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中村｜湾厦活法①：养蚝人老谭

去年一个秋天，我漫无目的，偶然游荡到湾厦旧村。它昏暗，溃烂，逼挤，就像一把锤子，把我的心锤得震颤不已。这些楼群实在太旧太密了。刚下过一阵雨，在挂满衣服的屋檐下，一个脸敷厚粉的中年女人问我，帅哥，要不要服务。

今年4月初，我再次来到湾厦旧村，那份遽然而至的震惊被再度唤醒了：在华厦林立的蛇口自贸区竟然有一个高度压缩的城中村。这个旧村嵌在宽阔的后海大道西侧，西临爱榕路，南靠渔村路，距离2号地铁线东角头站和湾厦站，分别为420米和540米。

走在这个昔日的渔村里，仿佛行走在根系发达到变态的热带原始雨林底部，抬头是盘根交错的树干和藤蔓，密密匝匝的绿荫遮天蔽日，底部除了潮湿和偶尔漏下来的一点光影，终日不见阳光。四周房屋纷纷挤压过来，就像参天大树困住了迷路人。

旧村以南北走向的巷道称之为巷，再以东西走向为每栋房子标识了房号。楼与楼之间在底部形成一米左右的巷道，但在半空中相互粘连，只留出一线天，有的完全封住了天空，形成一个隧道般的巷子。这比我们常说的握手楼、亲嘴楼演化得更为彻底。楼群密不可分——就像榕树的气生根完全和树干长在了一块。

湾厦旧村巷子。 本文图均为 作者供图

打铁的养蚝人

“就搭一个铺，放一张桌子，单房就要一千三百块。”一位重庆阿姨跟我说，“十多年前，两房一厅才六百多，现在要二千多。”

我在逼仄的巷子里遇见出门买菜的重庆阿姨。已过六旬的她早年来深圳打工，搬过不少地方，已在这里蜗居了十多年。她在一个小厂里打扫卫生，月薪两千元，老公在外打零工，十多岁的孙子在重庆老家上学。

重庆阿姨斜挎黑色小皮包，腔调拖出高亢而无奈的语气。这是旧村里大部分居民说话的腔调——带着一点疲倦，一点知足，一点无奈。巷子里阴暗昏沉，游荡着一股旧房子的霉味。

那天下午，我不断游走，拐了几条巷子，在4巷一栋房前碰到老谭。他打赤膊，穿熟胶拖鞋，拿着菜刀削一根圆木柄。旁边有一只四两重的铁锤。他的胸部肌肉随着削木柄的手臂一绺绺起伏，跳动，来回收缩。劳动赋予了他一身铜色而发达的肌肉。他在修铁锤柄。

“老乡，这是干嘛用的？”

“打铁用的。”说完他哈哈笑起来。

我吃惊了。在深圳，木匠、泥水匠倒是不少，竟然还能碰到铁匠。我饶有兴致地蹲在旁边。每当我问到打铁的具体细节时，这个男人都是哈哈大笑起来。我慢慢咂摸出他很可能只是随口调侃。他提起刨子又刨了两下，把木柄刨得溜滑，滑得几乎像一条鲶鱼。他将木柄尖端打进了铁锤，放在小板凳上，又用右脚踩着铁锤，左手拉着手锯，锯掉了铁锤孔多出来的木柄。

旁边一个女邻居笑着提醒，这是挑蚝的。

“老乡是哪里的？”

这位老乡不说话了，只有拉锯声。

“他是广东茂名的。”女邻居打破了沉默。

老谭和女邻居用广东白话说了几句。看得出来，他们都是茂名人。我问东问西，老谭只顾修理锤柄，缄口不语。为了打破谈话僵局，我必须要说明身份。“我们是搞写作的。”我向这个茂名男人递上一张名片。老谭拿着名片用白话念上面的字：“写作？”

“平时在公司上班，业余写东西，写写老百姓的故事。”我的头皮开始发痒了。我怕自己越说越让人糊涂。老谭和女邻居又讲起了我听不明白的白话（注：广府话，俗称白话或广东白话，以广州为主的方言，广东三大方言有广府话、客家话、潮汕话）。我不好意思地反复解释什么叫写作。茂名老乡终于明白了：“哦，写文章的嘛。”

老谭修理小锤子。

养蚝的季节

过了大概一周，我们再次来到4巷老谭住处。房门半掩着，屋里亮着灯，我们推门进去打招呼。老谭躺在床上看书。他老婆在靠门边的敞开式厨房洗菜。老谭见到我们，愣了一下，坐起来招呼我们。

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环顾这间单房。房间不足二十平，厨房和铁床之间夹着一个狭小的洗手间，复合门板又脏又旧。铁床分上下两层，老谭睡在下铺，下铺床底充塞杂物。我借着光仔细打量，铁床另一端角落里竟然还摆了一张铁床，刚好把那个空间填满。里面那张床也是双层，下铺摆满了物品：皮箱、编织袋、胶桶、洗衣粉、17英寸电视机等。上铺堆了一床被单，大概也住了人。

