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浮动的海岸》：冰雪之域的悲戚挽歌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的英文版于2019年出版，作者是布朗大学历史系的芭丝谢芭·德穆思。近期推出的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作者德穆思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研究，专攻俄国史和美国北极地区的历史。她年少时曾在白令海峡生活，曾与迁徙的动物比邻而居。她将亲身经历融于白令历史的书写中，为该书添加了一种切身的参与感和敏锐细腻的情思，她对这片土地的深深怜悯贯穿全文，女性作者的笔触使叙述更为鲜活灵动。作者除了利用历史学传统的档案调查方法，还借用了生态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手段，揭示了过去近两个世纪中这片冰封之地的土地景观变迁和社会变化，在这里，人与环境的关系纠缠交互。外来的美国人和俄国人给这片土地带来巨大的冲击，作者从19世纪商业捕鲸的发展追溯到外来者对狐狸和海象的捕猎再到20世纪人们对金矿的开采，市场对资源的需求将偏远的白令地区与外部世界相联系，该书阐述了具有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态观念的外来者对这里自然资源的攫取和掠夺，最终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土著人自给自足的经济被瓦解，当地资源也逐渐衰竭。这样的故事很难不让我们想起威廉姆·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在《土地的变迁》中克罗农探讨了来到新英格兰的欧洲殖民者给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带来的扰动。同样是外来者的入侵及其引发的生态和社会影响，白令海峡的情况比新英格兰更为复杂——在这里，将资本主义制度奉若圭臬的美国和践行共产主义制度的苏联对当地资源进行了争夺，这片土地的历史体现了自然、不同制度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纠缠的关系。《土地的变迁》中的外来者意图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定居，寻找一个新的家园，而白令海峡的外来者大多并无长居此处的念头，他们所想的只是尽可能多地从这片土地上获取利益，于是这里发生的故事与新英格兰截然不同。此外，这边土地上太阳能稀缺，总体上能量极度匮乏，因此能量的流动是德穆思书中的主线。德穆思的视野宏观广阔，她的叙述按照地理空间的顺序展开，从大海到海岸，再到陆地和地下，最后返回到海洋之中，将白令地区整个生态系统尽收眼底。

像鲸鱼一样思考——生态中心主义的一种尝试

白令地区指的是包括阿拉斯加大部分地区和楚科塔北极部分的那片土地和海洋，独居地球一隅的白令海峡两岸不仅生活着尤皮克、楚科奇和因纽皮亚特等土著民族，各种动物如鲸鱼、狐狸、海象也在此生息繁衍。在德穆思笔下，一部人与自然相互交织的历史如画卷般展开，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流露在文字之中。每一章的叙述都是从动物而非从人开始，展示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角度。她的故事从一条刚刚出生的鲸鱼开始，“在没有夜晚的漫长慵懒的日子里，鲸鱼妈妈给宝宝喂食，宝宝嬉戏玩耍，有时短暂地游散开去，然后成环形向前游。夏日过去，进入了九十月份，鲸鱼又一次向西游入楚科奇海，鲸鱼宝宝游动时抓紧妈妈的鱼鳍。初冬的寒冷黑暗使浮冰加厚了很多，海洋中的哺乳动物会有缺氧而呼吸困难的危险，这时候鲸鱼游向南方”。她追溯了这条于18世纪末某一天出生的鲸鱼在两个世纪中的经历和遭遇，在德穆思的笔下，鲸鱼并非无自我意识的低级生物，而是能够感知苦乐和变化的鲜活生命体，它们具有记忆，会计划其行为，能与同类交流。当它们发现大量磷虾时，会以歌声示意同伴；鲸鱼妈妈会爱意满满地看着自己的宝宝玩耍；当发现同伴遭遇鱼叉攻击时，鲸鱼会选择陪伴它度过弥留之际。在商业捕鲸船到来之前，人对鲸鱼的威胁还是比较有限的。然而商业捕鲸船的到来给鲸鱼的命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眼见同伴被纷纷捕杀，鲸鱼学会了如何躲避捕鲸船，“一头有着汽船鸣笛般叫声的鲸鱼在几年间能一直躲开捕鲸者，因为‘只要船只一靠近，它立马就知道’，然后就潜入水底，无影无踪”。鲸鱼与人一样，针对不断变化的生存条件，它们会调整策略来适应环境。德穆思指出，鲸鱼并非只是对人类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其自身的存在对于维持海洋中的能量稳定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意义。在作者笔下，不单鲸鱼，驯鹿也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律，能够感知生死，“它们喜欢柔软的地衣，喜欢缓慢流淌的河流，喜欢微风拂面、罕见熊出没的地方”。德穆思对动物的叙述充满了共情和诗意的想像，它们与人一样具有情感和能动性，有自我意识，它们的存在有其自身的价值，即使脱离人类，大自然中的生物也有其独特的历史。这种笔触不禁令人想起了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利奥波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都与人类一样有其存在的权利。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像山一样思考》一文中提出人类是否可以像山一样思考，“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如利奥波德一样，德穆思也在尝试冲破各种人类社会利益考量的束缚，以鲸鱼、驯鹿等动物的视角来看待和思忖自然变迁，以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白令海峡中的鲸鱼

