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卫对住户的了解远远超过住户对他们的了解

为什么门卫这份工作既容易获得又难以获得？为什么门卫既显得整天忙碌不堪又显得无所事事？门卫对住户的了解远远超过住户对他们的了解。门卫知道住户吃什么食物，看什么电影，和谁在一起。虽然门卫对住户的生活十分熟悉，但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却十分遥远。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彼得·比尔曼结合观察、采访和调查信息，在《寻找门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一书中提供了关于门卫的职业角色、大厅动态以及门卫和住户之间极为重要的社会交往的世俗特征的深刻而持久的民族志书写。身为社会学家的比尔曼讨论了门卫如何在安全和监视角色之外履行各种职责。他认为，门卫也是敏锐的管理者，他们必须巧妙地协调社会动态，这是在大型建筑物中生活不可避免的结果，包括策略性地平衡权力和服务意识，以及处理争议。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摘发《寻找门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的前言部分，略有删节。

很多作者都会说，他们的写作经历了很长时期。但本书是个例外，以下就是这本书的故事。

1987年，我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到哥伦比亚大学做报告。晚上约好去社会学系主任罗纳德·伯特的公寓相见，然后从他家出发一起去吃晚餐。我到他家的时间有点晚，其实我之前就意识到在那个时间段去哥伦比亚是个错误，加上当天晚上的一系列糟糕决定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出于对地铁的恐惧，我打算乘坐出租车。此前我觉得看游客们在纽约城内打车是件有意思的事，大家犹犹豫豫仿佛在做一个邀请，可是轮到我时却一点都不好笑，没有一辆出租车司机搭理我。于是我决定尝试着走路过去，虽然这意味着我得走很长一段路程。伯特的公寓在河滨大道。那是一个寒冷而潮湿的晚上，从河面上吹来的阵阵寒风和雨夹雪，让人行道上的行走变得痛苦不堪。河滨大道上几乎看不到生命迹象，附近社区都空旷无人。

我终于到达了公寓，从第一道门进去就能看到罗纳德的名字。当我用大楼内线电话与他通话时，有个模糊的人影出现在门外，准备走进来。我已不太记得他的样子，只记得自己当时心里在想，我应该努力表现良好，使对方消除警戒状态，但我又不想让他察觉我当时正在看他。他穿着一件黑色雨衣，一顶大帽子遮住了他的脸。门铃一响，我快步滑到右边，尽快躲了进去。对方在我背后似乎说了什么，他伸手想要抓住门的把手。我意识到应该阻止他进入大楼，于是猛击了一下他的手臂，使他松手，然后砰地关上了门，跑向电梯。幸运的是，电梯正在一楼等待着。从门里往外看，我可以看到他收回了手，但在努力以某种方式推开内门。电梯带我上到了10楼，出电梯前，我还按了从11楼到14楼的按钮，这样电梯就会一直上升，过会儿才会再次降到一楼大厅。于是我就有更多时间找到并进入罗纳德的公寓。我发现一层楼只有两户，罗纳德的名字就贴在门上。他一开门，我就迅速进了房间，松了口气。

接下来我跟罗纳德讲了这个试图闯进来的人。我十分担心，因为害怕那个家伙会觉得我看到了他的脸，于是会努力弄清楚我究竟到了哪层楼。我知道罗纳德有个小孩子，我担心我会给他们带来危险。更让我感到糟糕的是，我不确定大门是否真的关上了。罗纳德似乎也很担心，他让我描述一下那个闯入者的样子。我尽了全力———但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外套和帽子遮住了他的大多数个人特征，而我也没机会仔细看清他的脸。不过，无论如何，我向罗纳德说了很多。他走到电话旁，打了一通电话。当他回来后，他说我们需要立刻出发，因为我们已经迟到了。在我们坐电梯下去的路上，我想我看到他摸了摸自己的钱包。我想我应该有样学样，于是将我的钱包从后面口袋放到了前面口袋中，以防万一。电梯大门在一楼大厅一打开，那个闯入者就在我们正对面。他没有跟着我上楼，而是等着我下来。当我向后退却时，罗纳德却迎上前去，（我料想）给他一些钱。

“真是抱歉”，罗纳德向他说道：“他不知道你是谁。你吓着他了。”

“没关系”，他回道：“我想让他出去，可他却把我推了出来。这是我的错。”