厨房这头也是堆满了东西。洗衣机占去了整个厨房的一半。灶台下塞着一桶食用油、煤气罐、海上作业的胶桶、垃圾篓、撮箕、高压电饭锅。洗衣机上摆着热水器、不锈钢水瓶和一袋杂物。灶台上更是林林总总，摆满了锅之类的厨具。墙上也挂着锅铲和钢勺。

地面有些湿润，屋子里隐隐涌动着油烟味、厕坑味和各类杂物的气味。

现在已过了收蚝的旺季，下午，茂名老乡收工回家。我问起他的收入。他说，旺季时，一天能赚一千多。钱多，也好辛苦呀！

我颇为存疑。据我所知，一个挑蚝工在旺季通常一天能赚五百块，顶多可达七八百块。白话中“好辛苦”的发音，就像普通话里的“好幸福”。老谭不会讲普通话，一直用白话和我们聊天。我勉强能听懂七八分意思。他说，挑蚝工很早就要起来，五点钟开工，忙到下午五点也忙不完，几乎没有停歇，两三分钟就是一趟。

老谭是1980年离开茂名乡下出来打工的。刚到深圳，二线关还没有设立，当时做一天小工是5块钱，青菜才5分钱一斤。他走了很多地方，2000年之后来到湾厦，以四百块钱租金住在这间单房里，一直住到现在。“那时打份工，买个房，有什么用！现在就不同。”

夏天，收蚝旺季已经过去，现在主要是养蚝的季节。养蚝人从珠海和中山拉来一批苗仔到深圳，下到海里培育。一年到头都有事做。他们先要在海上编扎起密密麻麻的蚝排，用塑料绳或铁线扎起木料，每张蚝排下系了二十多个胶桶。按照材料，用木头扎成的排叫做木浮排；用竹竿扎的，称之为竹浮排。扎排也是一项专业工作。海边也有专门的扎排队伍。如果从天空俯瞰，这些排列成矩阵的蚝排就像一张张铺满海面的木筏，面积多达上千亩。蚝苗用尼龙绳系成一串，坠在海水里，顶端拴在蚝排上，待到秋冬季节蚝民再用刀子割断尼龙绳，把蚝抄上渔船。

旺季时老谭要凌晨4点出门，骑电单车搭上老婆，驶往渔人码头，坐船出海把蚝抄上来——这时我才彻底明白过来，他原来是养蚝人，自己是自己的老板，与码头上那些挑蚝工有所不同，挑蚝工都有一个工头来牵头组织。当然如果忙不过，他们也叫挑蚝工出海帮忙抄蚝。

下午两点他就收工了。海上养蚝太辛苦，做久了身体吃不消。

老谭今年57岁，双亲都活到了八九十岁高龄。老谭只有两兄弟，他是老大，老弟在这里开了一家针织厂。老谭夫妇育有一女一儿，儿子还在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上学。女儿原来在中山大学上大专，上大二时觉得没多大意思，便提前出来打工，在附近一家蛋糕店里做事，月收入三千左右。原来里床那张上铺就是女儿的床位。

平时放假，儿子就来到这里与他们相聚。“也没什么想法，身体好就行，身体不好，有几多财富也没用。”老谭笑笑。家里的地全给了别人种，现在他也没有什么负担，他认为保重身体最重要。

老谭这个单房两面墙上各有一个窗户，但是光线差，白天也要开灯，每月房租700块，在这个片区相对便宜。“也是年年涨，一年涨两次。”

老谭的老婆在厨房里干活。

养蚝要耐得住寂寞

两周之后的一个下午，蛇口片区一阵小雨初歇，路面还没干透，整个旧村沉浸潮湿氤氲的水气中。挂在电线、网线或空调上冰凉的雨点嘀嗒下落，坠在我的头发上，或者脖子里。我拎着一只西瓜拜访老谭。

下午3点老谭躺在床上，屋里亮着灯，他老婆不在。我们在外面敲生锈的铁门，透过铁门栅栏看到老谭起床给我们开门。老谭说他老婆回娘家了。女儿要六点钟下班回家，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一本书。书名叫《人生要耐得住寂寞》。扉页上写着“谭X”二字。这是女儿的书，老谭没事拿来翻翻。自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这种励志书一直在普通大众读者当中行销。就像《方与圆》《穷爸爸富爸爸》以及卡耐基之类的成功学，你总能在夜市的地摊上看到它们。人们渴望成功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大家都希望通过快速的手段获得财富。真正耐得住寂寞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老谭上午照常出海了，下午歇工回家了。“我想干活，老天不答应。”他说，其实这点雨不算什么，想做就做，不做就回来休息；只有刮台风时，他们才把渔船开回避风港休整。“台风来之前，我们还要加固蚝排，做好预防措施，以免台风打烂了蚝排。台风过后，我们要去睇一睇，再修复一遍。”

