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小城青年的网络蟋蟀生意：两月收入抵一年

“我这两个月抓蟋蟀，收入大约有四五万元，像平常卖早点的话，一年的收入也合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到‘虫季’的时候，我就会下地去抓蟋蟀。” 今年二十八岁的李冬来自山东省临清市，初中未毕业就跟随父亲“下地学技”，他抓蟋蟀已经有十三个年头，平日里自己经营一个早点摊，到了“虫季”就摇身一变，成了“撬子手”（“撬子手”是蟋蟀捕手的职业称谓）。

从去年开始，李冬在微信上创建了蟋蟀拍卖平台和爱好者交流群，通过手机把抓到的蟋蟀，卖到全国各地的“蟋友”手上。据他介绍，前一晚走上几公里的夜路能抓二十来条虫，第二天一上午就能在微信上卖完，根据虫子品相的不同，价格也从二十元到八千元不等。

晚上六点一刻，李冬吃了两个韭菜盒子，带上头灯、捕具和衣服，驱车赶往三十里之外的一块玉米地。一路上轻车熟路，还没到地方，远远地就见几簇白光上下闪烁。“今天我们来的稍微晚了点，这个季节，六点左右蟋蟀就出来觅食了。有时下半夜三点钟还会来，因为那时蟋蟀会大叫，我们能够通过叫声来辨别好坏。” 李冬一边挽起长袖，一边说道。

换好衣服后，李冬便去往田埂上去了，有时还会钻进玉米地中寻觅蟋蟀。他猫着腰、捏着碎步往前走，不时低下头来，借着额头的灯光看一下地上，再继续走。有看上的蟋蟀时，他便拿出一个小小的网罩，微微蹲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罩住蟋蟀。蟋蟀被罩住后会受惊跳到网上，这时他再缓缓抬起捕具，用另一只手掌封住下端，把蟋蟀拿到眼前细细打量，如若品相满意，便将其收入专门收纳蟋蟀的竹筒，放入囊中。

“一条蟋蟀，它在路边，你从这里过去它不出来，后面的人过去它就刚好出来，让人家看到了，这是‘虫运’。其实不是你去找蟋蟀，而是蟋蟀找你。”李冬说自己的父亲已年近六十，腿脚不便，走路特别慢，曾有一次跟很多人一起下地捉虫，唯独他带回来一条好蟋蟀，卖了七千块钱。

在临清，像李冬这样的“撬子手”每年都超过一千人，男女老少皆有，他们平时身份各异，但每年一到了“虫季”，就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奔赴田间地头抓起蟋蟀来。对他们来说，把握好这两个月的时间，可能比辛苦一年换来的报酬还要可观。今年五十岁的赵文革是李冬的合伙人，也是他父亲多年的老友，同时担任着临清市蟋蟀协会的办公室主任一职。跟蟋蟀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赵文革早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在外人看来，他应该是一眼就能把蟋蟀身上的优点缺点看个清楚，但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

“八九十年代，我们临清有一句口号：一头蟋蟀一头牛，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现在我们还有一句话：蟋蟀，软黄金。你看，它的重量以克计算，好的蟋蟀上万块，价格比金子还贵。”赵文革说道，“蟋蟀，你要是能看透了，哪个能斗，哪个能赢，你可以拿个麻袋去背钱了，所以蟋蟀是神虫子，看不透的。”

早在唐宋年间，就有斗蟋蟀的文献记载。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唐天宝间，长安人斗蟋成风，“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南宋之际，“蟋蟀宰相”贾似道编著的《促织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乎蟋蟀研究的著作，后来斗蟋蟀文化一直流传到现代社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斗蟋蟀曾被贴上过“旧文化”的标签。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斗蟋蟀又被人们重拾发扬，在一些地方变得火热起来。

与此同时，斗蟋蟀的这种“你死我活”的胜负存在，让这项活动经常会与赌博扯上关系，天价蟋蟀背后往往是赌徒的投机心态。赵文革的朋友马老板回忆说：“我曾经花十块钱买了一只蟋蟀，转手几千元卖给了一个杭州老板，他拿着这条蟋蟀在南京的一个赌场里连胜十一场，赢了三百六十万。”

跟蟋蟀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赵文革把蟋蟀经济中的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抓蟋蟀的人，他们多为当地农民，到野地里抓了蟋蟀再拿去卖；第二类是倒买倒卖的商人，他们对蟋蟀了解更深厚一些，一两百买只蟋蟀，可以转手高价卖出去；第三类是蟋蟀养师，他们能把蟋蟀调教的很好，通常会被人请去养蟋蟀，受人尊重；第四类就是斗蟋蟀的人，有些是闲暇娱乐，有些则是赌徒心态，可以一掷千金。

“或许还有一种像我这样的爱好者，抓也抓，有喜欢的也买，私下里与朋友吃饭喝酒，也拿两条斗一下。”赵文革谈起自己的蟋蟀心得时说，“其实真正喜欢蟋蟀的人，不会只看到金钱赌博一个方面，就算它不卖钱我也会到地里抓上几条。蟋蟀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以蟋会友，加之野外劳动，一身臭汗回来洗个澡，乐呵呵的心情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