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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中村|湾厦活法⑤:“女人村”的庙祝董老伯
庙祝董老伯在天后宫里掌管香火已有十三年了。最初我以为这是湾厦旧村的一座祠堂,迈步进去,抬头看到门额上写着“天后古庙”四个大字。这是一座二进式庙宇,四合院格局,中间以天井衔接,两边各有一个厢房。进门有两座神像,左手是姜太公,右手是土地神。左边是一个杂物间,右边是董老伯的寝室。大殿中间供奉的是主神妈祖娘娘,左侧是财神爷,右侧是受理求子业务的金花夫人。
这座村办的庙宇,建于光绪四年,旧庙早已毁了。三年前,村里出资二百万元翻修。它的前面还有一个即将停产的化工厂,背靠一个操场,两侧被新楼和旧屋相夹,占地约200平方米。蛇口片区的房价已达到每平十万元,今天的湾厦村民依靠土地成为当地富豪。湾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渔村。出海作业留给了外地民工。但是村里依然在旧村北面保留了这座妈祖庙。从天津、江浙、福建、广东、台湾到香港、澳门,多处建有妈祖庙,也叫天后宫。深圳南山区就有四座。
在蛇口最南端的赤湾有一座深圳最大规模的天后宫,郑和下西洋曾有一次取道这里,险遇风浪,郑和祈求妈祖娘娘保佑,化险为夷后便在赤湾天后宫还愿朝拜。2015年,赤湾天后宫利用立体光电技术,在四面墙上投射影像,同时伴随着潮声和海鸥的鸣叫,仿造了郑和出海的景观。
珠江入海口从广州到深圳,都是“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把海洋视为一个不可缺的战略平台。妈祖娘娘算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一位神仙。
董伯在侧厢天井洗衣。本文图片均来自作者湾厦的天后宫
湾厦的天后宫规模要远小于赤湾。前者是村集体所有,后者是政府管理。像深圳的北帝庙、关公庙也有类似现象。中国人进庙拜神,不管供的是哪个神,只要多磕头,多烧香,总归是好的。神仙也不会毫不理会。因此,求子求财求平安,拜北帝可以,拜关公,拜天后,拜观音也可以。而且每座庙的庙祝都说,都很灵验。我在宝安区的流塘村问北帝庙的庙祝老刘,他说,前不久有人来求子,后来果然应验,人家就来还愿。严格地说来,北帝是治水御火的水神,求子超出了他的业务范围。湾厦天后宫的董老伯也告诉我,在这里求子是很灵的。
6月8日,正好是全国高考日。大清早庙里来了一批家长和高考学子,在天后娘娘前烧香求愿,求天后保佑能高中名校。董老伯那时还在床上,一大早就被敲门声吵醒。因此,天后娘娘不单单是管海上的事,还揽了文曲星的活。一旦修了庙,每个神仙的业务都是综合型的。庙里为了扩大业务,通常把道教的神仙和佛教的菩萨放在一起。庙祝当然也乐见自己庙里香火鼎盛。
湾厦天后宫规模虽小,但神仙俱全。神仙品级以天后为大。大门上贴了两个门神,天井左侧还有一个船公,专保海上平安。董老伯每天打理着这几个神仙。伺候久了,他也慢慢向神仙日子靠拢。他是湖北公安人,七十二岁,有两个儿子。董老伯没有种过田,原来在老家厂里做职工,后来自己开服装厂。服装厂倒闭后,他到福建泉州、晋江、厦门打工,这一带全是大大小小的鞋厂和服装厂。
董老伯转辗做了七八年,才知道在中国南海边有一个打工淘金圣地叫深圳。一个老乡介绍董老伯来到深圳。有些老乡在这里开发廊,开餐馆,先后购了房,买了车。董老伯说,自己来晚了,太晚了,要是早几年来,也就混出来了。他在2001年来到湾厦。村里建有刘家祠堂和樊家祠堂。通过老乡介绍,他到刘家祠堂做事,专门看管祠堂。
2004年董老伯的母亲去世,他就辞了这份做了三年的工,离开湾厦旧村回到湖北老家。回去不久,湾厦的天后宫翻修竣工。当时负责修建天后宫的刘老板是本村人,1960年代他曾逃往香港,户籍落在香港,但在这里有房产,他也是刘家祠堂的负责人。在物色守庙人员时,刘老板自然想到了董老伯。
2004年董老伯又回到湾厦,干起了守庙的活,月工资八百元。十三年过去了,董老伯的工资涨到三千块。他全年只有一次假期,每年四月初四请十天假回家一趟。路上要花三天,在家呆上一个星期。他的家人全在老家。儿子们都不同意他在这里做。老伴在家带着七岁的孙子。庙里不能住夫妻。他和老伴分居了十三年。“在老家当然好,亲戚朋友多,红白喜事到处走走。”董老伯平静地说,“其实在这里也很好。回去也没什么事做。在这里包住包水电,不要自己掏钱,就打理几个菩萨,每个月有三千块。在老家哪有这好事。”
刘氏宗祠“奢侈”的居住面积
一个人住在庙里,让董老伯的居住面积看起来有些奢侈。他除了一间寝室,还在左边厢房里做饭喝茶,右边的厢房则当作杂物间。与湾厦旧村里的那些单房相比,他的居住面积的确让人羡慕。这里独栋独院,除了包住,水电费也让村里承担了。
