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深埋的惨烈历史：百余红军重伤员广西灌阳遭沉井，烈士无名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这是一块无名碑，矗立于广西灌阳县城的烈士陵园，立碑者是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的后人。进入秋天，烈士陵园的地上已积有枯叶。

83年前的11月下旬，为让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红五师、红六师、红34师先后在灌阳新圩长约8公里的战场上阻击13000多名国民党军队（以下均简称“敌军”）。4天3夜的战斗，红军以牺牲近4000人的惨痛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

在灌阳本地，这场阻击战的百余名重伤红军被敌人捆绑沉入酒海井的故事广为流传。83年后，经一个多月的打捞，一批人体遗骸从黑暗的酒海井内淤泥深处重见天日。后经专家鉴定，可确定遗骸20余具，均为男性，年龄15-25岁，身高1.37-1.63米，体重不超过55.67公斤，确系1934年遭沉井的遇难红军。

灌阳县史志办原主任文东柏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当时，红五师曾在新圩和睦村设立战地救护所，安置重伤员，由于形势紧迫，红军撤离时，来不及转移100多名重伤员，这批重伤员被国民党反动派及当地土豪劣绅用麻绳捆绑，甚至被绑上石头，丢入一公里之外的酒海井内。

综合史志记载、老红军口述、村民历史记忆等，上述遭捆绑沉井的重伤红军多数应属红五师，但至今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是否有后人，无人知晓。

9月24日，灌阳举行遗骸安葬仪式，3000余人参加。鞠躬献花时，从北京赶来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之子李亚明，轻声对灵柩说：“我代表父亲及全家，送红军先烈最后一程”。

新圩阻击战

广西灌阳位于广西东北部，是两省六县交界之地，北连全州县，南接恭城县，西靠兴安县、灵川县，东与湖南道县、江永县交界。

历史上，红军曾先后三次过灌阳。1931年，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途经灌阳；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于当年9月从清水关进入灌阳，并与国民党敌军发生战斗；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灌阳，并在灌阳新圩与国民党敌军发生战斗，这就是湘江战役阻击战中的首战，史称新圩阻击战。

灌阳属于山地丘陵地区，典型喀斯特地貌，东西两侧分别有南北走向的都庞岭山脉、海洋山山脉，居民点多沿南北走向的山谷分布。全县1837平方公里的土地有29.6万人，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耕地，半水半村庄”之说。

83年前的11月下旬，战斗在灌阳新圩打响。新圩镇位于灌阳西北部，南距县城13千米，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古岭头约5千米，距湘江渡口约60千米。

对红军过灌阳历史有十余年研究的文东柏告诉澎湃新闻，1934年11月，红军长征冲破三道封锁线后进入广西，准备抢渡湘江，面对约3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能否顺利过湘江，这关乎整个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文东柏说，一条古道穿新圩而过，是恭城、灌阳县城通往湘江的必经之路，而新圩往北至大桥村无险可守，一旦被敌人突破新圩，中央红军纵队有被拦腰截断的危险，因而占领新圩、守住新圩，才能保证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左翼的安全。

最先奉命守新圩的是红三军团红五师，师长是20岁的李天佑，政委是钟赤兵。

据《红色灌阳》一书记载，1934年11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及红三军团军团部命令红五师立即赶到新圩，阻击北上的敌军，要求将其挡在新圩以南，并指示：“如灌阳县城刚到之敌在一团或一团以下时，则应坚决攻占之”，“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三至四天”。

接到命令后，红五师率第14团、15团及军委一个炮兵营共3900多人，连夜赶往新圩，并于27日下午先于敌军抵达新圩。面对敌军两个师加一个团的13000余人，红五师将阻击阵地选择在新圩至排埠江长约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构筑工事。

文东柏说，敌军兵力足，武器先进，有机枪、重炮、迫击炮、飞机等，而红军占据有利地形，沉着应对，双方打得异常惨烈，反复争夺山头，甚至展开白刃战。

据《红色灌阳》记载，新圩杨柳井居民何小妹曾回忆说，“战壕沟成了杀人沟，死了的几百红军战士，没有办法掩埋，就直接把土拉下来，把尸体埋掉。”

对于新圩阻击战，1957年，李天佑在《把敌人挡在湘水前面》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第1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2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我们。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们身旁抬到后面去。”

“红五师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牺牲2000多人。”李亚明说，这是父亲李天佑一生中打得最为惨烈的一仗，父亲写回忆文章时，长征时期只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湘江战役的新圩阻击战。

至11月30日凌晨3点，按军团命令红五师撤离新圩。渡过湘江后，红五师仅剩1000多人，缩编为一个团。

接替红五师守新圩的是红六师18团。文东柏说，该团约1500多人，浴血奋战，后在陈家背被敌军包围，除了少数人流散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最后接防的是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该师后遭国民党军队堵截，没有渡过湘江。

