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五届中国史研习营的收获与心得

两个月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承办了第五届中国史研习营。该营由中山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邀请到十几位中国史学界著名学者前来讲座，并由主办五校多位教授带领研读史料及田野调查，面向全国本科生招收营员。我有幸获选，在天津度过了难忘的十日。本文简述我的研习收获与心得。

讲座述要

研习营的重头戏当然是史坛名家讲座，兹就对我个人启发较大的几场讲座作一述要。

张国刚教授的讲座《中国史学传统与历史特色》以《资治通鉴》和《史记》为由头，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叙事的特点，而在记叙中表达观点主张。其中《史记》重求真，体现道家的自由洒脱；《通鉴》重求用，体现儒家的责任与担当。

张教授认为，东西方的史学传统，犹如“违经合道”与“程序正义”之对比，虽说遵守程序能保证各方权利的稳定运行，但是死守程序缺乏变通，是西方文化的痼疾。正如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受西方影响，专业化分工像壁垒一般将传统鉴戒史学隔离在其外，若中国学者一味抛弃传统而“崇洋媚外”终将“画虎不成”而使史学缺乏生命力。与之相对，中国传统的“违经合道”（出自《三国志·王粲传》：“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将标准着眼于个人-人类-万物-宇宙的最高福祉，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此外，张教授还鼓励我们树立文化自信，打破西方主导的论文模式，回归叙事传统。

梁其姿教授主讲《古代道教仙人是免疫学先驱？》，这一讲题看似故作惊人之语实则大有文章可作。梁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天花史：自东汉起，始有大规模天花传染的记载；十六世纪后，种人痘预防天花险症之法见于文献；人痘法在清代盛行起来，并被17~18世纪在华的法国耶稣会教士殷弘绪通过信件引介到法国。

随后，她提出两个问题：是谁发明了人痘？为何16世纪以前无关于人痘的文字记载？并结合文献作出解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流行说法是宋真宗时峨嵋山神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梁教授认为这说明人痘法可能是偶然发现或为集体经验，非一人一时之功。关于第二个问题，她引用李约瑟观点，推测是道教“口传心授”的医学传统使然，同时也承认很难论证之。

讲座的第二部分为牛痘法在中国的传播：牛痘法在琴纳（Jenner）发明以后，通过西班牙皇室赞助的Balmis慈善航隊于1805年前后传入中国，首次接种地点为澳门与广州十三行一带。而牛痘的在地化则归功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邱熹将它和针灸的原理结合，包装成改良的传统中国医术。

与其他讲座者不同的是，梁教授提供了大量精挑细选出来的一手文献，带着我们这些本科生划关键句、一步一步分析、商榷结论，可谓还原了文献批判之现场。在提问环节，梁教授指出文集、医案、日记等材料大有医疗史研究价值。至于标题所提出的那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开放给我们思考。

罗志田教授的讲座《史学的入门与预流》以最平易的主题吸引来了最多的旁听同学。桐城派有道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学问最难是入门。罗教授指出鉴别入门与否的三个步骤：第一，看懂著作并用内行的话复述出来；第二，能辨别作品的好坏；第三，用“本门”术语适当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这是引罗家伦的话）。所谓“本门”，我个人理解即师门、学派、话语之类，可见他所认为的入门，远没有看几部经典、写几篇论文这么简单。

所谓“预流”，一般意义是指入学术之流；在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则指入学术之主流（语出《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学术写作中交待既存学术的现状和本文与既存学术的关系等，就是一种预流（罗教授认为这不是所谓“学术史”）。他强调：陈述既存研究，要尽可能侧重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列举作者和作品；讨论时要与真正重要的研究对话，没什么贡献的可以不提。研究者如果不进入学术之流，或将学术渊源搞错，按陈寅恪的说法，就是“认贼作父”。有时两个外国学派是针锋相对的，而我们一些学者却把它们糅为一体，皆为己用。能这样做的，要么是大师，要么是不入流。

邓小南教授讲的是《游于艺——宋代士人文化生活一瞥》，考虑到受众多为本科生，她花了一定精力概括了讲题的历史背景，交代了了解宋代历史的基本框架：“天下大势分为南北”，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南北朝”时期，版图拘隘、气温转寒、黄河泛滥频繁，宋代国运乃“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再自学界对于所谓“中古经济革命”的说法展开（教授本人并不赞同“革命”提法），配以清明上河图及南海一号沉船所载文物的照片，点明宋代城市文化及经济的繁荣。一旦抓住这几个关键点，即使是没有系统学过宋史的同学也能立刻进入状态。

相对开明的朝政，催生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如方庭实所谓：“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而他们在生活中则浸润于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之中。邓教授以“游于艺”为线索，大量引述两宋士人的观念，例如朱熹：“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俱举，而内外交相养矣。”可见士人之所好，绝非单纯纸上学问；对“游于艺”，不能从整体追求中抽离。参以西园图及各类酬唱集，侧面证明宋代士大夫交游之盛（在此顺便推荐北大与哈佛、中研院共同主持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可查历代名人关系），以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理念。

经对比不难发现：唐画人物雍容闲适，宋画多涉平民生活；唐诗言情，宋诗重理；宋代的街头说书、杂耍、饮茶等市民活动明显频繁化。不过，邓教授强调，宋是一个走向平民化的时代，并非平民社会。“雅俗兼资，新旧参列”（孙何语）既是当时治国的方略，也体现着宋代士人的情趣。谈到对宋代的整体评价，邓教授认为当今学界容易有两个极端，或一味斥诸“积贫积弱”，或一味鼓吹其自由繁荣，都难称宋朝的全貌。后人研究时，不要一味求新求奇，而应该力求全面认识。