他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门卫。

大概11年之后，我再次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不过，重新来到纽约时，我已经见过更多世面了，尽管没有很多。纽约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每个角落（对我来说）都是潜在危险区，都充满疯狂破坏一切的杀人犯，这种想法似乎不再那么合理。犯罪率已经降低，纽约城获得了新生。我在这次到访中发现，纽约城不再到处都是罪犯，而是到处都是门卫。在我们的临时公寓所在的大街上，任何时间都会看到街上至少有四个门卫。在我们的公寓中，门卫服务一直从下午４点延续到晚上12点。在最初的几天中，门卫们知晓了我们的名字。他们也认识了我的孩子，并开始照看他们。他们非常礼貌，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出尊敬。有时，我感到他们有些过于谄媚，令我厌烦。更令我不安的是其他居住者对待门卫们的态度———他们大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当与门卫交谈时，他们似乎都接受（或陷入）了一种家长式关系，而我却很难弄清楚状况。他们会直接称呼门卫的名字，而门卫们则几乎总是称呼他们为“教授”。我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很是不安；但我难以准确地理解，究竟是什么令我不安———门卫、房客还是他们的联合表演（jointperformance）。

《寻找门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

一开始，我发现我的新同事不易相处、趾高气扬，但却缺乏明显的理由。我花了很多时间，想去弄明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为何如此难以相处。当想要解释清楚某些事情时，我们面对的现实性问题便是，辨认出脉络所处环境的独特特征。我们不能由于他们在一所享有盛誉的常春藤盟校教书，就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都趾高气扬———因为我发现其他常春藤盟校的教授们都不是如此难处。令他们目中无人的原因，肯定是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城的某些独特特征。对于这一问题，我想可以有相互竞争的很多解释，但在第一个月的最后日子里，我发展出了一种简洁而巧妙的理论。他们的目中无人是门卫们造成的后果。

其逻辑十分简单。犹如所有人一样，门卫也需要对自己所从事之事感觉良好。如果我是他们的话，当我服务于极为重要的顾客而不是普通人时，我显然会感觉更好。而且，似乎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服务的住客的地位越高，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就越高。于是，从我们的理论来看，为了模糊的、未清楚表述出来的利己理由，每个门卫都会努力提升住客的地位。按照这一解释模式，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每天都会受到他们本不应得的“地位礼品”的狂轰滥炸。我的观点是，在一定时期之后———我并不清楚究竟是多长时期———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实际上都开始坚信，这些地位是他们应得的，他们坚信自己确实是重要人物。我想，我正在观察马太效应的一个全新领域。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该理论运用到所有纽约人身上，我确实也发现多数纽约人都难以相处。

美剧《摩登情爱》（第一季）剧照

这是一个很巧妙的理论，但显然是错误的。首先，尽管存在上述最初印象，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并不比其他大学教授更高傲。其次，纽约人比多数人都更和善友好，况且无论如何，多数纽约人都没有门卫来为他们开门。最后，我误解了门卫这项工作的性质，误解了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抱负和希望。尽管门卫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服务的住户的地位，但这一条件的作用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大。多年的交往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我的同事，包括那些趾高气扬的人和不趾高气扬的人。但是，我对门卫的兴趣却不减反增。可以说，本项研究计划正源于我的这一兴趣。

尽管为了叙述方便，本书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来写作，但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项集体协作的事业。其中很多工作的完成背景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一门社会学导论课———证据评估。我有时会抽象地思考，一项大型的集体性课程计划是否可行，在该计划中，将可以运用多种方法和多层设计。希望运用多种资料，想要设计一项多层面研究的愿望，在我做出研究门卫的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学术方面的理由之外，在为大学生设计一项集体性研究项目，尤其是一项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到较长时期田野工作、收集观察性资料、抽样、实地调查、深度访谈中去的研究时，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诸多实际问题。

研究门卫这一决定的首要现实考虑便是危险问题———再次强调，这里暂不考虑后面将会讨论的艰深学术问题。在社会学界，人们往往都不太喜欢普通人（我们或许会料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多数人可能都会感到，研究瘾君子、街头恶棍、小骗子、地铁里的流浪汉或卖淫女会更为有趣，这些确实也都是很多民族志研究的“素材”，但去研究他们可能会有些不够谨慎。那些社会边缘人物生活和工作（如果他们有工作的话）的地方，经常都是危险场所。我们不能将缺乏田野经验并且经常还缺乏城市生活经验的学生，直接送到底层世界。因而，我需要确定一个可以轻易辨识出来并可与之安全交谈的“有趣”群体，我们可以在安全的社区找到他们，在半公共（也就是具有可见性的）场所中完成对他们的访谈。门卫完全符合上述要求。他们往往穿着制服，因而经常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他们在城市里的安全区域工作（他们的工作使那些区域变得更安全），那些担负得起门卫服务的人也都生活在城市里的安全区域。他们可以在半公共场所接受访谈，无论是在公寓大厅还是在大街上。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多数门卫都是擅长社交的人。”他们喜欢交谈，他们经常都会滔滔不绝。或许更准确地说，正如法官（被期望）是严峻的，教授是博学的，殡仪馆主管是充满同情心的；一般来说，门卫则是友善的。因此，对于一项课程计划来说，门卫是极佳的研究对象。

