在当时，延安是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被视作革命灯塔、民主乐园。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提出“广招天下士”，要同国民党“抢夺”知识分子。去延安、上陕公，是当时进步青年的首选项。因此，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实际上是一所统一战线学校。

在当时的形势下，系统地开展大学教育显然并不现实。因此，陕公的教学以政治与国防教育为主。人大党史系的创始人何干之，在那时就开始讲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

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仕政回忆说，人大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可上溯到陕北公学时期。陕公曾设有社会学系，后来调整了教学计划，不分专业，但仍保有社会科学概论这门课。

对于陕公的办学目的，毛泽东曾这样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这段话也成为后来人大校训“实事求是”的最好注脚。

据统计，在1937~1941年间，陕北公学共培养了上万名抗战干部。陕北公学后来被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后又联合北方大学，成立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便是在华北大学主体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在首都北京的西郊，坐落着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时隔50多年，陈志军还记得这段广播词。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所有进京的列车在快到站的时候，车厢广播都会介绍北京概况。在陈志军小时候，这段广播词的最后一段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在他的回忆中，通过这一细节， 可以看出当时人大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是经当时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商讨后拍板决定的。

1949年6月底至8月中旬，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 《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问题给联共 （布）中央斯大林的信》中，他们谈及建立新中国的八个问题，其中的第三个问题即“我们想请苏联为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办一所专门学校”，主要开设“工业、商业、银行、法律、教育等系”。斯大林对此表示：“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后经反复磋商，决定“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即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8月7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建校方案。这个差点儿就“建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大学”，就是现在位于北京中关村大街上的中国人民大学。

最初的选址是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1号。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这里举行了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等众多国家领导人出席。刘少奇发言中的一句话，为人大的地位与作用定了调：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立其他的大学。”这一天后来就成为人大校庆纪念日。

什么叫“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人大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陈伟杰解释说，简单地说，就是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苏联兴办高等教育的思路，是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把原有的专业划分成若干具体的专业，以学院为组织教学科研工作的基本单位，强调学院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与欧美大学注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不同，苏联模式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注重专业分科。

根据中苏两国之前的约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人民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人大先后聘请了98名苏联专家，是全国聘请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高校。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模式，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到科学研究，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可以说，苏联专家奠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的基础。

人大建校初期，就以培养“专才”为目标，所设学科都是与国民经济建设需求联系非常紧密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学校最先设置的大学本科专业有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和外交系，后来又增设了国民经济计划、农业经济等专业。此外，人大还设有专修班，包括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等班。随后，又开设了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专业。这些专业都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人才的领域，也是最需要向苏联学习的专业。

白求恩大夫为陕北公学的同学们作报告。

由于人大的特殊出身，它成了中国文科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在当时，法律、贸易、工业经济、档案、党史等15个以上的系或专业为新中国首设，35个以上的研究生专业也是首设。

法律系作为1949年后中国第一个正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在创办初期就帮助北大法律系、复旦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等第一批院校培养师资、提供教材和教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以培养师资、派人支援等各种方式，为其他高校设立相关教研机构提供支持。据1980年代的统计，在当时全国高校近30个哲学系中，有26个系的系主任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

“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万千建国干部”，这条标语出现在一张人大老照片里。据调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仅有200万名，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7％，与新政权建设的迫切需求远不相称。因此，中央政府创办人民大学最迫切、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培养各行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建设管理人才。

为适应这一庞大的需求，仅有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是不够的，人大还开设了多种层次与类型的函授班与夜校等，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发端。

据统计，在1949~1966年的17年间，全国毕业研究生总数为16397人，而人大一校就为国家输送各类研究生共5133名，占全国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另一个角度的观察则是，根据2003年发表于《当代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人大的十几万毕业生中，副部级以上干部有300多人，厅级干部高达2000余人。

然而很快，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就波及人大。到1973年，人大遭受了撤校的灭顶之灾。所幸，当时的副校长郭影秋富有远见，提出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建制不能打乱，要按学科、系别分到各校。北京市委接受了此项意见。于是，学校2000多名教职工陆续被分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工作。得益于这种成建制分配的做法，人大的整体实力才没有遭到致命打击，为“文革”结束后的迅速复校奠定了基础。

在“文革”结束、人大复校后，邓小平关于人大的指示是，“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

“第二党校”