黄宽重教授娓娓道来《恋恋两宋——我的习史历程》，回顾了自己精彩的学术生涯。他本科时期受孙克宽老师影响开始接触宋元史资料，借《大陆杂志》刊文之机立志耕耘于宋史领域。初以考据集部文献入手，因偶然发现四库文津阁、文渊阁本异同，写成诸篇比刊论文。凭各种契机，关注到宋代军政史和中韩关系史。是为治学第一阶段。

40岁后的学术围绕《南宋地方武力》和《家族与社会》二书的写作展开。前书从基层武力入手，并藉由士人、富豪在地方社会的角色、与官府的互动，来反映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等现象，灵感受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启发，因军政史研究背景和看闲书时的联想而成为可能。后书因导师的项目进入，关注到长期被忽视的宋宁宗嘉定时期，发现这个时期经济繁荣，社会文化、思想活动蓬勃，士人不愿参政转而热衷于博物、医疗、理学，继而提出“嘉定现象”。

黄教授说他最后的心愿是写一部刘宰（其生平有趣之处在于以私交关系从事大规模救灾）的研究和一部南宋史。讲座尾声，他谦虚地表示自己研究的题目都是细碎而冷门的：“我只是从少有人用的资料中爬出一点点线索，得出一点点没有人关注的结论。”不过也并不遗憾没有建构出全面的历史理论，因为也许花了时间也不会有成果，还不如接受这种宿命。我想，不跟风、不说空话、不刻意出奇，恰恰体现了一个脚踏实地学者的风范吧。

史料研读与田野考察

刘永华教授带领我们研读民国河源售书帐，账本上密密麻麻写着购买者、书名和价格等信息，字迹难以辨认。刘教授指导我们认识了苏州码，然后一本一本辨认书名和人名。虽然只是一本破烂不堪的账簿，但只要收集齐一个时间段的资料，就可以获得连续的物价数据。除此之外，还可以据此研究人际关系、某种交换在人际关系中的比重等等。

吴滔教授主持了关于明代嘉定官布的史料。他建议我们要对材料反复阅读，发现不同材料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同一种材料的内在逻辑，关注前人忽视的细节，在空间脉络下了解制度变迁，并且主张“榨干史料”。他说自己的学术以方志入手，但用方志有危险，所以一个长编至少读五十遍才动笔。

王东杰教授提供的史料是《国语学草创》，该书本为胡以鲁的语言学论著，但王教授敏锐地指出，在似乎是纯理性、纯学术的行文中，作者无意识地同构了语言与政治，从而使“国语自有其特性，在语言中别有其位置”体现的文化多元论和“国语比北美土语更先进”体现的进化论难以调和、自相矛盾，暴露了他的知识背景。

冯筱才教授提供了共和国公私合营时期的三则“资本家”报道，如诗人练字般还原看似客观而温情的刘鸿生自述新闻稿的建构过程，例如新闻稿中轻描淡写地提到“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从一个贫寒的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和宋子文老板交上了朋友”“到善后救济总署作所长”等经历，但凡稍作深挖，就能揭示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完全不同的历史解释。

张侃教授的“20世纪初的矿业资本与多元政治”相关资料个人认为难度最高。他指导我们研究多份材料时，不妨把内容按时间顺序列出来作一个编年，因为近代史资料太多，这样可以尽可能做到思路清晰。另外，历史背后根本的推动者是人，所以必须查处资料中所有出现人名的身份。正是通过上述方法，张教授揭橥了掌握福建经济、文化命脉的大家族间围绕安溪煤矿开发的博弈。

温春来教授带我们读的是淮南中十场资料。在我看来，该研究的入手路径仍是作编年，但因古代史资料欠缺，还对文本细读功力提出了要求。此外，温教授还分享了他进行田野访谈的要点：从日常问起，分辨出受访者的知识来源。他告诉我们，田野考察不是补充文献，而是改变你对文献的看法。

田野考察的路线为：津南区葛沽镇天后宫、西关清真寺、小站镇会馆村周公祠，静海区唐官屯九宣闸、陈官屯运河文化博物馆、台头镇孙氏宗祠。

葛沽镇古代有九桥十八庙之称，建国以后为了造防空洞以及开发，水网大多数都填了。近年来，为了重建葛沽民俗文化景区，政府正在大力恢复曾经的风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当地，除了一座天后宫，看到的都是百废待兴的建筑废墟。

我以前只考察过古城，更多是从城市历史形态学角度分析。而今天的考察，接近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需要我们通过对话和观察理解当地人的知识结构。在天后宫里我一直跟在冯筱才教授后面看他怎么询问当地人，学到了很多问话的技巧。他告诉我们，在访谈中要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尽量问细节，而不要问是与非的问题，更不要把你的研究直接抛给对方。例如可以问“这个宫是什么时候建的？”“之前这里有什么？”“里面供的是什么神？”如果对方的回答涉及变化的部分（土地产权、偶像身份、名称、资金来源等），就要搞清楚利益相关方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例如“为什么供的神变了？”“以前的神和现在的有什么不同？”“事情是你亲眼所见吗？能不能讲讲当时的情况？”

考察中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考察点是孙氏宗祠。华北地区少有宗祠，就算有其规模与华南也形同霄壤。今天看到了真正的孙氏族谱，是一张超大的彩图，罗艳春老师虽曾多次到访，今天也是在当地文化局官员的介绍下，初见庐山真面目。

南开是个好地方，有大楼，更有大师。我们在南开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因此才能把这十天心无旁骛投入学术。每天六小时的讲座，两小时的史料研读，两小时的史料自读，三餐、茶歇和休息时间也不浪费，抓住老师和同学交流。

十天里我留下了四十页笔记和二十页日记。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不可估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会在未来十几年中不断给我的治学道路形成冲击。

（本文讲座部分均经演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