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评论 | 《美国工厂》中的阶级身份与国族认同——基于国际劳动力迁移史的解读

原创 刘颖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阶级身份与国族认同

——基于国际劳动力迁移史评《美国工厂》

作者丨刘颖

指导老师丨张慧瑜

《美国工厂》是由史蒂文·博格纳尔、茱莉娅·赖克特指导、美国Netflix公司出品的纪录片。影片用真实的镜头，以外部人的视角跟踪记录了美国“铁锈地带”俄亥俄州代顿工厂和工人群体的沉浮故事。俄亥俄州曾是美国著名的汽车生产重地，大名鼎鼎的通用汽车工厂便设立于此，书写了美国制造业的辉煌历史。在2008年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通用公司破产，工厂倒闭关门，工人失业下岗，代顿社区的经济迅速转入萧条。这一切凄凉的景象随着中国资本的引入而宣告结束——中国福耀玻璃集团接手废弃多年的通用老厂，将其改造为福耀集团美国分工厂，为待业美国工人再就业带来了希望。而好景不长，文化水土不服、人事管理任务艰巨、交流的无奈使最初的乐观与希望遭受了挫折。

一、 剃为什么是中国人？——从华工劳动力迁移史谈起

纪录片作为影视文本的一种，既有普遍的影视解读空间，也有类型学意义上专属于自己的特质。比尔·尼克尔斯认为，“纪录片是对世界的一种再现，但是，这种再现是一种选择的结果，体现出一种对于世界的独特观点。”因此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纪录片如何创作，以及为什么创作？这要求我们对纪录片的“嗓音”建立起高度的敏感和基于历史维度的体察。

影片最初讲述非典型的东方学。曹德旺率领福耀玻璃集团打进美国本土，一开始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建立工厂、招募美国员工、提供就业机会，完全颠覆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处于国际生产链下游的形象，使传统生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了调转。但随着业务的日常推进，中美员工及其承载的社会历史差异剧烈爆发，一方面，负责美国团队的中国主管反复强调，“工作要久一点，狠一点，我们（美国）的团队可以和中国（团队）做一样的事”，否则双方的KPI将非常尴尬地迅速拉大，有损福耀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员工为恢复工会摇旗呐喊，要求在维持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保障员工的健康权。观众会非常自然地提出一个跨文化的问题：这些福耀集团的中国工人，为何能够安然接受危险恶劣的劳动环境，以及远低于自身劳动价值的薪水的呢？为什么美国员工便坚决不能？矛盾与冲突是必然的吗？仅用“观念不同”、乃至看似更为理性的“经济发展条件不同”来解释，是否足够妥当？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有许多不同视角可供选择，其中一条路径是甚少被人提起的华工记忆，即华工赴美劳动力迁移史。如果规避掉华人劳动力与欧美殖民历史的第一次接触，那么关于《美国工厂》所谓“文化冲突”的讨论都如空中楼阁，缺乏纵深性的历史视域。

1. 迁移动力：从殖民想象到跨国公司

从清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口快速增长，耕地短缺，人地矛盾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到1851年，中国人口已达4.3亿，人均耕地仅1.7亩。过快的人口膨胀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大量人口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成为过剩人口。在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还遭受着重税的残酷剥削，绝望的中国农民转而到海外谋生。据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e.s.e lee提出的推拉理论，移民并不是完全盲目无序的流动，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具体来说，理论模型主要由拉力和推力组成。一方面，农民在国力衰微之时加速逃离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拉力”是指东道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劳动力资源产生的迫切需求。得益于西进运动和美墨战争的军事胜利，美国完全控制了西部大陆。新兴的矿业公司和铁路建设部门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获得丰富可靠的劳动力来充分利用西部丰富的资源？由于奴隶制在1862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废止，因此，美国迫切希望用其他劳动力来取代黑人奴隶。同时，矿业公司和铁路建设部门很难招募到美国员工，因为美国本土工人更喜欢节省劳力、报酬偏高的职业。考虑到国内和国际因素，中国工人因其低廉的工资和较高的生产效率而受到青睐。