庙宇四周全是水泥地,在夏季来临时,加之殿内殿外香火长燃,庙里尤其燠热难当,老板给董老伯的寝室装了空调。有什么需求,跟老板说一声就行了。
“只要我一说回去,他们就说,哎呀,不要回去,你现在还很精神。就在这里干,妈祖会保佑你的。”
董老伯穿一条短裤,趿一双凉鞋,站在右边的天井里,拧开水龙头,拎着一条皮管子接了一桶水。他毛巾擦了擦身子。他身材高瘦,身子却很硬朗,头顶秃了,头发还是黑的,气色看起来不错。他的胃好,能吃辣。中午去旧村里的湘岳城市蒸菜馆,吃了一个12元的剁椒鱼头。他说,那个辣椒对他的胃口。除了看得开,董老伯似乎毫无什么健康秘诀,他年纪大了,不喝酒,平时从不参加舞剑、跳舞之类的活动。
擦完澡,他换上一套衣服,又接了一桶水,埋头搓洗换下来的衣服。此时一架飞机带着嗡嗡声从头顶上的蓝天划过,董老伯抬头指天。我站在天井里仰望,一粒小白点在瓦蓝色的天空画出了一条云雾状的笔直的白线。
天井上空飞机掠过
天井四角切出来的这方天空,更见辽阔,澄澈。那条白线恰好从四方天空的对角线位置拉出来,由此看天,似乎有大隐于市的味道。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回家颐养天年。
“只要我们不生病,在家还不是没活干。老年人嘛,人老话多。跟家人谈谈天哪。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家里做什么事,结婚的,做寿的,都可以团聚一下。”
董老伯的工作还算轻松自由。原来这座庙是凌晨两三点就要开门。来拜神的香客都起得很早,如果开门晚了,他们很早就在外面拍门。后来改了作息时间,每天在凌晨五点开门,晚上六点关门。董老伯说:除了初一和十五,其他时间我安排,没人管我,也不会来检查,我就打理这几个菩萨,这几个菩萨管理我。有时我就会向菩萨请一下安。菩萨问我,还好吧。我说,还好。菩萨说,好就好。
寝室门口挂了一只圆钟和一份撕历。按照中国农历,初一和十五是拜神的重要日子。明天就是十五,村里会有不少本地人进庙拜神,董老伯要穿一套专用的祭拜袍服。如今拜神的队伍中,外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有的人从地图上发现了这座庙,于是带着愿望和香火从四面八方涌进庙里。湾厦周边是人口密集的地区,拜神祈福的需求也愈加旺盛,这就促成了这座小庙香客络绎不绝。过年过节时庙里更是拥挤,董老伯一人忙不过来,村里要加派两三个保安过来看管。
蛇口片区是外国人的聚居地。在拜神队伍里,还有不少外国人。一般香客带着祈求福报的愿望来到庙里,而他们更多地是带着照相机、摄像机。这时董老伯就跑出来,靠比划手势表示NO,拦着他们说不能拍照。
天后古庙主殿奇特的“女人村”
除了朝拜神祇,湾厦村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三八节。在湾厦,村里的女人和妈祖一样,也被拔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湾厦曾是有名的偷渡村。过去在南头半岛上的大冲、南山、湾厦各村的村民以养蚝为生,兼种水稻、种荔枝和花生等。算是耕渔兼作。但是民生依然艰难,一年忙到头,人们只是裹腹而已。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匮乏,而对岸的香港璀璨繁华,遍地流淌着金钱的气息。仅仅从1976年到1981年,深圳(当时叫宝安县,隶属惠州市)及周边地区有近50万人偷渡到香港,相当于当时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各地的村民暗中练习游泳技术。
湾厦村距离香港只有3公里海域,是偷渡的绝佳路线。作为近水楼台,湾厦村男人抛家弃子经常在夜间泅水或乘自制的竹筏偷渡。“大逃港事件”轰动一时。当地政府组织了民兵队,日夜严防严打,依然无法遏制疯狂的偷渡。1972年湾厦全村有96户人家,其中百分之九十的男丁逃到了香港。湾厦村因此成了一个奇特的“女人村”。村长莫锦华说,想找个男人干活或商量点事情都很难,几乎每家留守在家的都是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和老人。
1979年7月8日,在南海边的虎崖山下,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响起了开山第一炮,由此拉开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序幕。之后湾厦村开始引进外资工厂。女人们离开田地,在村集体的名义下从厂里领回一些塑胶花、表链在家加工。1981年,村里也开了第一家电子厂。女人到村办工厂里打工,采用计件形式,月工资可达70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收入。随着蛇口工业区大开发,湾厦村率先富起来。
