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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主义到民族主义：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

彼得·贾德森（Pieter M. Judson）

2017-10-27 17:58

1921 年11 月3 日，就在第二次试图夺回匈牙利王位失败后，卡尔一世及其怀孕的妻子齐塔在多瑙河港口包姚搭上一艘英国船，前往罗马尼亚的加拉茨。他们从那里起航驶向葡属马德拉群岛，开始了漫漫流亡生活，这对夫妇的7 个年幼子女也从瑞士出发与他们会合。就在匈牙利的末代国王踏上流亡航程的同一天，匈牙利首相拜特伦·伊斯特万（István Bethlen）在国会通过立法，正式废除了《国本诏书》。三天后，匈牙利国会宣布这份两个世纪以来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律基础的文件无效。匈牙利在官方层面上仍然是一个王国，但是它只有一位摄政，没有国王。6 个月之后的1922 年4 月1 日，卡尔一世染上肺炎，在潦倒之中去世，年仅34 岁。

哈布斯堡家族从此再也不是中欧的统治者。他们的帝国是第一个从欧洲地图上消失的大陆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的领土被3 个新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4 个已经存在的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罗马尼亚）所分割，所有这7 个国家都把它们自己视作民族国家。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史学家，都把1918 年之后的这段时间看作一个“民族主义的高潮”。霍布斯鲍姆这样写道：“如果说还有一个时期能让19 世纪的‘民族原则’取得胜利，那无疑就是‘一战’结束之际。”这个时期确实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可以被称为民主的时代，尽管到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民主制度还极其脆弱，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弱到难以生存。不过当我们思考哈布斯堡王朝留给中欧和东欧的直接遗产时，暂且保留上述这两个观点是值得的。

当然，从战后时期开始大部分欧洲地区民主实践的失败，在我们眼中要比当时的人看来更加明确，他们中有许多都沉浸在新国家建立的余晖或若干存在着的国家获得的土地回报中。如果要理解民主在前奥地利帝国的民族主义政治阵营中取得胜利的意义，就要以一个特定的民族主义方式去看。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身份的胜利构成了民族的胜利，因为他们相信，属于民族共同体的民主权利是和属于个人的民族权利相当的（如果没有超出）。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是这个民族的人们为了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民主抗争的结果，而这些抗争通常被认为发生在1918 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

民族自决与民主

在“一战”期间，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活动家都在促进一种民族自决的理念和该理念对民主价值观被广泛接受之间的假定关系。他们主要是把帝国当作一个充满暴力、压迫和缺乏民主价值的政治结构。举例来说，1918 年12 月，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就是这样来宣布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民主上的双重胜利的。他说：“从总体上看，多民族的大帝国已经是属于过去的制度，它属于一个人们看重物质力量，而还没有认识到民族原则的时代，因为在那时民主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这番话假设了一个观点，即大帝国只是通过压迫性的强制力才聚集在一起。照马萨里克看来，属于这样的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正是因为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断送了它们的存在。假如给人们机会选择，这些帝国的民众仍会想要组成民族国家。从这个层面上，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代表了民主的胜利，以及对反民族主义的专制主义帝国的打击——尽管在1919 年，欧洲以外殖民地的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事实上大多都没有得到理会。

不过，假如民族国家的胜利造就了民主的胜利，至少在帝国的范围内是这样的话，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以“人民的监狱”这个形象被牢牢记住。政治家、记者以及历史学家都争先恐后地宣传那些有关战前和“一战”时，他们的民族奋力摆脱一个不公且残暴的旧政权所加诸的枷锁的故事。而事实上，他们那些关于帝国压迫的记录或许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了。当《凡尔赛条约》的缔造者们发明出一个委任统治制度，来保证帝国对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领地的土地拥有的控制权时，有些观点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同样良好地适用于东欧的人们。《凡尔赛条约》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南非的扬·史末资（Jan Smuts）就认为委任托管制度可以在日后训练东欧人拥有国家的绝对主权。他曾经这样写道：“那些在沙俄、奥地利和土耳其分崩离析之后留下的人民，是最缺乏政治教育的，他们中许多人或者没有能力，或者缺乏运作自治政府的力量。”

民族主义理论家专注于把民族国家和一个已经死亡的帝国进行对比，这让他们掩盖了民族国家的存亡很快也需要严厉地限制国民的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不能融入国家主流民族的那些人的权利这个事实。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文化人群的问题，令和平的缔造者们非常头疼。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民族自决，甚至连那些生活在一个与他们自身民族文化天差地别的国家里的人都不例外呢？