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工业化国家用先进武器结束了中国的自给自足政策，迫使清政府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做出让步。“劳工贸易”直到《北京条约》的签订才被正式认定为非法。值得注意的是，《中法北京条约》第9条规定:“凡愿意出国，或愿意在法国的任何领土受雇，或愿意在世界任何角落工作的，都应被允许与法国人民缔结条约。中国公民无论是单独或有亲属陪同登上法国舰艇，都应不受妨碍。”鸦片战争不仅直接影响了“劳务贸易”的合法性，而且在长期内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连锁反应。从《南京条约》的2100万两白银赔款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2200万两白银，巨大的财政负担实际上从清政府转移到了老百姓手中。残酷的剥削和连年的战争使劳动人民过着流浪的生活，这是造成国际移民的根本原因。

虽然是劳动力从中国流向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但毋庸置疑这仍是殖民主义的重要体现。初代华工很大程度上是受外国人的花言巧语所诱骗，被绑架到美国，往往非自愿。后者会雇佣一群中国当地的恶霸，广泛传播美国金矿遍野的文化想象。如果有人申请这份工作，他们就会强迫他签订不平等的合同。就算有农民对此不感兴趣，外国人贩子也会用财富或女人引诱他，根据他的偏见满足所有的要求。当华工们到达离家数千英里的新土地时，他们发现一切都与他们的期望相差甚远。

上面所描述的华工迁移背景基本上勾勒出殖民时期的东方学，这套话语体系牢牢掌握在西方统治者与商人手中。彼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丧失主部分权，而彼时的中国农民又在国内各阶层结构中备受压迫，因此第一代华工是这场劳动力迁移史中最沉默的群体。与第一代华工远走他乡的理由完全不同，福耀率领的中国员工是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发生的劳动力跨国流动，表现为“劳工贸易”向“劳务输出”的转变。还需注意到国族分野之下的阶级差异，中国的“劳务输出”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力出卖，因为对外投资行为，部分中国人担任重要技术岗或管理岗，成为价值链的上游。曹德旺之下的中国员工依据职位高低形成了金字塔结构，越靠近曹福旺，便越接近权力中心，而哪怕是在职务上大约等同的美国员工也必须通过传话（如经由翻译、或中国秘书）才能与曹德旺沟通，因此，福耀的跨国办厂让国际劳动力流动发生了复杂的权力表达，权力的分配同时建筑于国族身份和分工结构之上。最显著的权力莫过于赋予或撤销成员资格的权力，即决定员工去留，正如川普在早年职场真人秀中的高频语录“你被炒了”（You are fired），fire以动词的形式在片中反复出现，如中国高管人员向镜头展示自己和一名美国员工的亲密合影，随即冷酷地表示“两周以后就没有这个人了”（图2）。

图 2

2. 迁移结果：关于华人街区（Chinese community）的讲述

当劳动力打破国家边界的宰制，发生横向流动，迁徙必然意味着文化冲突，但很多时候冲突也是文化建构和不断再命名的过程。福耀经历了从被俄亥俄州下岗民众捧上神坛，到遭遇工会人士的联合攻讦，同样的剧情在初代华工那里就已经上演过一次，只不过福耀将一个遍布美国西部的反华现象聚合起来，使冲突的频率和程度都登峰造极。

Weightman (1955)的一项定性研究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共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3所示，旧金山海关所记录的中国工人的净移民流量折射出三个时期中国移民流量的基本波动趋势。

图 3

一开始，美国当局对中国工人的到来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欢迎和热情。例如，加州州长(1852年)推动了土地转让政策的实施，为中国移民实现安居乐业提供制度性安排。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1850年前后，中国移民到达的人数远远超过离开的人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横贯全美大陆的铁路建设期间，中国工人的涌入大大缓解了劳动力的短缺。然而，由于华工的辛勤劳动和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他们在就业市场上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导致了本地和欧洲人就业机会的快速蒸发。反华敌意很快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使19世纪50年代中期成为海外华工人生的转折点。这些社会性骚动最终推动了种族歧视有关法律的出台，加州立法机关于1858年颁布了《防止华人或蒙古人进一步移民到该州的法案》。随着一系列立法的出台，中国移民的权利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例如，根据1863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他们被禁止在法庭上提供有利于或不利于任何白人的证据，并且华工不得不承担额外的税收负担。对中国移民的偏见在1882年《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时达到顶峰。

