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中村｜湾厦活法③：湘南山区来的环卫工人

旧村有它独特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七点之后，巷子里充满了上班族和学生。他们掐分算秒快步穿梭，有的骑着电动摩托把喇叭按得嘀嘀响，或拧着心急火燎的单车铃声。早市也开市了，吆喝声也此起彼伏。早餐店里腾起一片热雾，忙着刮肠粉淋酱油。八点半过后，人流散去，旧村复趋安静。

中午十一半之后，旧村又开始热闹起来。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保安、小摊小贩、巡防队员排队挤进不同的快餐店，解决自己的午餐。湘岳蒸菜、隆江猪脚饭、沙县小吃、山东的饼、陕西的面，天南地北的饮食荟萃在村中一条东西向最繁忙的巷子里。等到周边的小学生放午学涌回城中村，巷子里的喧嚣荡过密集的屋顶，达到了中午时刻的沸腾顶点。

晌午12点半之后，湾厦旧村迎来了一天当中难得的宁静。巷子里只有一排排工衣工裤和内衣内裤悬在头顶。偶尔有那么两个古稀老人坐在门口嘬着假牙聊天。酷热的阳光在无人时威力无处可发，似乎大为削减了。在旧墙体上，只有苔藓还在生长。除了空中一堆凌乱的线缆，印象最深的是水滴。它们多半来自一件刚晾出来的衣服，也有一些旧水管或空调往下滴水。

下午1点半，整个旧村开始笼罩在哗啦作响的麻将声中。每家店铺——小卖部、旧货店、干洗店和不足十平的麻将馆——开动了手动和自动麻将桌。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统一打法，选择了玩广东麻将。尽管是工作日，在下午1点半麻将馆里照样是高朋满座，迎来当天第一波高峰。深圳各个城中村都遍布着这样的麻将店。在湾厦旧村这样的高密度拥挤的空间里，麻将馆似乎让时间慢了下来。

劳务输出县——湖南道县

初夏的一天，在麻将响起之前，我吃过午饭，在5巷遇到了一位老乡。她穿着一件带蓝色的衣领子的土灰色外套，黑色七分裤，一双白色平底运动鞋。

“我负责从5巷扫到10巷，每天要倒二十多桶，累死了！”老乡说完哈哈大笑。她右手一把塑料扫把，左手一只铁皮撮斗，打扫着路面。

从她的讲话口音我推测她是湖南永州的老乡。果不其然，她说她是道县柑子园镇的。柑子园镇离道县还有六十多里。道县是一个山区，山上聚居了一些瑶族，县内多是盘山公路，全县经济相对落后。

1999年我毕业那年专程去了一趟道县。从县里到一个镇里坐了三个钟的大巴。道县人给我的印象是好客重礼，有耕读的传统。这个传统大概是受到了当地有名的人物——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影响。“文革武斗”时，这里发生过群体伤亡事件也让道县闻名全国。

1995年，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遗迹。道县又竖起了一块稻作文化的旅游牌子。但是道县的人均田地非常有限，73万人口在耕种33万亩水田。由于靠近广东，自九十年代以来，一村连着一村，所有的农民倾巢而出，放弃了水稻耕作，涌向了珠三角的工厂。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县。

老乡在旧村旁边的一个新小区打扫卫生，每天凌晨三点二十分起床，十分钟后上班。这里是她老公打扫的地盘，她这是在帮老公打扫。下午二点到四点半，是她在小区的工作时间。她拿着铁皮撮斗一晃一摇收拾着路上的垃圾。

从前面巷子走来一个五十岁男人。他蹙着眉头，一身灰色工衣，拖着一只带轮的塑胶垃圾桶。他就是这位道县老乡的老公，姓许，留了一个贴着头皮的平头。他说在这里住了十六年。老许忙着收集垃圾桶。