《凡尔赛条约》中的可选条款在理论上给予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国民选择权，让他们不受限于条约按照他们的“种族”或“民族”划入的新国家，自行选择成为另一个替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的公民。因此，差不多有18 万个来自其他帝国州的德语裔家庭（总计约54 万人），选择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的国民。不过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前帝国公民都可以享受这项选择的权利。随着事态迅速变化，个人很快就不被允许自行决定他们的种族或民族归属。这是新国家和旧帝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些新国家或许会继承哈布斯堡的体制机制、行政措施或法律条款，但是它们将自己定义为民族国家，并且决定客观地描述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这些国家事实上改变了旧体制、惯例和法律运作的方式。以来自这些新国家的约7.5 万名说德语的犹太人为例（他们主要来自波兰），由于奥地利最高法庭和内政部规定他们在“种族上”不能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这些犹太人的奥地利国民身份就被当局不名誉地否认了。在帝国过去的加利西亚与波希米亚领地上，针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也在地方层面表现出同样的问题。犹太人往往受到恐吓胁迫以及人身攻击，他们的家园和事业也经常被摧毁，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犹太人明白他们并不被视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或者这正证明了当地人长期以来对他们的猜疑，即不论犹太人说什么语言，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颠覆国家的外来因素。

至于在凡尔赛体系下按照法律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群体，也被认为对民族国家的存续有害。不过鉴于国内外相关法律条款（帝国之后的国家受到相关法律约束，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承续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中，不少政治家以为少数族裔群体发声为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同样使用关于民族身份和差异的观点，为他们所服务的群体要求赔偿，或者重新划定国家边界。而民族国家的政府（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甚至意大利）又反过来鼓励那些身处在邻近国家，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本民族族人不要移民，而是留在所谓的敌对国家（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以便未来它们可以对邻国提出有说服力的领土要求。这种逻辑强迫使用某种语言（如德语）的人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与相应民族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即便历史上他们并没有在那个国家生活过，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好处。

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

在中欧与东欧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不要评价和平协议的价值，而是要考虑如何从帝国那里继承结构和行事惯例的遗产，而这些遗产当如何在中东欧继续存在下去，尽管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和所处的环境都各不相同。渐渐地，无论是新产生的国家，还是历史较长的国家（包括近来范围缩小的奥地利和匈牙利）都公开抵制帝国的遗产，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声称自己是截然不同的新型国家。除了匈牙利之外，这些国家都称自己为民族国家，而在这些国家内部，都包括了相当多的其他民族群体，在国家的正式分类中，它们和统治国家的主体民族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比如在新建立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有超过1/3 的人口甚至不说这两个国家的民族语言，也不采用波兰和罗马尼亚民族的习俗，比如众所周知的罗马尼亚的民族信仰是东正教，而波兰则是罗马天主教。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也很相似，在当地，宗教不是民族身份的定义因素，但是语言往往会被用来划分民族。事实上，如果有人采取不少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坚持的观点，把捷克语使用人群和斯洛伐克语使用人群分开，而不是把他们归属于一个民族，那么这个国家中将没有一个语言群体可以占到总人口50%的绝对多数。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它拥有成千上万的德语、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使用者。至于自认为是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盟的南斯拉夫，它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架构给予塞尔维亚政治家比其他语言和宗教群体，譬如德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使用者多得多的权力。在上述的全部案例中，人口普查数据成为一种工具，它强行让匈牙利在战前只能想象的数据同化变成了现实。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人们在接受人口普查时回答问题错误，比如在客观标准下应当为捷克人的某人声称自己是德意志人，就有可能遭到罚款甚至入狱。

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波兰，有数百万人被统计为其他民族，这部分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中每一个都占据了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同时更具有民族意义的领土，或者对这样的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一些波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重新以18 世纪波兰联邦的边界作为今日的国家边界，这样一来，其领土范围内就会包括大量使用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鲁塞尼亚语的居民。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还宣称对一片主要居民为乌克兰语裔的昔日匈牙利东北方领地，即下喀尔巴阡乌克兰拥有主权，这样一来它就可以与盟友罗马尼亚获得一条战略边界。捷克斯洛伐克把这片战前是匈牙利最贫困荒芜的土地，看作亟待由一个家长式作风的理性行政体系领导进行发展和现代化的落后殖民地。（捷克斯洛伐克提到下喀尔巴阡乌克兰时的言辞，经常可以在巴黎和会的胜利者们描述它们在中东的新托管地或保护国时见到。）