人大又被称为“第二党校”，如今，这个“绰号”的来源已难以考证。很多人认为，早在“文革”之前，民间便已有这一说法。这不仅因为人大的校训“实事求是”与中央党校一致，更因为人大有很多“红色院系与专业”。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运动学科……

说起自己的专业，党史系副教授、《何干之传》一书的作者耿化敏用了一个词——“大熊猫级”来说明它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专业，在1978年之前，全国只有人民大学一所高校有此专业。直到今天，全国也就只有人大、湘潭大学、延安大学、井冈山大学与广西民族大学5所高校在本科生中设有党史系。说它重要，是因为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知道它的过去。

华北联合大学的同学在街头表演“捉特务”。

“人细如豆，眼大如箕”，被人戏称为“大书呆子”的何干之，一生充满传奇。他身为华侨之子，后成长为进步青年，在上海亭子间里做左翼“文化人”，又被中共一封电报调至黄土高原上当政治理论教员。在陕北公学时期，他被毛泽东相中为理论秘书的人选，却因自己更爱啃书本搞学问而留在了学校。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史上，何干之是自陕公建校时就一直教书的老教授，他和陕公学员胡华一起，建立了人大党史系。

在何干之与胡华的年代，党史课是大学里最受欢迎的课程，学党史是一种潮流。据耿化敏的研究，1950年，何干之应邀到北京大学作《新民主主义论》报告，听者十分入迷，如痴如醉。那时的学生们在上政治理论课的时候没有缺课的现象。这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新中国，马列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因此老师和学生都很愿意去了解和学习党的历史与理论。

华北联合大学的篮球优胜队。

人大首批一级教授、清史学家戴逸曾回忆自己在1949年之前第一次听胡华讲课时的情景：“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胡华同志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实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戴逸表示，他听了胡华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老师所折服，“那时他还只有27岁”。

在何干之的主持下，人大在全国率先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创建了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即党史系的前身。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于1954年出版，经修订再版，共累计发行200多万册，先后译成英、俄、越南等7国文字出版，是当时影响最大的高校中共党史专业教材。

耿化敏指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高等院校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举措。凭借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因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带来的理论魅力和中共的强大治理能力，中国革命史课程被成功地纳入高校必修课程，这一点是国民党政权无法做到的。

除了率先建立党史系，在全国高校中，人大也最先在各个系科中开设马列主义基础（后改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专业课。同时，学校还设有马列主义夜大学和夜校、马列主义研究班。

服务于马列主义研究的《教学与研究》是人大创办的第一本学术期刊，曾是毛泽东经常翻阅的读物。1957年，毛泽东因看了《教学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专门邀请人大哲学系教师、作家王小波之父王方名与黄顺基去中南海，与金岳霖、冯友兰等学术大家一起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长谈。

人大首批一级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家周新城曾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用”，是人民大学的一个传统。在他上学的1950年代，人大就强调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要求学生不看二手材料，不去道听途说，比如经济系的学生要学《资本论》原著，人手一套，“就我来说，当时至少可以背出来《资本论》第一卷，说一句话我马上能告诉你在第几页。”

华北联合大学的从事教育工作十周年纪念章。

9月13日，95岁的邬沧萍出席了人大2017级的开学典礼。身为1950年代从美国学成归国的“白专”型人才，他非常庆幸自己被分在了中国人民大学，否则，他后来就不可能开创中国人口学的研究。这位满头白发的老者精神矍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说，自己当年作为海归，在人大校方的组织下认真学习过马列主义原著，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常高明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我研究人口学、老年学，就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它的基本原理与哲学基础就像是望远镜，指导着我的研究。”

华北大学幼儿园的孩子在刷牙。

人大哲学研究班1962届毕业生胡福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这篇文章于1978年在《光明日报》一经发表，就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先导。

胡福明表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点。一是真信，也就是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二是真学，就是学马克思主义，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来学的，不是作为吃饭的饭碗、谋利的工具来学的。”

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在做实验。

改革开放后，人大的一些传统专业一度受到了冷落。1993年，学校停止了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马克思主义基础、国民经济计划学等一批专业的招生，同时新设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税收等应用型专业。这些做法甚至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学生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商业”为题，报道了此事。当时的国务委员李铁映在回答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提问时则表示，“人民大学的教学改革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经济建设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贴近生活，更具时代感。”

