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穆思谈生态中心主义视野下的白令海峡两百年

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章静绘）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是首部关于白令地区的综合性历史著作。本书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颁发的2020年度最佳环境史图书奖（George Perkins Marsh Prize）。该书的英文版于2019年出版，作者是布朗大学历史系的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德穆思曾先后在布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专治俄国史和北美北极地区的历史。她年少时曾在白令海峡生活，曾与迁徙的动物比邻而居。她将亲身经历融入于对白令历史的书写中，为该书添加了一种切身的参与感和敏锐细腻的情思。作者除了利用历史学传统的档案调查方法，还借用了生态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手段，旨在考察过去的近两个世纪中这片冰封之地所发生的土地景观变迁和社会变化。十九世纪开始，外来的美国人和俄国人给这片土地和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者从十九世纪商业捕鲸业的发展追溯到外来者对狐狸和海象的捕猎再到二十世纪的金矿开采，市场对资源的需求将外部世界与偏远的白令地区相联系，该书揭示了带着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态观念的外来者对白令地区自然资源的攫取和掠夺，最终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土著人自给自足的经济瓦解，当地资源也逐渐衰竭。近期译林出版社推出《浮动的海岸》中文版，《上海书评》特邀译者采访了德穆思。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美]芭丝谢芭·德穆思著，刘晓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398页，88.00元

您年少时曾在白令地区度过一段时光，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促使您研究这一传统意义上较为偏远和边缘的地区？

德穆思：可能是因为我曾在白令地区生活和停留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并不算是偏远的地区。首先，它在很久之前就与世界上人口密集的区域有了种种联系。其次，“偏远”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对于我来说，从这片区域中，我可以观察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运作的历史轨迹——两种经济体制如何影响它们共同享有的生态空间。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思考这两种经济思想在实践中有怎样的不同和相似之处。

资本主义这一本质为逐利的制度是否一定会导致对自然的剥削？您是否能谈一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获取和利用资源上的不同方式？

德穆思：当我开始这一课题的研究时，原本以为将两种制度放在一起将是一个对比鲜明的故事：毕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以站在对方的对立面来定义自身。但是就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言，两者有一个重要的相似性，那就是他们都认定人类可以并应当将自然世界只用作人类用途。他们相异之处仅在于将自然用于何种人类用途：自然是否应当服务于个人，还是集体，显然后者更加符合以正义为导向的社会愿景。两种制度的不同对白令地区的人类和环境有着诸多影响。苏联试图令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白令人都实践苏联的或与苏联相似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与其管辖范围内的白令人的关系更加不稳定，只有发现哪里有利可图时才关注哪里。

《浮动的海岸》是一个关于“剥削”的故事，其中不但有对土地的剥削，还有对土著人的剥削。该书考察了带着各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来到白令地区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如何破坏了白令地区的生态系统、本地经济和文化。您的书中描写了有着和谐宁静秩序的原始自然，脆弱无助的土著人和给他人造成伤害的“邪恶”入侵者，书中流露出一种衰败论叙事的基调。您是否认为您讲述的故事符合“衰退理论”，抑或您对此有何其他解释？

德穆思：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自从克罗农在文章《故事发生之所：自然、历史和叙事》中指出衰败论的书写模式非常普遍之后，环境史学者一直对“衰败论”的叙事模式心怀担忧。我读研究生时，各种学术会议上充斥着关于我们需要避免书写衰败论叙事的讨论。我对此有两点解释。首先，我认为对于环境衰退的担忧还不过时：我们是否真的会因为害怕故事基调太令人沮丧而不去撰写关于气候剧烈变化的历史？我们是否会规避关于污染的历史事实？有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论证的确会显示出衰退的倾向。出于这样的原因，《浮动的海岸》中一部分的确符合衰败论的叙述模式，比如人类对鲸鱼的大肆屠杀、土著民族主权的丧失。但是同时，这不是一个单一线索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也没有完结。鲸鱼的数量现在已经有所反弹，人们也已经停止过度捕杀海象。尽管殖民者企图摧毁土著人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还是得以保留了下来，同时土著人也开始了争取自主权的运动，这些都是真真切切发生的。我要说的是，环境史中“衰退理论”的立场是假设故事非黑即白，不是衰退就是进步，而历史并没有那么简单，未来也远非如此确定。

《浮动的海岸》在结构上设计精巧，视野宏大辽阔，包括海洋、海岸、地下、陆地等地理空间，这些空间之间又有着相互的联系。那么您在一开始是如何建立本书的研究框架的呢？

德穆思：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才设计出本书现在的框架结构，当我开始白令地区的研究时，只是一种大胆尝试，我当时认为同时讲述白令海峡两岸的历史会非常有意义。那时我并不知道能量可以作为主题，我也没有想出可以依循从海洋到海岸、从海岸到陆地等等这样的叙述结构。然后，当我意识到殖民统治的时间模式和生态系统中能量产生的空间模式是相互切合的时候，这样的结构才得以设计出来。我记得当时正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档案馆，心里想，按照空间顺序展开的叙述结构也可作为本书论证的一部分啊。

读您的书，我不由得想起了威廉姆·克罗农的两部经典之作——《土地的变迁》与《自然的大都市》。您的书中也谈到了由外来者所引起了土地变化以及自然资源的商品化。我想请问，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克罗农的启发和影响呢？