新圩阻击战共历时4天3夜，红军成功阻击向湘江渡口进攻的上万名敌军，但付出了牺牲近4000人的惨痛代价。

无名烈士碑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在灌阳县城的烈士陵园，立着一块无名碑，立碑者是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的后人。

韩伟的儿子韩京京告诉澎湃新闻，父亲生前很少跟他们讲湘江战役，直到1986年，在写有关湘江战役的文章时，年逾八旬的父亲连着两顿饭没吃，他才明白湘江战役对父亲的重要性。

韩京京透露说，父亲是湖北黄陂人，在一次全家聚餐中，父亲突然冒出一句：“我死了以后把骨灰放在闽西去”，对此家人都没法理解；1992年，父亲临终前，再次要求葬在闽西龙岩，那是父亲当年带领几千闽西子弟长征的出发地，家人不得不遵从老人遗愿。

当带着骨灰下飞机时，韩京京发现，很多白发苍苍老人等着，老人们都是父亲的战友，他们自发来为父亲送行。66岁的韩京京说，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理解父亲，自己也下决心研读史志材料，重走红军长征路。

1934年，韩伟是红五军团34师100团团长，该师师长是陈树湘。成立于1933年的红34师，多为闽西子弟，骁勇善战。至1934年10月，红34师诞生一年七个月，先后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参加了攻打福建龙岩、漳州等一系列著名战斗，有“常胜之师”、“钢铁之师”的美誉。

在红军长征时期，红34师被赋予重大使命，担任全军总后卫，全师营、连干部，除了少数是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分配来之外，多数系福建籍，共6000余人。

据《红色灌阳》记载，1934年11月26日，担任后卫阻击重任的红34师进入道县，接上级命令：掩护红八军团，若被敌人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但尽可能赶上主力。此时，该师指战员约4300余人。

次日，红34师在灌阳文市、水车一带布防，等待八、九军团入关。28日，战斗打响，韩伟在回忆文章称，弹药打光了，红军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有位福建籍连长身负重伤，肠子被打断了，仍在指挥战斗。

经此一战，红34师人员锐减至2000余人，但成功迟滞了国民党4个师的进攻，为红军渡过湘江起了重要作用。

30日，红八军团入关后，红34师前往新圩，接替红六师18团的防务，然而在水车强渡灌江时，遭敌军飞机轰炸，牺牲200余人。渡过灌江后，红34师进入都庞岭山脉，此时他们前往湘江的大道已被切断。

随后的9天里，红34师多次与国民党军队及当地民团发生战斗，损兵严重。至12月7日，陈树湘等人离开广西灌阳进入湖南道县，此时仅剩200余人。

担任掩护任务的100团，大部分牺牲，小部分流散，团长韩伟等6人在突围中跳崖，3人被村民所救，得以幸存。韩京京表示，父亲跳崖后，被山下一名土郎中所救，养好伤后，乔装打扮重新返回革命队伍。

12月11日，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江华强渡牯子江时遭民团袭击，中弹负伤。13日，陈树湘被民团抓获，民团很兴奋，急着去邀功领赏。在被抬往道县途中，陈树湘趁民团的人没注意用手从伤口拉出肠子用牙咬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对于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的历史，1986年7月，韩伟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34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

韩京京表示，陈树湘和父亲等均坚守了“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陈树湘死后，头颅被割下悬挂至长沙城小吴门外示众，俯视清水潭，而那里正是他当年参加革命的地方。

据韩京京介绍，红34师6000多人，活到新中国成立的不足10人，其中多数系闽西子弟。了解这段历史后，退居二线的韩京京搜集史料、重走长征路、寻访后人，试图找到红34师的名单，但没有成功。

韩京京说，红34师很多是扩红招来的小红军，年龄小，很难寻找后人，像陈树湘就没有后人。找不到名单，韩京京便于2009年在灌阳烈士陵园立了一块无名碑。

2011年，无名碑旁边多了一块碑：福建籍湘江战役无名烈士纪念碑。经福建多地政府努力，查明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福建籍烈士名仅有1114名，其余均为无名英雄。

看到这份名单，韩京京心情复杂，说“很多名字都有点不像名字”，如黎马子妹、赖老石头、赖满妹老、罗祥古老、刘马四哩……

血染酒海井

在灌阳本地，1934年百余名重伤红军被捆绑沉入酒海井的故事广为流传。

酒海井位于灌阳新圩和睦村，“井”是天然形成，如盛酒容器，井口直径约2米，上小下大，下有一条地下暗河相通，因其形，取名酒海井。

对于这段惨痛历史，文东柏告诉澎湃新闻，当时，红五师曾在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设立战地救护所，安置重伤员。然而，由于形势紧迫，红军撤离时，来不及转移100多名重伤员，这批重伤员被国民党反动派及当地土豪劣绅用麻绳、石头捆绑，沉入一公里之外的酒海井内。