老许当年是家庭中第一个来到湾厦。他妻子紧接着也来到这里。然后村里的亲友一个个步其后尘。大部分人打打零工，或者干起了清洁工作。2004年，老许的工资只有50块一天，随着深圳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现在提到了每月二千零五十元。他们有一儿一女。女儿排行老大，目前没有结婚。二十多岁的儿子已经成家生娃，在附近公司当保安。老许妻子曾回到老家带了两年的孙子，之后又来到湾厦的新小区当清洁工。老许妻子说，儿子抽烟打牌，那点工资连自己也保不到，我们还要供他吃供他住。

有的楼缝之间，其宽度刚仅够一个人侧身挤进去。老乡提着撮斗和扫把，撇身钻进这种窄缝，打扫里面的塑料袋、塑料瓶和纸片。我也侧身钻进去，紧跟着这位老乡的步伐。

虽然老家离深圳只有六七个小时车程，春运期间大巴票价是二百多元，但是为了节约车票，老乡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我说：“一家人在这里很方便。”她拉着苦涩的腔调说：“方便，但没有钱，也没有用。他们（儿子儿媳）还打麻将，又不能说，一说就吵架。”

哪里有活干就到哪里

我又遇到一位约五十多岁的黝黑的男子。他穿着一件棕色的半袖工衣，从外表上看也是个清洁工。

原来，旧村所有的清洁工都来自湖南道县同一个村。这位男子也是道县柑子园镇人，也姓许，今年五十六岁，在这里干了十七年。原来在老家种田，一人只有六分田，维持生活都有些困难。现在水渠坏了，抽不上水，村里也没人去管。村里的人都出来谋事，早就把田撂荒了。

我询问他的社保情况。

“我们在外面打散工，没买社保。”

“做了十多年了也没买社保？”

“我们是做装修，哪里有活干就到哪里，到哪里买社保？我老婆在这个旧村打扫卫生，我是帮一下忙。”

这位老许离开之后，我来到渔村路找前面那位平头老许。他敞开了灰色工衣，正从旧村巷子里拖出二十多只垃圾桶，依次摆在一辆垃圾车旁边。这里是一个小广场，中间有一棵榕树。

一位穿着清洁工制服的女人也拖着垃圾桶，从马路对面走来。路面堆放了二十多桶。我跟老许打招呼。老许不耐烦地说，你是搞什么事啊。

那位女清洁工拖垃圾桶过来，和老许用方言聊了起来。她看起来比老许年轻多了，估计是火气太大，嘴角冒出了一颗火红的痘疮，已结了痂。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她把我误认为是环卫公司的管理人员。因为上面时而派人下来现场检查，发现打扫不到位的地方就要拍照罚款。

我笑道，我是老乡。

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

这位老乡姓李，来自永州宁远。李大姐说话干脆有力，跟我热情地唠叨起来。李大姐嫁在紧邻宁远县的道县柑子园镇。李大姐盘着发髻，戴着一双白纱手套，套了一对紫黑色的袖筒，灰色T恤外披了一件橙色的环卫制服，这套统一的制服是一件背心，由反光的尼龙材料制成。背后写着“垃圾不落地，南山更美丽”。

在深圳每个区都印着类似的标语。这个口号源自于东门步行街一次试验。2014年6月东门步行街，减少垃圾桶，倡导大家“垃圾不落地”。按照媒体报道数据，这条街日均垃圾清扫量从6吨下降至0.35吨。之后各大公园实行“减桶”计划，数量减半。为了配合这个措施，市政提出了“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的口号。于是2015年各区效仿。丢垃圾似乎依然是考验深圳人的卫生素质的主要指标。

李大姐的堂兄老许原来在旧村从事搬家工作。常言道，搬家不超过十次不算是深圳人。因此催生了不少搬家游击队。常常是一家人组成一个搬家团队，墙上的搬家小广告就出自他们之手。稍有些资金的就买一台二手小货车，没钱的就踩着小三轮上门，遇上搬家路程远，他们就临时雇车。除了搬家，他们还接一些补漏、钻孔、打墙、通下水道的活儿。