德穆思：我猜很多环境史学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威廉姆·克罗农的影响，他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克罗农的作品给我最大的启示便是他将严谨的分析与优美的讲述相结合。有很多历史的书写都是关于土地的变化和商品化的，但是在我看来，克罗农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清晰且雅致的书写方式，这也是我为何将他三十多年前完成的作品指定给我的学生学习的原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重要的不仅是你讲什么故事，还有你如何去讲述它。

您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手段，不但运用了历史学科惯常使用的档案调查，还借用了生态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相关研究手段。您是否能够就如何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给青年学者一些建议？

德穆思：我认为寻找机会在你自己所受训的领域之外进行阅读和参与讨论很重要，看看其他的学科如何构思问题，探寻大千世界，看看他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知识。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参加了人类学和生态学的课程学习。但是这也取决于你想要撰写怎样的历史，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课题都需要跨越学科的，只有一些是。所以放在首位的问题可能是，你要对你的研究进行怎样的阐释？哪些工具会帮助你实现你的目的？然后你再去寻找研究工具。

您似乎对能量的流动尤为感兴趣，在著作中多次提及能量和熵的问题，我想知道您为何对熵这一概念如此痴迷？您是否认为它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核心概念？能量是如何连接人、自然和思想的？理查德·怀特的著作《有机机器：重造哥伦比亚河》同样也尤为关注能量的流动，这部作品是否对您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德穆思：我认为能量是讲述物质层面和意识层面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它将生态系统的物质现实、在生态系统中劳作所耗费的劳动力能量，以及驱使人们以特定方式从自然中攫取能量的思想观念连接在一起。所以理查德·怀特对我来说很有帮助，他在《有机机器》中也追寻了能量的流动。但是，我认为该著作对思想观念并不甚感兴趣，而是在力图论证自然和文化如何混杂在一起共同产生作用。我对思想观念的兴趣就是我为何一直提及熵的缘由：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下艾萨克·牛顿的理论，就会发现熵这一概念对能量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循环至关重要，但现代经济意识形态却一直忽视这一概念。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对经济增长给予持续关注，这导致了两种制度对熵的忽视。

白令地区的一个区域特征便是能量的极度稀缺，您认为您的故事是一个特例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也适用于其他地区？

德穆思：我认为，就初级生产力的动力-能量如何在生态系统中的分布而言，白令地区是独特的，或者说只有南北两极是这样的。但是在能量获取、殖民主义和工业经济之间的联系上，我认为白令地区和其他区域并无差异。与大多数的历史一样，这段历史中的一部分很特别，然而它也有普遍性的一面，这里的历史与其他农业区域的殖民化历史也存在着联系。

您对鲸鱼、海象、狼等动物的生活经历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和描写。您是否在有意识地摆脱人类中心的视角，而采用了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视野看待自然变迁？

德穆思：是的，本书无一章节以人类视角开篇，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我希望能够拓展专业历史学家对写作内容和写作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在我的书中，我让土著人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并不是个偶然，而是有意为之。将人类放在叙述的中心只是讲述历史的一种方式，这是受我们自己文化的影响。

白令地区的土著人是否也参与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大潮流中，白令人在保护自己家园的自然环境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德穆思：他们在保护自己家园的环境上还是比较活跃积极的，虽然他们的运动与主流白人的环境主义运动并不一致。这在阿拉斯加尤为明显，因为在这里人们更有可能组织一些公开的政治行动，因纽皮亚特人组织起来反抗大型工程的实施，因为这些工程可能会给他们的家园带来巨大的变化。“战车计划”——一项使用原子弹在霍普角附近的社区打造一个深水港的计划，就成功地被土著的活动者所阻止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纽皮亚特人也组织了一次行动反对禁止捕猎露脊鲸，他们说露脊鲸的数量可以支撑每年有限度的几次捕猎。并不是所有的环保组织都同意这样的论调，但因纽皮亚特人关于鲸鱼数量的说法并没有错，从那之后他们对鲸鱼的捕捞也的确是具有可持续性的。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一地区的政治行动是协调统一的，但是他们的环境主义是站在因纽皮亚特人和尤皮克人自身立场上的，而不是由外来者所主导的。

您能否谈一谈近期的研究进展？

德穆思：我现在回到了北极地区和北极附近，目前在研究育空河流域的环境史。我对权利相关的问题很感兴趣，比如赋予非人的世界以权利体味着什么。人类“赋予”他者权利这一思想来源于何处，是否有其他选择？权利是否是构想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一个有用途径？育空河流经之处住着很多不同的土著民族，包括尤皮克、塔吉什、特里吉特、尤康和格雷琴族人。在十八世纪之前，这些民族决定着此区域的政治、价值体系和资源的利用方式。育空河及其支流的沿岸住着的是今天这一流域最早的居民。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帝国的势力范围西扩，俄帝国的势力也从西伯利亚东扩，于是帝国的思想与土著人自治的方式相遇。英国和俄国都带来了关于权利的新观念。1867年，俄国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加拿大也获得了自治，于是两个拥有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将育空河一分为二，所以，我认为这里是考察权利和法律秩序等问题的绝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