而如果把视野往更近一点的国内看，换句话说，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地区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当地居民十分厌恶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专横傲慢的行政官员，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20 世纪30 年代，许多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尝试实现联邦化的政治自治，这和当年帝国的奥地利人的私心异曲同工。在国家西部情况也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内部有超过200 万的德语使用者，这要比全国的斯洛伐克语使用者的数目还要多。半个世纪以来，捷克民族主义者曾宣称他们的行政单位将从历史的角度而非种族的角度包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如今他们又把多山的边境德语区加入进来，因为这些区域在军事安全上对新生的国家意义重大。不过暂且不论捷克斯洛伐克给予这数百万非主流民族公民的少数民族权利（相对于其他新生国家的类似权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权利可谓更加广泛），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将它自己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因此，那些不属于主流民族的人最终仍在法律上和文化上都处于不利的地位。

至于罗马尼亚——这个因为巴黎和会的结果，相对来说得到了最多新领土的既存国家——从获得的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领土上吸纳了大量使用匈牙利语、德语、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少数民族，更不必提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有犹太人组织起来的或新或旧的少数民族群体。而尽管和平协议要求不情愿的罗马尼亚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利，并且首次给予犹太人公民权，犹太人在公共生活中仍然备受歧视，之后的罗马尼亚政府不但容忍对他们的迫害，甚至还加以鼓励。此外，从罗马尼亚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战后模式还有布加勒斯特对新获得领土的中央集权化控制，以及它不愿雇用来自旧匈牙利领地的罗马尼亚语裔公务员，甚至不肯放权给特兰西瓦尼亚的本地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表现。在1918 年之前，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知识分子）面对匈牙利化的行动，已经为维护罗马尼亚的民族认同感奋斗了数十年，而他们管理家园的发言权如今却被排除在外。同样的事还不断发生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南斯拉夫这些其他承继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中。各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挑战需要联邦主义或地区性解决方案，但中央集权化的进程以及政府对本地政治活动家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此的严肃思考。

“在理论上，这是一道横亘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鸿沟。”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这样写道，“但在实际上，它可以被沟通弥补。”事实上，每一个自封的民族国家在运作上都像一个小型的帝国。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获得新的领土，同时深知这些有着众多人口的土地并不属于当前它们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而这些民族都因为从特定的民族层面不属于或不能融入国家的人群而告终。每一个都伴随着一系列克服少数民族群体产生的人口学和文化挑战的创造性政策，这些政策始于1914 年之前的奥地利和匈牙利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梦想，范围从儿童教育到极端的强制民族同化乃至驱逐政策。

当它的人民面对文化差异时，没有国家会承认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存在着调和的可能性。这不只是因为像之前的哈布斯堡王朝这样的国家有着格外复杂的人口与种族构成，这还是在大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帝国的民族主义者处理国内文化和差异问题零和方式的产物。而新统治民族的成员和少数民族的成员之间的差异往往是以不可逾越的文化壁垒的方式，而不是从可能存在的共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正如罗马尼亚政府把罗马尼亚人的真正起源归于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或特兰西瓦尼亚的塞凯伊人，政府给这两类人强加上了统治的权力，却对那些被重新划分民族的人们真实的需求毫不关心。

这些新的统治者们制定政策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者们对深刻文化差异的深信不疑（一开始这是对奥地利政府不愿从民族的角度来划分其国民的回应），这是至少从19 世纪80 年代开始培养的。出于这个原因，民族主义者和他们新组建的政府急于在客观的外在因素的基础上归因民族身份，这是当初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拒绝的。亦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同样急于接管私人的少数民族学校系统、剧院、图书馆、文化中心以及在战前属于敌对民族主义组织的财政来源。如果它们要授予说外国语言的人们教育权利，那么它们就尽其所能，以非自愿归属的流程，以及不公平地重新分配学区和政治分区的方式减少符合资格的学生。

罗马尼亚政府对布科维纳的主张就是这类行为的一个典型，它宣称当地的乌克兰人是罗马尼亚化的乌克兰人，这个定论就使得国家不必在当地提供乌克兰语的学校教育。至于另一部南斯拉夫法律，则不让取斯拉夫式名字的儿童进入少数民族学校学习。诚然，哈布斯堡王朝已经逝去，但是围绕着文化差异的政治产物却成为人们怀着报复心态向国家索求补偿的重要途径。