李大姐两口子过去一直在工厂里上班。2004年他们从佛山来到深圳，依然在厂里做事。去年年底，这里有一个四川人辞工，堂哥把她介绍进来。今年二月在老家过完年，李大姐一来深圳就进了这家公司。李大姐负责渔村路南面的两排房子和湾厦牌坊两边人行道的卫生。

我跟着李大姐来到渔村路对面的巷子。渔村路是一条贯穿湾厦村的斜坡，路面铺了方块地板砖。路的北面是旧村。南面是一片簇立的新楼。路的两边建筑还算较新，临街全是商铺，有几家小超市、便利店、快餐店和理发店。多数商铺为了节约，没开冷气，马路上阳光耀得刺眼，午后的热辐射充盈了整条街，店内的收银员和屋檐下的治保员都是目光蔫萎，表情松弛，在各自的岗位上静坐不动以免出汗。

人行道和巷子，李大姐早上四点打扫了一次，八点钟再打扫一次，现在正是下午1点，她还要打扫一次。她尽量争取在下午2点前结束劳动，避开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间。下午五点，她再到村里顺手捡一遍垃圾。至此，这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地结束。每月收入二千八九。

相比堂嫂的工资要高八百元左右。因为堂嫂在湾厦新小区做清洁工作，环境要干净，每月还有四天休息。李大姐全月无假，要天天上班。在中国的城中村，即便是二十四时打扫也无法保持路面干净，垃圾就像梅雨季节的雨水落个不停。李大姐抱怨道：“你在前面扫，他就在后面甩了。”

最麻烦的是遇上搬家的人会在垃圾桶旁丢弃一批旧衣柜旧沙发。李大姐要叫人帮忙，才能处理掉笨重的旧衣柜之类。有一次李大姐实在找不到人，就跑到保安室叫唤正在吹空调的经理。

环卫工人的分工

午后的太阳晒得整个路面耀眼发白，大太阳底下行人稀少，偶有三五人路过。渔村路通往后海大道上立起一座高大的牌坊。正面中央镌刻着“湾厦”二字。牌坊高达十二米，顶部覆盖了一片橙色琉璃瓦，梁柱贴着抛光的赭黄色瓷砖。牌坊正对着后海大道。这是湾厦村的东门。

每个区域各有分工。市政马路是由市政环卫工人负责。各个门店前面的空地由门店负责。村属的公共区域，例如渔村路两边的人行道，由李大姐负责。这些区域就像责任田到户一样，每人各有一摊，责任清晰。各人谨守自家责任区域，既不遗漏又互不冒犯。李大姐初来乍到，不熟悉自己管辖的区域，接连几天扫完了渔村路人行道，又沿着后海大道的人行道扫出了两百米。有个好心的环卫工人告诉她：“你扫那么宽啊，那里不是你的。”

当然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前不久有人晚上偷偷把一堆垃圾倾倒在人行道两边。有一次，扫马路的老头儿把垃圾扬到了李大姐的人行道。两人争执起来。牌坊两边的人行道还种了一排灰篱。李大姐蹲着身子用手抓出灌木丛里的烟头、食品袋、一次塑料杯和碎纸巾。李大姐动作麻利，两下三下捡完碎屑，丢进撮斗里。

扫马路的市政环卫工月收入超过三千块，比起李大姐收入要高，压力也更大，如果被查处一次就罚款一百五十块。说到可回收垃圾的收入，李大姐苦笑。现在的拾荒者格外勤奋，他们起早贪黑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会把村里的瓶瓶罐罐捡得干干净净。李大姐一大早起来收垃圾桶，那垃圾早就被人过滤了好几遍。

李大姐告诉我，她那位堂哥90年代在老家当过村支书，他的岳父是副支书，两人在一起共事。后来长期脱岗，98年老许辞了支书工作。为了多赚钱，他们俩口子在这里一共做了三份工作，早上三点钟就要起床了。

环卫车在每天早上五点半开进湾厦渔村路，李大姐要在四点钟开始打扫。李大姐说：早上时间很紧，我老公是做装修的，他有空就过来帮我拖垃圾桶。如果他不在这里，我就要三点钟起来做。