老谭女儿还在上班。这两天老妈回老家，女儿下班后顶替老妈做饭。平时加上水电房租，每个月要交一千块。“打份工，不容易，要节约。”

我们坐在床前的小板凳上，背靠一堆养蚝作业的渔具。一捆卷起来的渔网，四五只胶桶，三顶竹篾织成的渔民帽，胡乱堆在门后的墙角里。门边还挑起一根竹竿，上面晾了几件衣服。渔民帽是老谭出海作业用的。这种帽缘下垂五公分，能遮住整张脸。海上除了风大，最严重的伤害就是日晒。海面会反射阳光，一般的帽子无法挡住任意反射的强光。渔民帽下垂的帽缘就是用来对付反射的阳光。

旧村最繁华的一条街。

1970年老谭初中毕业，当年学校里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考试实行开卷，把书摊开了，任你抄写。——那个年代，全国都是如此。当时升学不论成绩，靠推选上去。一个班三十人有十多个名额可以升上高中。大家投票决定，十二名以内的可以上，十二名之外的就落选。老谭排在十二名以内，本来可以念到高中，但是家里没钱供，只好放弃了。

毕业后他在村里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1979年，农村实行责任到户，田地分到每家每户。分了责任田后，南海边上的深圳开始了改革开放，老谭出来打工，最早来到宝安沙井。他从1984年起就开始养蚝。刚开始帮人养蚝，5块一天。有一天收工，一个老板问老谭愿不愿做长工。老谭问长工是怎么做法。老板说：做长工，月底结工资，一个月180块。做长工一个月只上15到20天工，休息时间多。老谭自然选择了长工。三十多年一晃而过，现在养蚝的工钱是150块一天。老谭笑道：“那时5块钱值钱，现在150块不值钱哦！”

来到湾厦之后，老谭有一段时间放弃了养蚝，专门帮人收海鲜，拉到香港销售。每天三四点起床，然后十一二点从香港返回深圳。工资从七八百涨到二千块。做了十几年，海鲜生意越来越难做。老谭又回到海上干起了养蚝的老本行。

“打工嘛，没什么钱，要寄屋里去，要种田买肥料买农药，要养家糊口，没多少钱挣的嘛，也就没有买房。那时八九十平方，要十几万。现在八九万一平，也买唔到。那时认为只是打工，在这里买房干什么呢。一是我们没这个条件，二是我们也没睇到。”

跟老谭一起出来养蚝打鱼的老乡有几十个，他们大部分住在旧村的一楼，方便出行。有的人当了渔民，驾船出海给人打鱼。养蚝需要七八个月才能成熟，现在下苗要等到年尾才能收获。而打鱼来钱快，作业时间相对要长，一年四季都有机会出海。

每年收了蚝，老谭要把破损的排修复好，再下新的蚝苗。每年夏天收蚝淡季来了，挑蚝工就放下挑子到海上帮人养蚝。偶尔得闲时，老谭也会帮其他的养蚝老板打打零工。

湾厦社区东门。

深圳的养蚝业

养蚝一年投入要45万元，收成好的时候可以对半赚。通常一张排系二十四只桶。一只桶的成本要七十多块钱。如今深圳这边已经无法养蚝，由于城市污染，深圳的养蚝业很早就从沙井迁往了蛇口的深圳湾。蛇口半岛将深圳湾划分为前海和后海。

1980年代，这里的海水干净，沿岸连起一片蔚为壮观的蚝排，养蚝业达到顶峰。在距离女娲补天石像数百米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养蚝场。从红树林到蛇口，海边养蚝场内用铁皮搭起了大片简易窝棚，养蚝工人平时就住在窝棚里。

到了1998年，污染持续加重，深圳湾连续两年出现大面积死蚝，这里的养蚝业大幅衰退，仅剩下20户蚝民苦苦支撑。2004年3月，政府整理海岸景观，清理了后海湾沿岸最后一批蚝排和窝棚。如今大陆这边养蚝区主要集中在伶仃洋、珠海和中山这几个片区。

在深圳后海湾，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含量已超出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深圳的蚝民又将目光望向海湾对岸的香港。深港两城同在一片海，两岸仅仅相隔深圳湾。香港也同样面对城市污染问题。

相对而言，香港的环境治理工作走在前列。香港环境保护署为公众提供了世界级的污水处理服务。香港设立了渠务署，建设65家污水处理厂，修建1647公里污水网络，确保所有污水经过处理再排放到海中。