电影《欲望都市》（2008）剧照

此外，研究门卫还出于其他的一些实际理由。研究设计是一项研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也是最难以教给学生的内容。在我看来，最为有趣的研究设计是两阶段的设计。按照该设计，我们首先要抽出较大单元，然后再从这些单元中抽出其中的个体。这种两阶段的设计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思考，较大的社会脉络／背景是如何形塑个体行为的；并提供了进行多层分析的可能，这种分析在民族志传统中被叫作“协商秩序”而得到讨论。对我们来说，正如我后面将会详细介绍的那样，我们首先需要从纽约城抽出一定的社区，然后枚举出所抽中社区中配有门卫的大楼，最后再对这些大楼里的门卫进行抽样。除了攻克上述难关之外，这种方式还有额外的好处。我们不但可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门卫样本，而且还可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样本，以及配有门卫的大楼的样本。

作为这门课程的助教，亨宁·希尔曼组织了所有的工作，保留了所有的记录，并理清了田野工作的每个部分———这些工作很快就变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仅靠我们两人是难以进行有效管理的。因而，我们雇用了两位优秀的研究助理———奥利弗·塞勒斯-加西亚和卡捷琳娜·拉塔科夫斯基来跟上资料进展，整理资料，并建立资料输入形式。当有学生未能按时完成关键性步骤时，奥利弗和卡捷琳娜就会介入进去，代他们完成相应的工作。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这项课程计划肯定会陷入困境。我尤其要对卡捷琳娜表示感谢，她认真建立的电子表格，无论是对于监控研究进展，还是对于组织调查数据，都至关重要。很多学生都对门卫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为这项课程计划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帮助。其中三位———伊恩·拉波波特、彼得·格尔金、迈克尔·罗特佳，尤其推动了这项课程计划在随后一个学期的开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他做了很多前期租客访谈工作。随后，奥利弗花费无数时间，对资料进行了整理，建立了一个网页，并仔细阅读了每个社区的介绍手册。迈克尔运用自己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方面的娴熟技能，制作了标明调查路线的地图。尽管受到他们的帮助，但如果没有亨宁，这项课程计划还是会完全失败。亨宁不但帮我理清思路，组织学生，处理定量化的人口普查数据，而且将整个学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门课程和学生的田野工作上面。

顺便一提，这门课程进展十分顺利。那些接触过有关门卫及其生活之资料的学生，能够直接学习到各种经典的社会学问题，比如从求职的网络效应到种族主义的制度基础，从争端发生过程到各种稳定角色的产生。我在附录一中，向阅读本书的社会学家们详细地描述了这门课程。因为我坚信，从引导学生认识我们这门学科之性质的角度来看，使学生们集体协作地进入田野从而形成一项研究的课程可谓益处良多，这样的集体研究也比每个独立部分之和要更为丰富。

我生活在一幢配有门卫服务的大楼之中。最初，我决定不要为了这项计划而去打扰那些在我这幢楼中工作的门卫。跟他们交谈、跟他们在大厅中交往是一回事，但因为其中一方有一个奇怪想法，想要写作一本有关另一方的书籍，从而需要重新界定这种既定关系，则是另一回事。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扩展到我们的邻居身上。对我来说，让那些业已有些复杂的既定关系不要变得更复杂是最好的选择。即使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我也想要确保，无论我的邻居，还是这幢楼里的工作人员，都不会感觉我一直都在观察他们。或许，一名更好的田野工作者能够管理好这些紧张关系，并通过利用因为长期居住在某个大楼中而获得的有关某个特定社会情境的详细内部知识来获得深刻的认识。不过，糟糕的是我并没有做到。因为我没有做到，所以，我要确保我的邻居和门卫以及他们的经历都不会被写到本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