1985年,为了感谢女人村的女人艰难的付出,人称“莫老爷”的莫锦华在三八节这天,宴请村里一百多名妇女在潜龙湾酒楼庆祝。
天后古庙大门一个多月后,我们再次拜访董老伯。董老伯瞪着眼,不再有第一次那样坐下来促膝而谈的热情了。我想找几个话题跟他搭讪,他避而不答。尽管我们多次来到天后宫,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董老伯对我们的戒备心。
我们在古庙门口,指着门楹上那副对联:“座枕南山物阜民安歌母德,门朝东海波平浪静戴慈光”。我说,这个“座枕”的“座”字应该写成“坐落”的坐。这是个错别字。董老伯看了看,没有说话。他自顾自走出庙门,和一个叫“唐老板”的人大声招呼。
我能理解,在深圳,大部分都是没有定居的流动人口。众人皆浮萍,每个人都是面目可疑带着强烈的不确定性,确有必要对陌生人保持足够的警惕。事实上,我们也向董老伯撒了谎。我们说自己住在旧村5巷。
不断缩小的单间面积
其实,我曾在湾厦看过房。我跟本地房东爬上六楼看房。一房一厅,月租1900元。我说别的地方才1700。房东姓文,与岗厦、凤凰的文姓并非同脉。他说:里面的更便宜也有,一房一厅1300,两房一厅1500的也有,要看房子在什么地方,环境怎么样。他不断地夸他的房子光线明亮,位置优越,而且门前有一只大摄像头,小偷不敢进来,放电单车安全。
文房东告诉我原来是两房一厅,要3000多元,别人租不起,无奈之下三年前他花了三十万,把这栋楼所有的两房一厅全改成了一房一厅。十余年前,他修建这栋楼花了一百多万,改造费相当于修建费的三分之一。房东们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子的效益,将房子不断改小。
4月时,我在一个公告栏前遇到链家的业务员小刘。小刘和她的同事在张贴租房广告。她告诉我,业主把房子全权交给链家托管,链家经过重新改造再对外出租,并为每套房配了一个“管家”——他们去年把这种模式从北京推广到深圳,在蛇口片区10平的单身公寓一般在2200多元,30平左右的一房一厅最低要3200元。
无论本地房东,还是房产中介,都在试图缩小单间面积来降低租房成本,让自己的房子更有市场,也让更多的人能租得起房。《深圳统计年鉴2016》显示,深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0.6平方米。但是,湾厦旧村每个人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各不相同,老谭是6平方米,李大姐是7平方米,罗姐是12平方米,均未达到平均水平。只有董老伯的居住面积最大,扣除神仙居住的大殿,他一人独享了小半个庙,住房建筑面积约有60平。
2016年底,某地产接手了湾厦村的旧改。在蛇口片区城市更新的规划中,湾厦村、渔一村、渔二村、南水村、水湾村、大铲村、雷公岭村、招东和招北小区都将面临和正在面临艰难的旧改命运。在它们周围环伺着无数价格高昂的小区,单价多在每平十万元。这是有钱人的聚居区。它的城貌崭新,道路宽阔,路上常见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间或飙出一辆亮骚妖艳的兰博基尼像公牛一样哞哞狂吼。周边点缀着大大小小绿荫掩映的公园。
旧村的海鲜档
由于这些城中村的存在,给这个片区添加了多元化的混响。在湾厦密密麻麻的旧房子里,也诞生了复杂多样的奇闻异事和N种活法,比如曾经烜赫一时的本地大佬长期主持了全村发展的传奇,也有打工女子给梦中的丈夫灌硫酸的故事。它无所不纳:凌晨时和妈祖娘娘说话的七旬老人,从垃圾堆里捡到钱包的清洁工,在豆瓣网上聚集追忆旧村往事的文艺青年,裤兜里装着两瓶二锅头在公厕外默默死去的无名流浪汉。
夕光余热不减,巷子里行人越来越多。这条无名的巷道天天淌着污水,布满了潮湿的脚印。小贩们用白色塑料泡沫摆出各类蔬菜。肉档里每块鲜红的猪肉都被暧昧的灯泡照着格外妩媚——好像每个肉店老板都喜欢挂上跟过去发廊里一样红的灯泡。
旧村的肉摊
唯一让这里看起来像渔村的,是用一堆碎冰冻着的各种海鲜:像蛇一样卷成一盘的带鱼,一摊黄花鱼、红杉鱼、大眼鱼和濑尿虾,还有软塌塌堆在一块的鱿鱼。
我在嘈杂人群里留连,试图捕捉某个片段。肉腥味、馊臭味和卤水店的香气混在空中飘荡。这里有种种我无法以语言表达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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