而就是这些能感知、有意识的生命体在外来者到来之后沦为了一件件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外来者将鲸鱼捕杀后炼成油脂，将狐狸制成皮毛，将驯鹿变为一块块生肉，德穆思对于人类为了谋取利润而无视其他生命未来的行为表露出不满，对其他物种流露出深深的道德关怀，“但对于人而言，鲸鱼只有死掉才对人类有价值。会计分类账只关心捕鲸带来的利润，而不会管鲸鱼是否能够在未来存活”。她指出，逐利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白令海峡一半的北极露脊鲸都沦为商人的利润、捕鲸者的薪水以及海底的一排排白骨。”

作为为数不多的以极地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著作，《浮动的海岸》视人类与自然为协同演化的生态共同体，人类只是这复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并非其中心，因此每一章节也有意没有从人类的视角切入。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并非相互分割的历史，而是纠缠交织、交互频繁。自然界中的动物和资源不但对于人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其自身的历史也是地球历史书写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现代性冲击下的白令土地与白令人

德穆思将外来者到来前后白令地区土地和海洋的景象进行对比，揭示了现代性给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带来的冲击和破坏，整个故事具有浓重的衰败主义色彩。在美国和俄国人到来之前，这里的原住民过着平静和谐的阿卡迪亚式生活，虽然民族之间也偶有交火，野生动物的数量也一直不甚稳定，原住民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友好的——几千年来，他们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按照海冰的移动、海洋和陆地动物的迁徙节奏来安排生息。他们知晓季节环境的变换和动物数量的变动，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一方主导另一方，而是谋求共存，他们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仅供满足其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一位土著人如是说，“永远不要杀死任何不能吃的东西”。在捕猎鲸鱼和海象时，他们的行为充满了仪式感，显示出对其他生命体的尊重；海象和鲸鱼的每一个部分对于他们都有用途，他们不会浪费动物的任何一个部位。外来者的到来破坏了这种人与自然之间长期形成的默契关系，也改变了白令人的生活方式。最先到来这里是美国的商业捕鲸船，19世纪初，美国踏上了建立资本主义帝国之路，帝国的发展需要自然资源的支撑，美国人试图将这里的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利润，为本国经济发展助力。

在早期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市场开始对遥远的腹地产生影响，市场的消费需求影响了对远方腹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19世纪，鲸油是备受热捧的原材料，它不但可以作为工业生产的润滑剂，还可以成为美国工厂和家庭燃烧的灯油，鲸须是女性胸衣完美的制作材料，在美国有着较大的市场，因此美国的商业捕鲸者捕杀鲸鱼完全是为了提炼鲸油，获取鲸须，捕鲸船将将鲸肉、鲸鱼皮等直接扔进大海，而这些都是土著人平素用来食用的部分。商业捕鲸的开展使鲸鱼的数量急剧减少，随着鲸鱼数量的锐减和利润的降低，外来船只转而捕捞海象这一当地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更加深了当地村落的饥饿和苦难。20世纪初，鲸油和鲸须分别被汽油和塑料制品所取代，失去了其原有的市场需求，美国人又转向狐狸的捕杀和驯鹿的养殖，最后还对地下的矿产进行采掘。与土著人不同，美国人对动物和矿产资源采取了穷尽式的攫取和开采。白令人和外来者对自然资源不同的利用方式源于他们所持有的不同的生态观念——对于外来者来说，鲸鱼和海象只是可在市场交换的商品，而对土著人来说，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是他们生命与信仰的一部分。

拖网渔船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白令人显得极为弱势。本地人开始依赖外来者带来的如汽船、枪支、面粉等工业制品，渴望贸易交换，也逐渐被卷入世界市场之中。受到利益的驱使，他们也参与到商业捕捞中来，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在这片没有农业和工业的地区运作起来，交换和利润成为白令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用自己土地和海洋中的象牙、鲸须和毛皮去换取枪、斧头、刀、针等工业制品，原有的生活秩序遭到破坏。外来者对白令地区动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的攫取使这里的资源更为稀缺，这也意味着本地人需要忍饥挨饿。在鲸鱼和海象等生物被捕杀殆尽的同时，梅毒也侵袭了白令地区的不少村落。忍受饥饿和病毒的双重打击，本地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最初踏上北美大陆的外来者不同，白令地区的外来者无意在这片苦寒之地凭借“天定命运”建立新的国度，他们所想的只是单纯的对这里的攫取和掠夺。一旦获得了足够的利润，便会离开这里。在美国商业捕鲸船离开后，独留无所是从的白令人，“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忧伤，巨大的忧伤使得一些人宁愿沉迷于酒精或是寻了短见，也不愿意面对没有了船员的空船和没有了露脊鲸的汪洋大海”。由于露脊鲸数量的急剧减少，海中的能量循环变得不稳定，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本地人与自然环境相处的智慧和数千年中形成的本地知识也不再适用于新的环境现实。外来者不但破坏了这里的生态体系，也改变了本地原有的经济体系。