根据香港法律，海产养殖分区的水质指标，按一整年所采集的所有样本的几何平均数计算，每100毫升海水的大肠杆菌含量不应超过610个。环境保护署公布的水质监测结果显示，后海湾的蚝排附近的水质达标。在香港已有食品安全监管，养蚝不用申领牌照。由于得此便利，深圳的流动渔民每天驾船往返两岸，在香港海域继续养蚝事业。

香港养蚝区有的收费，有的则是完全免费。每次驾着两米多长的玻璃纤维板制成的渔船出海时，老谭都要带上出海证——没有出海证，属于偷渡行为。“办理出海证本身是不要钱的，但是，你不送点东西，那证件两三个月都办不下来。送了东西，两天就办下来了。”

老谭的那条船开了多年，已经很旧了。他打算花十多万元，换上一条长12米宽3米的新船。

长年在海上作业，双手长期浸泡在海水里，给指关节带来了严重的炎症。他手背朝上伸出双手，十指关节处鼓起了一颗颗球状的肿块。平时用铁丝扎排时，他就会感到疼痛。海上养蚝三十年，他主要落下了肩周炎、腰肌劳损的毛病。一到下雨天，关节就会疼痛。

在老家的县城，老谭也没有买房，打算等崽大了，他在哪里做事就在哪里买房。做不动了他就自己回到老家，“山区空气好，有屋有田有地，自己种菜吃。”这里每年涨两次的房租，让老谭也很无奈。房东是一位中风的八十多岁阿婆，行动不便，走路是一点一点地挪动。她有几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平时一人住在新村大厦楼上，儿子已经定居香港。老谭不知道房东姓什么。只知道，每到月底老太太就一点一点地挪过来收租。

老谭常年养蚝，自己吃得少。收上来的这些蚝一般卖给市场批发商，还有做加工的老板，他们晒干包装后送到商场。3元一斤带壳卖给批发商，批发商的零售价格是六七元一斤。有些批发商把蚝开出来后，用糖水养着，生蚝就吸饱发大了，每只蚝就会多出一两。这种吸了糖水的蚝就没办法晒干。

“市场里有些贩子就这是这样做的，说是刚刚开出来的蚝，实际上吸饱了糖水，做了手脚，这种蚝损失了很多味道。真正的蚝，要自己开，那味道就不同，特别鲜美。”

巷子里两位聊天的老人。

养蚝人的淡季

酷夏来临，却是养蚝人的淡季。过了两个月，我又来到老谭家。老谭家里还是老样，最大的变化是房租由七百多元涨到了八百多元。两张床上下铺由原来的布毯换上了麻将席。他穿一条大短裤打着赤膊坐在床上。老谭老婆给我们让座。我们坐在小板凳上。

老谭说，他今天刚刚办完了渔船出海证。低矮的折叠小桌子上正摆着两份A4大小的白皮资料。我拿起粗略地看了两眼。一本《广东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手册》，一本《机驾长——广东省渔业船员培训教材》。封面落款都是“广州市拓南船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13年，目前广东省内只有它同时具备船员劳务派遣和渔业船员培训资质。

老谭在海上养蚝，属于出海作业。他们要每年到海关办事处办理出海证，先培训，再考试，通过后才能办证。委培机构就是广州市拓南船务有限公司。办证费用年年都不同。“去年要二千多元，前年要六百多元，今年要七百多元。”

夏天他们站在排上作业，海面上没什么风就特别热。尤其是有时去中山的海域，那里海湾朝北，东南风无法吹进湾区，在养蚝区里作业也就更加闷热。10月到3月是最忙的时候。现在是养蚝闲时，有时间老谭就出海到蚝排上看看。

老谭谈起了养蚝的其中经验和曲折。过了中秋之后，雨水减少，珠江口岸附近的海水也变咸了，这是养蚝的最佳时期。老谭要先在中山买一批蚝苗，在当地蓄养起来。等到来年3月份再拉到香港这边来养。如果不事先在中山养一些蚝苗，等到旺季时再买，养的时间不足，进苗的成本也涨上去了。现在人工贵。在深圳早上五点出工，下午1点回来，一个人工要150元，超过中午12时就算加班，如果做到下午两三点，一个人工要三百块。抄蚝上来时必须要请三四十人来做。

6月份，老谭22岁的儿子也已经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毕业了。我问老谭，他想干什么工作。老谭笑，也说不定，他刚毕业，有什么做什么了。我问老谭，他儿子工资要求多高。老谭说不知。“高点当然好啊。但有时高点你没有能力做。”儿子的同学有的通过父母和亲戚找到了工作，有的自己也找到了工作。过去老谭在忙的时候，儿子也曾出海帮忙做过事。现在他不愿继承父亲的养蚝事业。老谭也不想让儿子接他的衣钵。毕竟在海上养蚝风吹日晒，又非常辛苦。

“干脆让他跟你养蚝算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好辛苦，没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