李大姐今年四十多岁，先在江门工厂打工，又在佛山呆了九年。她跟着老公到深圳一家计件的板厂做事。老公嫌厂里的工资少，和自己的弟弟到湾厦村搞装修。装修生意不好，两兄弟为此吵吵闹闹。湾厦旧村条件虽差，由于地处繁荣地段，房租不菲。老公和他妹妹两家人合租了一房一厅，每月房租要1700块。

李大姐有些埋怨老公跳来跳去，没有定性，害得她也跟着离开熟悉的工厂，到这里来做环卫。李大姐说，在厂里也不用这么早就起来，六点钟起来，买个早餐吃，七点半上班，日头不晒，雨水不淋。现在老公又打算去江门一家工厂做事。李大姐嫌搬家太麻烦，不愿跟着他再跳来跳去。

24小时也扫不干净

路边一家叫韵达的快递站点跑出来一对姐弟。弟弟约五岁，姐姐约七岁。姐姐穿着塑胶拖鞋，弟弟脚下是一双皮制凉鞋，手里拿着玻璃弹珠。李大姐亲切地叫他。弟弟摊出手里的弹珠说：有个姐姐给了我这个。李大姐说：她们是河南的，有三姊妹，前天她打扫时捡到了一个洋娃娃送给他们。

李大姐收拾了这段路面，经过牌坊，继续朝前打扫。她的灰色T恤被汗水洇湿的面积在不断扩大，颜色深一块浅一块。李大姐在娘家有三个哥哥，虽是老满，但也是能吃苦的人。大哥混得最好，大嫂是道县柑子园人。他们在老家修了屋，在宁远县城买了一层房，又在东莞常平买了一套房。二哥在一岁时被母亲抱着在喂猪过程中给潲盆砸瘸了腿，落下终生残疾，现在给大哥带小孩。因为大嫂的关系，李大姐被介绍到柑子园结婚成家。

李大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十七岁，小儿子在老家读初二。大儿子十五岁就弃学来到广东，一年后就给弟弟买了一部手机。

李大姐谈到儿子，“他上到初三就不读了。他到东莞塘厦跟着我哥哥和侄儿学做模具。今年三月份他发了四千多块的工资，5月1号过来给我们各人买了部手机。”

5月1日，大哥在东莞常平的新房办入伙酒席，从老家接来六十多岁的父母。李大姐叫儿子去给舅舅贺喜。李大姐本来也要去贺喜，但这工作离不开人。李大姐说平时工作还好，周末的时候垃圾最多，那些小孩子爱到处乱丢，24小时盯在这里扫也扫不干净。

打扫巷子时，李大姐曾经两次遇到有人从楼上丢垃圾，差点要击中她。李大姐对楼上大骂：你断手断脚走不得了，你上班吃饭能下来，丢点垃圾就不能下楼了？我看到你是哪层，我要报警了！

旁人说：使劲骂，不骂不行。

很快扫到了牌坊，李大姐指着一个门店外一堆碎瓷砖说：你看这个建筑垃圾本来是店铺的，又丢到路上了。

三个年轻的店员从一家快餐店里出来，蹲在一个大理石砌的花坛上聊天，顺手往花坛里丢下几颗烟头。李大姐无奈地说：他们就是要乱丢，看着你在这里扫照样丢。这里面要天天扫。

李大姐扫完人行道，拎着一撮斗树叶、纸屑、烟头等垃圾，回到巷道把它们倒进垃圾桶。此时她的脸上脖子上被汗水洗过多遍，满脸油腻发亮，刘海纷乱挂在额头上。她发现垃圾桶 旁的地面又多了一堆垃圾。同时拐角处多了一个小惊喜：地上丢了一只完好无损的黑色电脑包。她准备卖给收二手包的老乡。她举起一根粗木棍使劲地捅起了垃圾桶，压实垃圾，以便使它尽可能容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