华北大学的人物速写课。

在当时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急迫心情下，“科教兴国”战略被提出，“重理轻文”一度成为社会的潮流，人大也难逃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据《使命——中国人民大学的世纪传奇》一书记录，在1978～2000年间，人大所获得的公共财政投入，加起来总共不到20亿元，还不够修一条20公里长的高速公路，更不及一些兄弟院校的“零花钱”。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人大曾经拥有“两个最小”：人大的人均教学设施面积最小，教师人均住房面积最小。

听课路上的华北大学学生队伍。

据耿化敏介绍，党史系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遭遇过招生困难，但在新世纪之后，尤其是2008年以来，在国家加强和改进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党史系的发展又步入了新的阶段。在人大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镇经济学院，中断过一段时间之后，如今，该院的本科生们又重新读起了《资本论》。

合唱中的陕北公学学员。

“接地气”

1951年，邬沧萍和妻子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坐了半个月的轮船，从美国回到中国，辗转被分在中国人民大学。他在美国拿到的学位是MBA，这个在今天非常时髦的专业在当时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因此，邬沧萍只好用他曾学过的统计学知识，在学校里教统计。

那时候，全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科都被取消了，人大里有一些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都改行教经济、法学等课程。这批人里最有名的是费孝通的老师吴景超，还有在民国时期做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李景汉。这些名家再加上海归派的邬沧萍等人，就成了人大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

95岁高龄的邬沧萍。  中国新闻周刊 图

邬沧萍在美国读书时就发现，1936年是当时中国有记录可查的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但人均收入只有36美元——同年美国的这项指标是2000多美元，相差近60倍。他由此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应该解决人口问题。但当他回到中国后，却发现中国受苏联的影响，认为人口多、增长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1950年代，包括吴景超、李景汉在内的一些学者曾提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批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对于人口问题，国内从此万马齐喑。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准备参加3年后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邬沧萍回忆说，当时的各个政府机关与人民大学的联系很密切且相互非常信任，人大有一批老师曾在1953年就参加过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因此，当国家计委需要组织一个团队来研究人口问题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人大。在人大教师刘铮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人大老师组成的人口研究班子。当时大部分老师只会俄语，由于邬沧萍的英语好，他就被调来做一些翻译与研究工作。

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结束后，其他老师都回到了原系，出于之前的兴趣，邬沧萍决定留下来继续研究人口。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他和刘铮一起，于1974年在人大成立了人口理论研究所。如今，邬沧萍感叹说，如果不是因为人大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他们就不可能在那个政治气氛依然很敏感的年代，有机会接触和研究人口学。

在人口学学科建立起来后，人大的另一位“大咖”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学，这就是当时的哲学系教师郑杭生。

社会学可分为源自孔德的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流派。在自己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础上，郑杭生提出了“社会运行论”。他曾表示，“我一直倡导社会学研究既要有前沿意识，也要有草根精神，所谓草根精神的重要方面，就是要‘接地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如此，要接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

对此，郑杭生的弟子、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仕政自嘲地说，相比兄弟院校的社会学研究，可能我们显得比较“土”。但这是从郑杭生开始就一直强调的，人大的社会学研究要面向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整天追捧国外的新理论、新流派。起初，郑杭生也遭到过别人的质疑，被认为是政治投机，但随着世事变迁，整个学界如今都越来越重视本土化。很多人开始认识到：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乏力的，跟着西方走没有用。

冯仕政进一步解释说，比如，中国政府治理中经常出现的项目制，即以项目的形式来配置资源，还有运动式治理，这些现象在西方没有这么普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是不行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中国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城乡的抽样调查，西方的人口均质性很强，而中国的城乡差别比较大，样本怎么配？怎么分组？都无法直接套用国外的做法。此外，中国还有大量漂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如果在做农村人口的抽样调查时对此因素不作考虑，往往根本找不着人，或者找到的永远都是老人和孩子。

郑杭生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1996年，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北京市委书记李志坚给郑杭生来信，询问他对“社会转型”的理解。郑杭生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这一概念，此后，“社会转型”才成为公共舆论空间中可以被正式使用的说法。

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中国实际，邬沧萍也是这样做的。1979年，面对中国人口的增长形势，邬沧萍等三人向国务院写了《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引起了官方重视。紧接着，邬沧萍与刘铮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文章。这是自马寅初被批判以来，学术界第一次公开发表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对控制人口的具体策略，邬沧萍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对夫妇1.5个孩子。

如今，他解释说，“当时，我看过国外最新的人口学原著，人家已经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我认为，只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人口控制，否则可能会导致中国提前进入老年社会。”