美国人并非觊觎此地资源的唯一外来者，俄国人也于19世纪晚期加强了对白令地区的控制。到了20世纪，美国和苏联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对白令人的经济形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圭臬的美国人注重追逐经济利润，他们鼓励管辖下的尤皮克和因纽皮亚特人拥有自己的驯鹿，私有制在海峡这边的土地上发展起来。而海峡的另一边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践行共产主义的苏联热衷于完成莫斯科所制定的目标额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迫使楚科奇人将驯鹿的放牧集体化管理，无论楚科奇人的意愿如何，公有制还是成了这片土地主导的经济形态。而无论美国还是苏联，相同的是他们都剥夺了本地人的自治权，破坏了本地人的文化传统；他们对环境的破坏也是相同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自然只应当用作人类用途，都试图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简化。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一书中曾提出，资本主义的逐利性本质驱使其将自然商品化，而人类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是美国大平原尘暴发生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论点同样适用于地球边缘的白令海峡。

苦寒之地的“熵”与能量流动

地球上的万物都无法摆脱能量循环的链条，“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光合细菌、藻类和植物吸收太阳光，借助水、空气和土壤形成了植物组织。植物组织中的能量会进入到其他生命体的代谢系统中，从香附子转移到野兔身上，再从野兔转移到狼或是人的身体中”。任何生物都是这苍茫天地中能量转化的一环，恰如德穆思所说，“活着就是在能量转换的链条中占据一席之地。”德穆思将能量作为连接自然、人类和思想的主线，全书便是追随能量的转换而展开。白令地区酷寒无比，冰封的陆地到处是皑皑白雪，缺少太阳光的辐射，导致此处陆地的能量极度稀缺。而这里的海洋则完全不同，“在未结冰时，白令海、波弗特海和楚科奇海是地球上最为丰裕的生态系统，是各种生命体的家园，从数十亿的浮游生物到上百吨的北极露脊鲸。”在海洋中，藻类植物在光合作用下形成了细胞，具有细胞组织的浮游生物滋养了磷虾的生长，而磷虾又成为鲸鱼的口中之物，鲸鱼最后成为了白令人的桌上餐；在陆地上也是一样，驯鹿、狼、猎人和农夫就是在这样的食物链条中相互产生联系。这样的能量转化链条不仅将植物、动物相串联，也将自然界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白令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能源在陆地和海洋流动的影响”，能量的转换和流动塑造着白令人的生活—由于白令海域是地球上营养最为丰富的海洋，有着复杂的食物链，滋养了肥硕的海象与鲸鱼，沿海的因纽皮亚特人能够获得生活所需的足够能量，一般采取定居的生活；而内陆的苔原天气寒冷、日照不足，冰雪直到夏季才消融，无法开展农业生产，也鲜有森林和草场，因此内陆地区的人们一般过着游牧式生活，他们需要通过不停的迁徙来追逐能量。当然，海洋与陆地间之间也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如海象、海豹和一些鸟类于海中成长，却在岸上栖息，这就将海洋的能量带到陆地，为能量稀缺的内陆带来一些能量的补充。外来者的到来打乱了本地原有的能量循环模式——来自新英格兰的商业捕鲸船漂洋至此捕杀北极露脊鲸，将这里的能量运往千里之外的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港口；为了开展皮毛贸易，俄国人宰杀了这里的狐狸和驯鹿，送至遥远的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他们从白令地区获取的能量支撑了美国和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外来者对本地资源的掠夺使当地人的能量更为稀缺，使白令地区本来就充满变动的能量流动更为动荡飘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饥荒的发生更为频繁。德穆思关于能量的关注无疑是受到了理查德·怀特的影响，在《有机机器：重造哥伦比亚河》中，怀特将河流视为一个能量体系，河流中的能量孕育了三文鱼，三文鱼供养了印第安人，人们还通过水力发电将河流中的能量转化为电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能量将自然与人类连接在一起。在怀特的基础上，德穆思进一步提出，能量还将自然、人类与思想相连接。她考察了白令土著人、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分别如何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攫取资源，支配能量的流动，观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改变物质的转换和能量的流动上所起的作用。

阿拉斯加的北方毛皮海豹

自然界有自己的能量流动方式，食物网中每一环节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人类也不过是能量流动中的一环。而人类却通过消费行为改变了能量流动，这对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的运转都产生了影响。外来者所带来的现代技术对自然攫取的程度更高，获取的能量更多，正是外来者对能量的过度攫取导致了白令地区经济社会体系的崩溃，德穆思书写了现代性冲击下白令地区生态和社会分崩离析的一部挽歌，正如作者在尾声中所讲，“在这种矛盾中人们没有退路。人是特定地域中的人，我们植根于土地，无法不改变它。活着就意味着存在于转化的链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