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适应性极强的中国移民发展出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艰苦的环境。一种解决办法是在地域分散，即从西部地区向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转移，以避免对单一地区的就业市场施加压力。其次，中国工人试图适应竞争不那么激烈的职业，如做饭和洗衣。反华立法的社会影响之一便是职业分层雏形的显现。必须指出的是，再次被驱逐出西部的华工在他们向东的旅程中被隔离在贫民窟，也被称为唐人街。

通过这部分的历史回顾，我试图说明福耀集团内部的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并非一朝一夕的产物，也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美国员工对中国劳动力的“凝视”和“命名”肇始于二者在历史上的初次接触。片中，老实本分、踏实干活的中国员工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但就是这样的沉默，让对立面的美国员工认为他们是一群疯子，或狂徒，或机器，他们可以在不配备任何护具的情况下拿取碎玻璃，也可以毫无怨言地接受周六加班的安排，这种存在使美国员工备受道义上的痛苦和被取代的焦虑。UAW的演说中有句话：“工人和劳工运功建立了美国，一开始是这些让美国伟大起来的”至少从历史原境来看，美国工人运动从来都没有将华工这群最沉默、最压抑、最受剥削的群体考虑在内。

图4

二、为什么是汽车玻璃？——工厂与无法对话的主体

笔者观察到，最近几年发生的比较有话题度的跨文化事件，常常开启公众对具体物质史的研究，譬如以耐克、HM为主要当事人的新疆棉事件，揭露出“棉花-黑奴-强制劳动-种族灭绝”这一系列根植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全球经济秩序之中的文化想象链。同样的物质史思维也可以用于本片的解析，通过重新发现玻璃来重述生产与消费环节中的历史细节。

玻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尽管在此之前，两河流域、古埃地区就已有玻璃制造工艺的诞生，并且通过古希腊文明的辐射和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被传播、影响到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位处远东的古代中国。但是，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玻璃产品只能手工制作，直到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弗克法的发明才真正实现了平板玻璃的机械化大生产。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玻璃，特指从工厂流水线作业中产生的工业品，它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留给技术创新的空间却很小，更多的依旧是重复机械的标准化劳动。物质史研究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个客体，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或许可以用玻璃与汽车工业的结合来回答。福耀在美国开办的工厂，旨在利用俄亥俄州身为“铁锈地带”的区位优势，只生产安装在汽车上的挡风玻璃。而汽车工业无疑是曾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点垄断的工业类型之一，其中的玻璃生产线不如发动机接近技术核心，但需求量大且质量要求过硬。通过“汽车”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意象，正如同片中一位美国员工用“白篱笆”来使自己的美国梦具象化，汽车，尤其是私人轿车承载着个体及家庭单位对富足生活的基本想象。俄亥俄州所在的美国中部沦为“铁锈区”，下岗白人因政治立场保守被称为“红脖子”，都跟汽车工业的衰落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片的政治倾向也可以从注资方轻易捕捉到：奥巴马夫妇作为幕后推手，对纪录片的拍摄和宣发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厂空间内部还造就了两个不可见、无法对话的主体。主动请缨到美国福耀集团工作的中国员工相当年轻（暂且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这件事的认知已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巨大差异，“以前中国人追求吃饱饭，把孩子抚养成人，这是他们一辈子做的事情。到我这儿一辈，想去哪里玩就去，想买什么就买”在这个意义上，福耀的中国员工已经是非传统、非典型的打工者的形象。在影片最末，工会事件偃旗息鼓，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社会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仿佛又把我们带回了“我们过去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谁”、“我们将来决心成为什么”的思考之中。中国和美国员工沿着同一方向前进，他们即将步入的自动化洪流，被工具理性彻底削平国族和阶级的分野，抵达真正的无人之境。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纪录片与专题片创作》2021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1年优秀影视评论”）

参考文献

[1] [美]比尔·尼克尔斯著．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纪录片导论［Ｍ］．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2] 陈泽芳.华侨故事——契约劳工和“猪仔钱”[J].寻根,2019(01):126-133.

[3] 雷启伟,张赛群.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与美国华侨华人历史的发展[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03):74-77.

[4] 唐书哲.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历史事实与文学再现[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4):1-5+90.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丨冯萱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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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纪录片评论 | 《美国工厂》中的阶级身份与国族认同——基于国际劳动力迁移史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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