文东柏说，上述史实有幸存老红军口述、当地村民历史记录等印证。

据《突破湘江》一书，一名叫刘来保的老红军曾口述称，他是红五师十四团三营二连三排战士，所在的三排负责守卫楠木山，在敌军反复冲杀中，全部伤亡。

刘来保背上负伤，和几个轻伤员一道撤下来。后面，红六师18团前来接防，和敌军在公路上展开白刃战，刘来保带伤参加了这场白刃战，18团大部壮烈牺牲。在肉搏中，刘来保用尽最后的力量，后昏倒在地上，等他苏醒后，发现公路上全是尸体，他艰难地向公路边山包爬去，爬着爬着昏了过去。

再次清醒时，刘来保口干舌燥，他咀嚼茅草根解渴。公路上，传来嘈杂的吆喝声，一个敌军军官正在指挥民团将这些尸体拖走。

忽然，远处又传来阵阵吆喝声。刘来保擦了擦眼睛，看到一队民团在敌军士兵的指挥下，用竹杠抬着捆住手脚的人，像抬猪似的从公路上迎面而来。刘来保听到被抬的人似乎还有叫骂声传来，他迅速明白过来，这是来不及撤走的红军重伤员，在阻击敌人的激烈战斗中，红军的伤员就是往山那边下立湾的救护站送的。

不久，抬人的队伍下了公路，朝酒海井方向走去。后面，两个重伤员被抬到井边，敌军军官手指着井口，命令民团将伤员丢进井里，但4个民团只将伤员放下地来，取出竹杠，并没动手。军官走上前去，重重扇了他们几个耳光，民团依然不动。军官无奈，朝后面喊了几声，几个士兵从队伍中间跑上来，抬起红军的伤员就往井里扔。

“轰隆！”沉闷的落水声从井口冲出来。刘来保数着，“8个，9个，10个……”当他数到108个的时候，伤口剧烈疼痛起来，头昏目眩，又昏过去了。

救护所位于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蒋氏祠堂，该祠堂建于清道光四年，坐北朝南，现保存完整。今年89岁的蒋仁贵一辈子住在蒋氏祠堂后边的老房子里，这间老房是蒋仁贵的爷爷盖的，至今有上百年的历史。

蒋仁贵如今一人独居，身体较为健朗，甚至还能挑水。 9月25日，蒋仁贵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当年救护所的事情，他当时只有6岁，但记得一些细节。

据蒋仁贵介绍，当年，很多重伤员住在祠堂里，不时发出痛苦的声音，受伤轻点的还能出来走动；有时，重伤员拉不动，还会喊村民们去帮忙。

蒋仁贵说，当年，他们村有土豪劣绅参与把受伤红军捆绑沉井；事后，这些人被村民们赶出了村。

对于这批沉井伤员的身份，文东柏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名字，救护所由红五师设立，由此判断沉井红军多属于红五师，但随后有红六师18团、红34师参与战斗，也不排除有后两支队伍的伤员。

李天佑之子李亚明表示，父亲没怎么跟他提过湘江战役，但1970年，父亲回广州休养，一位老领导跟父亲说，那次多亏你们，拯救了中央红军，听到这话父亲大为触动。回北京后，16岁的李亚明听父亲跟母亲提起这事，才得知湘江战役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父亲去世后，李亚明开始查阅历史资料，编纂父亲的画传，才真正了解这段历史。李亚明说，父亲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解放东北、辽沈战役、解放天津、广西剿匪等成百上千次战斗，但1934年的湘江战役是“父亲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仗”，直接关乎整个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

据李亚明介绍，李天佑是广西桂林临桂人，所领导的红五师共有三个团，主要由原红七军构成，多是广西人，当年其中的红13团跟随军团部行动，未参加新圩阻击战，而参战新圩阻击战的第14、15团及军委一个炮兵营，除来自原红七军外，其他来自各地，由于没有名单，难以核实他们的身份。

83年后的遗骸打捞

83年后，被沉入酒海井内的红军遗骸重见天日。

今年8月13日，灌阳正式启动打捞工作。经一个多月的打捞，一批人体遗骸从井内乌黑的淤泥中被打捞上来。在井内，发现有捆绑痕迹的绳索及石头。

后经专家鉴定论证，所发现人体遗骸超20具，并被认定为1934年遭捆绑沉井的遇难红军。

鉴定报告显示，可确定遗骸在20例以上，均为男性，年龄15-25岁，身高1.37-1.63米，体重不超过55.67公斤；骨骼整体发育较弱，个别烈士罹患龋齿和牙釉质发育不全等症状；一位烈士颅骨上有明显的外力创伤痕迹,是致命伤；骨骼与棕绳、坠石等遗物均有明确的埋藏学共出关系。