然而，邬沧萍的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决策部门采纳了其他人更为激进的主张：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并要持续几代人。看到现实如此，邬沧萍清醒地预见到，少子化必将加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因此，1982年，他又开创了老年学的研究。

2017年9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2017-2018学年开学典礼暨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新生班级学生合唱《陕北公学校歌》。中国新闻周刊 图

“人大学派”

在国内社会学界，郑杭生以提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而著称。而人大法学院则直接标榜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派”这一提法。该院纪念建院65周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术发展史》一书的序言标题就叫《中国法学界的“人大学派”》。文章指出，人大法学派的学术风格是“求是致用”，其内涵是“立足于中国，具有国际视野，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

由于人大法律系在中国法学界的特殊地位，“人大学派”直接参与了宪法与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许崇德参与了《宪法》的起草与修改；高铭暄全程参与了中国刑法典的历次起草和修订工作；至于《劳动法》《民法》及中国全部知识产权立法等多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都有众多人大法学家的身影。

有分析者指出，人大在哲学、宗教学、清史、文艺理论等文科领域居全国一流，其应用类学科也非常齐整，且绝大部分都在全国名列前茅，社会科学的整体实力在全国无与伦比。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时代里，人大的经济、管理、法学等热门学科备受追捧。

人大教师翟文忠撰文指出，受办学历史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风格可以归纳为“经世致用”。这是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研究与同时期社会迫切需要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

人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关雪凌表示，人大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全国的学科评比中连续三次排名第一，与人大的历史与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经济学院前任院长杨瑞龙记得，1987年当他来人大读博士时，发现满眼都是大师，很多在教科书上才出现的名字，其本人就近在身边。这是因为，在1949年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不能提了，而人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是研究与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镇，编写了全国大学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培养了大量相关专业的高校师资。

“我们常讲，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套话。”杨瑞龙说。早在19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人大经济学系主任宋涛就提出，不能照搬苏联教材，要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经济学博士高鸿业因为爱国，1957年毅然归国。当时正值“反右”高潮，没有学校敢要他，宋涛出于爱才之心，将其收至麾下。当时，宋涛认为，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和经济学者不能不懂西方经济学，因此，在学习了《资本论》后，高鸿业被允许在人大批判性地讲授西方经济学。他所编写的《西方经济学》后来成为上千万名中国大学生的通用教材。

“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系统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是北京大学，其实这是错的，应该是人大。”人大经济系教授方生曾被派到深圳大学帮助建校并担任过副校长，他亲眼目睹了深圳特区的发展。回到人大后，1992年2月23日，方生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对外开放与利用资本主义》，为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外资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持。杨瑞龙说，“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并不亚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生也和吴敬琏、厉以宁等人一起，被人称为‘改革七贤’中的‘方开放’。”

中国人民大学一角。历经80年历史的人民大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中国新闻周刊 图

在学术上，宋涛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际问题，这奠定了人大经济学家们的整体学术风格。

杨瑞龙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界都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理论依据，很多人试图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切，但是人大的经济学研究者们则认为，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行不通的，而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会遇到矛盾。因此，他们一直致力于结合两者，面向中国实际，发展出一套可以解释中国过去30年并指导未来的理论。

2015年3月12日，时任人大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一文。关雪凌透露说，就在最近，张宇连升两级，上调至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担任副总编。有人认为，这是人大经济学家影响力的又一次有力的证明。

即使是在与现实的关系不十分密切的领域，人大学者的目光也始终关注当下，重视与现实有勾连的研究领域。人大的清史研究所是该校一大品牌。进行清史研究，是几代国家领导人的希望。而一直坚持将清史研究落户人大的，是历任人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的郭影秋。他既对清史感兴趣，同时也认为研究清史是一件具有责任与使命感的事情。在“文革”期间，他就上书中央，申请成立了学校的清史研究小组。在“文革”后，人大刚刚复校，他就宣布正式确定成立清史研究所。

对于进行清史研究的意义，著名清史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曾解释说，编纂清史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灭亡至今仅一百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国情来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对清朝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

2017年9月23日，教育部发布了“双一流”名单，人大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该校的哲学、理论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14个一级学科则入选了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尽管曾经的“人北清师”的格局并未重现，但在经历过波折、彷徨与重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这所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高等院校，正在新的形势下回归红色血统、中国学派与历史使命之路。

（原标题为《 人大80年：从红色基因到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