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不同阵营的Lallab，法国穆斯林女权的第三条路？

成立不足两年，Lallab在法国媒体和政界，逐渐成为显性话题，撕裂不同阵营。激进伊斯兰教条的宣传者？抑或仇恨伊斯兰大潮的受害者？公众各执一词，纷纷评判Lallab。论战极易上升到宏观视角，如世俗与宗教、种族和普世性、女性身体和政治操纵、多元文化和共和国价值等辩证关系。宏大的概念在相互博弈中一时无解，艰难共处。

“挑战当前穆斯林女性形象的叙事”

创始人Sarah Zouak今年28岁，是个长相甜美的黑发女生。她在巴黎东南郊区长大，父母是摩洛哥出生、在法国定居的第一代移民。

“社会企业家，电影工作者，女权主义者。穆斯林国家女性意义之旅纪录片制作者。Lallab协会联合创始人和总监。挑战当前穆斯林女性形象的叙事。”在推特账户上，Sarah这样介绍自己。

四年前，她在巴黎国际战略关系学院（IRIS）读研究生，希望写写伊斯兰世界的女权主义。导师在法国女权领域很有名，听到后不假思索地对她说，你得选择，要么你是女权主义者，要么你是穆斯林。

这让Sarah很受伤。“学者本传授知识使人明智，却让我因多重身份感到屈辱。多少次，他们让我在几个身份中做出选择；又有多少次，他们向我解释说宗教信仰是实现自我解放的障碍。”她每次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总会提起这段往事。

她信仰伊斯兰教，从小到大，成绩优秀，在别人眼里是个特例——“被解放的穆斯林女性”。仿佛，像她这样的人很少。“媒体报道中，穆斯林女性总是以被动、屈从、被压迫和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女性代表让她产生认同感，进行比照。

拍摄《穆斯林国家女性意义之旅》(Women Sense Tour in Muslim Countries)纪录片的想法由此而来。她花了5个月时间，走访了5个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伊朗和印尼，采访当地杰出女性，看她们如何将宗教信仰和女性解放融合在一起。

她同25名穆斯林女性交流，并用影像记录了这些珍贵的时刻。有人生活在乡下，有人成长于大城市；有知识分子，也有不认字的；一些人戴着头巾，另一些人“光着头”。她们或为乡下女孩上学问题奔波，或帮助单亲母亲改变境遇，或参政影响上层决策。

采访摩洛哥穆斯林女权标杆人物Asma Lamrabet后，Sarah备受启发，觉得穆斯林女权可以走不同以往理念的第三条路。

目前讨论宗教和女性的关系不外乎两种，一是宗教压迫女性，阻碍她们实现解放；二是伊斯兰教这边的说辞，认为伊斯兰教同普世权利不相匹配。Asma Lamrabet提出将伊斯兰教同普世权利结合，每人都可参照穆斯林基准，提出维权诉求。穆斯林参照基准依托于具体情境，需要被不断审视和解读。

压迫女性的并非伊斯兰教，而是上百年来男性对《可兰经》的父权解读和释义，Sarah对伊斯兰教和女性关系有自己的理解。2015年12月拍摄结束后，她和不信教的朋友Justine Devillaine共同创立了Lallab。目前协会有250名志愿者协助工作，定期发表文章，并举办各种活动。

在官方网站，他们如此定义自己：“Lallab是网上杂志，也是协会。穆斯林女性备受种族和性别歧视，我们希望传递她们自己的声音，并创造一个女性可自由选择，实现自我解放的社会环境。”

以反对种族歧视为己任，反成为种族歧视的对象

在西方语境下，宗教和女权主义匹配度很小。尤其涉及宗教为伊斯兰教时，这一搭配组合有些逆喻的味道。在法国极右人士眼中，这是激进伊斯兰利用女权主义伪装自己，Lallab协会如同一匹待命摧毁异国城邦的“特洛伊木马”，火药味十足。

自诞生之日起，Lallab因其理念，天然具备争议属性。它引爆法国主流舆论或许只是时间的问题。最近一次，协会被迫卷入论战暴风眼，还要从一份夭折的政府资金拨放说起。

8月初，Lallab获得三个“公民服务”（service civique）项目资助名额，并在网上贴出通知。该政府项目于2010年成立，年龄在16到25岁投身机构服务的年轻人都可申请，每月可获得国家拨放的500欧元补助金。令人意外的是，8月17日，“公民服务”官网毫无征兆，突然撤销了Lallab的资金拨放决议。