此外，帝国的归属感还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建构了人们的记忆文化，特别是在1918 年之后，在这些承继哈布斯堡王朝国家的不少边境地区，非正式举办的私人与半公开的战争纪念活动。无论在战后的10 年内，人们如何相信民族主义基础的神话，事实上在这些国家中，仍有成千上万的国民曾在哈布斯堡军队中服役，他们的家庭也因为奥匈帝国的战争活动失去了所爱的亲人。如今这些人牺牲奉献的目标所在的世界已经消亡，那么该如何纪念他们所失去的东西呢？在地方层面，人们又会培养出何种记忆文化，来纪念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服役生涯，以及他们的亲人邻居在战争时的生活呢？在此特别要提到特伦蒂诺这样的地区（如今属于意大利），正如劳伦斯·科尔所言，在其表面上的胜利下，存在着被隐匿的失败，参战老兵不得不隐瞒自己曾在战败一方服役的经历，当地家庭也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纪念家中的战死者。

最后，帝国的思考方式并不仅仅塑造了新的国家政策和大众行为。它们还继续建构着地方民众对他们和国家权力之间新关系的理解。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之际，一些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尝试试图在一个新欧洲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原有的帝国关系。譬如当切尔诺夫策的德语社群领袖面对帝国终结时，他们向新的帝国大都会布加勒斯特发出电报表示效忠，这相当于重复他们和维也纳方面长期保持的关系。这个社群向新统治者承诺效忠，反过来期待对方可以继续鼓励扶助它们在当地的学校以及经济文化机构。对这个德意志社群来说，帝国语言是德语或者罗马尼亚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希望和新的统治者继续维持双向的帝国责任。然而似乎是在回应这份宣言，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扬·尼斯托尔（Ion Nistor，1876–1962）在1918 年披露了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同时还提到了布科维纳：今天，当国民原则迎来它最大的胜利之际，当旧的国家分崩离析，从它们的废墟之上诞生的新兴民族国家则有着各自的民族边界，“布科维纳主义”就这样消失了……布科维纳重新和罗马尼亚合为一体，在这个新国家之内，没有“共同的布科维纳”，只有“人民的罗马尼亚”。

不过在之后的几年内，“人民的罗马尼亚”就像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或意大利所意味着的，就是一群说着民族语言（在上述的例子中是罗马尼亚语）和有着某种同样的民族信仰的人（在上述例子中是东正教）的集合。

待解决的问题

许多年来，我们倾向于从承继哈布斯堡的民族国家以及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定义和评价这个覆盖中欧和东欧的大陆帝国。举例来说，帝国的多民族特征（有观点认为，多民族国家显然是一种有问题的国家）、所谓的独裁中心—外围结构的关系、它们试图缔造一个大众共享身份的失败、假定被隐瞒的民族主义感情——这一切都是所谓有着帝国特征的民族主义定义。但是人们重新把那些自认为的民族国家定义为小帝国，以此轻松改变讨论的角度。举例来说，1918 年之后的所有民族国家，实际上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们的存续需要将多种族的人民融合成一体，需要成功地（这往往需要采取极权主义）将国家外缘与中心联系起来，以及需要发展出一种积极的共同身份认同感，即便是在那些声称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当中亦是如此。1918 年并不标志着帝国式的多民族国家的终结，而是可以说见证了这类国家的增加。至于在战争期间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之间矛盾的重要性，它表现的方式在1914 年之前是无法想象的，这同样有助于解释在“二战”期间少数民族普遍遭到的可怕待遇，和战后人们驱逐想象的“不受欢迎”的群体的行为。所有这些多民族国家投入了严厉的说辞和大量资源用来否认它们当下遭到人们斥责的情况，同时越来越多的多民族国家制订激进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少数民族人口的挑战，在很多情况下，试图达成关于民粹主义的民主和民族国家意识的那些不可能完成之事，严酷的民族主义独裁统治似乎已经成为唯一手段。

如果我们可以阻止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影响我们对“帝国”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探明并分析哈布斯堡王朝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并不在于它无力或未能将国内不同的人群统一成一体，就像法国、英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曾经都是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一方面。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个帝国的独特性在于帝国试图调解作为政治生活中一个关键因素的文化差异，并且尝试把政治和社会体制组织起来，围绕着这些差异更有效率地运作。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把产生于帝国的民族主义形式理解为在哈布斯堡王朝体制背景下出现的，以及在这些体制所遇见到的可能情况下出现的独特形式。然而对还记得1914 年之前生活的人来说，一旦脱离赋予这些民族主义政治形式生命，并且塑造了它们的发展的体制限制，在战争期间它们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似曾相识但又陌生得可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