负责本次鉴定工作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李法军表示，认定所打捞遗骸系83年前遇害的红军，是综合骨骼自身诸多特征、党史研究、口述历史记录、当地居民历史记录等多方面信息作出的结论；根据现场遗骸分布情况、人体骨骼研究等，可以看出这批红军生前营养不良，“在生前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迫害，并且被残忍杀害”。

为何直至83年后，酒海井的遗骸打捞工作才得以启动？

文东柏解释说，湘江战役过于惨烈，红军从6.5万人减至3.5万人，损兵人数约3万人，因而在很多的一段时间内，湘江战役被提及较少；近年来，中央明确肯定湘江战役的战略意义，湘江战役被重新重视了起来。

上述说法也得到灌阳县政府一名不愿具名官员的证实，该官员表示，过去，很多人不愿回忆这段惨痛历史，导致重视不够。

对此，灌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周恒志表示，灌阳是广西贫困县，经济条件落后，过去不具备打捞条件，也没合适的地点安置遗骸。去年，灌阳投资1800万元，在酒海井附近征地150亩，并新建了灌阳县红军烈士陵园主墓冢，该墓冢主要用于安葬红军遗骸。

今年61岁的俸顺喜曾当过灌阳县民政局局长，他也是一名老红军的后人。俸顺喜说，他的父亲原名叫童旺扬，1914年出生，是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人，17岁参加红军，是红34师的一名勤务兵。

据俸顺喜介绍，湘江战役后，童旺扬跟随红34师师长陈树湘进入湖南，陈树湘负伤后被捕，剩余红军战士化整为零。已负伤的童旺扬被一位好心村民所救，后经人介绍，童旺扬入赘灌阳一户瑶族人家，并改名俸旺桂。

俸顺喜说，父亲见他读书好，乐于助人，认为他比较有出息，于是跟他讲过很多当年从军经历，“我一直把父亲的遗命放在心上”。

见灌阳没有纪念红军烈士的场所，当上县民政局局长的俸顺喜认为，作为红军后代，他得做点什么。在他的努力推动下，2004年10月，位于酒海井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竣工开放。

俸顺喜表示，当时，位于灌阳西边的兴安县比灌阳交通便利，经济较好，已经建了湘江战役纪念场所，于是他就以“百余名重伤红军遭捆绑沉入酒海井”为突破口，最终这起惨烈的历史事件感动了上级领导，争取到3万元经费，并发动全县有关单位捐款，共筹集9万元，修建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碑及护栏。

文东柏介绍，历史上，红军曾三次过灌阳，在灌阳共牺牲6000多人，其中已确定有名有姓的遇难红军3500多人。据灌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卢嵩透露，此次打捞出来的红军烈士遗骸经专家鉴定至少有20具，这只是散落在灌阳境内的一小部分，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已在灌阳全境发现了2560具红军的遗骸，散葬在各个地方。灌阳县委县政府准备用1-2年的时间把这些散落散葬的红军遗骸全部归葬在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园，供后人瞻仰。

9月24日上午，灌阳举行湘江战役·灌阳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3000余人参加了安葬仪式，并向红军烈士敬献鲜花。

安葬仪式上，红五师政委钟赤兵之女钟安屏上台讲话，这位77岁的老人多次哽咽，擦着泪说——

“听父辈说每一次把伤员留下来，他们都是一步三回头，心里好难受，‘战友啊，我的好兄弟，你们能安安全全的养好伤，我们再一块上战场。’而伤员们心里非常明白，留下来首先面对的是敌人疯狂的反扑以及前后追来的反动派，根本没有时间寻找藏身的地点，伤员们都是抱着誓死如归的心情和队伍挥别……”

钟安屏的父亲钟赤兵在长征途中右腿中弹，因当时医疗条件差，三次截肢，彻底失去右腿。钟安屏告诉澎湃新闻，她的母亲也是一名老革命，后在新疆深陷囹圄；1940年，她在狱中出生，靠狱友们咀嚼嘴对嘴喂大。后面，她被人领养，母亲被人杀害，直到解放后，她被父亲托人寻回，此时她才知道养父养母不是亲生父母。

采访时，钟安屏多次重复说：我们得到的太多了，他们（指被沉入酒海井的红军战士）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他们还那么年轻啊！

（本文参考书目：《红色灌阳》、《突破湘江》、《红军长征（回忆史料）》、《湘江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