“协会申请不符合‘ 公民服务’的根本价值，已被撤销。”在推特上，“公民服务”如此回复名为Daniel Auguste账户的质问。这位网民正是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一名坚定的支持者。

其间的半个月发生了什么？

原来，Lallab贴出通知后，网络上掀起了反对浪潮，各种消息和声音几乎要淹没“公民服务”社交网络账号。他们分两批人马——具有民族主义排外保守倾向的极右人群和坚决捍卫世俗无神论价值的左派。在这些人眼中，Lallab要么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要么是“激进伊斯兰的实验室”。

法国法律规定，国家具有中立性，不得资助任何宗教并雇佣相关人员。这起政府资金拨放风波中，大家批评最多的也是：协会的宗教关联或违背法国“政教分离”（laïcité）原则。

散文作家Céline Pina早年曾加入左派政党，是“在共和国生活”（Vivre la Republique）公民运动的创始人。她在主流日报《费加罗报》撰文反对Lallab。她说：“这个协会推崇的理念和法兰西共和国不相匹配。”

反对网络“恐穆”骚扰的倡议书上，Lallab具体描写了这期间受到怎样的骚扰和围堵：“协会支持者成为网络语言暴力的受害者。他们被人肉搜索，私人信息被披露，并收到各种强奸和谋杀威胁信息。”

以反对种族歧视为己任，反成为种族歧视的对象，Lallab成立之初便碰到了同类遭遇。Sarah记得协会刚建立，需要到银行开户头。没想到，简单的行政程序却遭遇意外阻碍。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拒绝她们请求，虽然没有给出官方解释，但暗指协会只为“穆斯林女性”服务这点，让他们很为难。

“如果Lallab主要关注穆斯林女性，包括戴头巾和不戴头巾的，这正是由社会现状所决定的：她们不仅因性别遭遇歧视，同时也是种族歧视和恐穆言论的受害者。”Lallab协会曾发布公告，如此解释，并强调自己是女权主义协会而非宗教协会。

作为镜子的另一面，不少穆斯林神职人员反感他人对宗教文本做出任何形式的超前解读，认为协会的活动诉求实为伊斯兰的西方化。

究其实质，Lallab协会从诞生到壮大，逼迫社会以一种更直观的方式质问：伊斯兰教同西方世界是否匹配？从某种程度上看，协会存在本身或是对该问题的一种肯定回答。

“伊斯兰女权主义是西方思潮 ”？

协会的财务负责人Attika Trabelsi此前曾接受我们的采访。她戴着穆斯林传统头巾，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女权主义理念。她说，“女性可以自由选择，想怎么穿，就怎么穿。露胸脯也好，戴上头巾也罢，象征意义都一样。”Lallab秉承的理念曾被法国主流女权排斥，因此愈加强调自身的包容性，即“每个女性有权选择她喜欢的方式”。她不否认伊斯兰教发展有许多“怪象”——很多女孩，年龄很小未成年，家里人也会要求戴头巾，这其实跟穆斯林世界的“父权”现状相关。

一般认为，伊斯兰女权主义（Islamic feminism）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伊朗诞生。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意识到自己的附属地位，逐渐反对男女不平等现象。

伊斯兰女权主义试图从宗教层面对男女的地位关系进行调整。这跟天主教或犹太教女权思潮类似，总会根据宗教文本的研究和解读，确立男女平等理念。穆斯林女权主义同伊斯兰女权主义又不同。穆斯林女权主义者在宗教以外的领域积极参与平权活动，但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则以宗教为媒介和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

法国伊朗裔社会学家Chahla Chafiq-Beski对伊斯兰教和性别关系颇有研究。她基于伊朗女性的经历，不断反思伊斯兰女权主义的局限。她说，伊斯兰女权产生之初，面对“西方文化”的主导，穆斯林女性强调保留自己的伊斯兰身份认同，认为这才是实现自我解放的正途。

阿尔及利亚籍律师Wassyla Tamzali在自我批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些。她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管女性权利相关事务，强调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国家政权让人无望，民众自然诉诸宗教，应对现实困境。信徒可在宗教滋养下更加清醒，但之前以宗教之名，侵害女性权利的事不知发生过多少”。“伊斯兰女权主义是西方思潮，在阿拉伯世界并不存在。”她说。

在法国出生的Sarah可能不会同意Wassyla Tamzali的这一结论。但有一点，她们肯定会达成共识，即穆斯林女性非常多元化，而非只有单一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