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度族群冲突和公民社会：一个政治学研究

族群冲突和公民社会：一个政治学研究

导言：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印度的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的族群冲突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通过控制变量对3组印度城市进行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跨族群的社团交往在中短期可以更好地缓解族群冲突，但从长期来看，正是印度的政治改革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本研究对于其他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提供了公民社会的分析视角。此外，作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对族群隔离的历史背景及其融合可能性进行研究。

学人简介：

阿舒托什·瓦什尼，布朗大学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Ashutosh Varshney. (2001).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lSociety: India and Beyond, World Politics,53(03), 362-398.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设计

有关族群冲突的研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尽管存在着族群多样性，但是某些地方处于和平，其他地方却经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类似地，一些有着族群和平记录的地方有时会突然爆发冲突。对于跨时空的印度伊斯兰教-印度教间族群冲突的差异性，作者试图对其原因进行研究。

首先，采用大数分析（Large-Nanalysis），将城市确定为基本分析单位。第一，族群冲突主要发生在城市而非农村。1950-1995年印度农村地区虽然占很大人口比例，但只占暴力中死亡人数的3.6%；第二，在印度城市中，族群冲突也高度集中在若干区域；其次，根据社区暴力是否普遍存在，选择两个城市进行对照，最终选取Aligarh& Calicut、Hyderabad& Lucknow和Ahmedabad& Surat这三组城市。每组的两个城市都满足相似伊斯兰教-印度教人口比例这一最小控制变量，三组依次进行更严格的变量控制。

提出假设

作者提出公民社会是种族冲突的关键性因素这一假设。首先，他解释为什么城市里的社团交往（associationalforms of engagement）优于日常交往（everyday forms of engagement）。一是因为相比日常交往，社团交往更能通过利益紧密连接个体。二是根据K=N(N-1)/2（K表示关系数量，N表示人数）这个数理模型（如图1所示），发现城市人口较多，不易发展大范围的日常交往；他进一步解释社团交往是如何阻止族群冲突。如图2所示，相比族群内的社团组织，跨族群的社团组织能更好地协同地方政府，应对外生公共冲击和地方政客分化族群的战略行为。

图1 农村和城市中的日常交往

图2 公民生活和族群冲突

经验性证据的支持

作者分析在阿约提亚骚乱的背景下，Aligarh& Calicut这两个城市对此的不同反应及公民社会在其中的作用，作为支持其假设的经验性证据。Calicut公民社会的族群融合程度高，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日常交往多，社团不介入政治，和平委员会同政府一起平息谣言，并对政客有组织的暴力进行约束。而Aligarh的和平委员会是基于宗教建立的，缺少对跨宗教的信任，因此不能有效地应对外生冲击。

研究的完善：内生性问题和根本因果关系

作者以Surat的老城区与棚户区为例解决了研究的内生性问题，确定了公民社会短期内对阻止族群冲突的首要作用。具体地，阿约提亚的清真寺倒塌后，棚户区成为可怕的野蛮和暴力的场所。而在老城区，和平委员会迅速形成。Surat老城区的许多商业协会被整合起来。这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已经在一起居住了很多年，他们共同参与老城区的商业和社会生活，有能力聚在一起缓和紧张形势。他们成立了邻里委员会，部署自己的资源和组织以检视谣言并与地方政府机构沟通交流。结果是，老城区的地方行政机构要比棚户区的行政机构更为有效。

更进一步，作者回顾印度族群间社团交往的发展历程，发现政治改革是阻止族群冲突的长期因素，甘地领导印度从精英政治转向大众政治，进而对公民社会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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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编译 | 族群冲突和公民社会：一个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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