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寒夜》出版七十年：这部小说写出了现代人的困境和挣扎

9月23日，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在上海作协共同举办了《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学者陈子善、李怡、杨联芬等三十余位中外学者出席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不同于巴金的《家》、《雾雨电》等前期的作品，巴金在《寒夜》中用笔极为冷静，创作风格由热情倾泻转入深蕴细腻，是他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苦的呼声：青春的消失，理想的破灭，人性的扭曲，中年成熟背后的悲哀……

《寒夜》经历了怎样的文本生成过程？

《寒夜》写于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前夕，完成于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出版，与小说故事发生时间约略相同。

《寒夜》的情节很简单。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作为巴金一生最为圆熟的作品，《寒夜》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写作《寒夜》时背景如何，这本小说又经历了怎样的文本生成过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使国民经济受到了重创，出版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前五年仅出版长篇小说35部。六年抗战以后，中国的战区局面相对稳定下来，从而1943年到1949年成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复兴期。在这段复兴期中，国统区的作家不断以现代思想深入生活，传递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出版于1947年的《寒夜》正是其中的典型之作。然而，《寒夜》的刊载发行亦有着颇多曲折。

巴金故居的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介绍:“《寒夜》第一次发表在一本画报上，连载了三次后这个杂志停刊了，但幸好巴老继续写下来了。而1947年3月出版这部作品的时候，正好是国共两党关系紧张之时，人心不安定，通货膨胀加剧，买书的人大大减少。《寒夜》第一版的出版，也只获得一篇像样的书评。进入新时代以后，《寒夜》这种风格要么被大家批判，要么被大家忽略。”

周立民承认，此后因时代等诸多原因，《寒夜》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然而，经典除了是外部因素的生成之外，作品本身也要有相应的特质，才能超出前辈，形成自己的特点。“《寒夜》里面有很多明确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三个人物的关系设定，是一个死局，但也是一个说不完的局。三个人可以都是无辜的，但同时又能感到三个人身上的罪。其次，《寒夜》的开放性和阐释性超过了巴金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它的冲突是内在声音和外部环境的交织。再次，《寒夜》里面没有英雄，因为没有反抗。这部作品写出了现代人的自我困境和挣扎，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境遇都是我们无法反抗，甚至无从逃避的。”

“最后，巴金先生对日常生活的叙述贡献是突出的，他善于将日常生活的叙述把握在虚和实之间，不完全掉进现实的境遇里面，又生发出梦魇、幻觉、变态心理等各种叙述手段。这样富于变化性的探索对巴金这一代作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

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寒夜》是对《家》的反思，家庭问题是中国人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巴金的《寒夜》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迎接了这一挑战。

《寒夜》当中，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矛盾是家庭当中的经典问题。两个女人都爱着同一个男人，而且都是被同一个男人深爱。但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又使得男人始终处在矛盾的状态下，他无从摆脱自己的困境。惟有男人处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两个女人表现出和平的状态，但过后照样水火不容。

辽宁师范大学的乔世华认为，“巴金的《家》与《寒夜》，在主题、情节设置、故事情节、命运走向等方面，其实都是相联系的。《家》中主人公的出走是离开家就可以获得新生，否则只能像其他人一样死在家里。但《寒夜》当中，曾树生对于离开小家长久犹豫着，巴金似乎不愿意再去重复先前离开家就可以获得幸福的模式，反而涉及到知识女性的心灵困境等诸多心灵上的思考。在写作《寒夜》时的巴金比写《家》时的更理性、成熟，他对家的文化有了重新的发现。”

相对于《家》，《寒夜》的进步有目共睹。然而，进步之下的深层原因若何？中国人民大学杨联芬教授表示，“巴金的《家》和《寒夜》，代表了中国新文学关于家族叙事两个阶段的典范。《家》是离家出走反抗家族，而《寒夜》则是出走以后。《家》具有典范性，它对于新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比如它的反封建，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对立等等。而《寒夜》的叙述超越了新旧二元论。巴金在《家》里写的大家庭是中国传统大家族的标准，而他在《寒夜》当中则提供了五四以后夫妻小家庭的情况。《寒夜》已经开始关注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并非说年轻人反抗家长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反抗之后出走之后会怎么样，巴金通过《寒夜》对《家》进行反思。”

“在传统和现代上，巴金肯定对‘旧’是不满的。在《寒夜》里面，汪母是一个贤妻良母，有很多令人辛酸感动的描写，但巴金不完全赞同汪母。巴金在后来的修改版里，写了一个场景，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走了，汪母问儿子‘她还没有回来吗’？巴金有一句，‘其实她心里暗暗高兴’。可以看得出巴金对于汪母的否定性。但巴金对于‘新’也存在反思，显然曾树生在母亲这个角色上是很不合格的，把儿子交给学校，以为拿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汪母和曾树生的形象，其实是一种象征，不但显示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无法兼容，而且象征了文化的断裂。”

“传统和现代，既不能兼容，但必须相处在现实里头，怎么办？当然巴金在《寒夜》没有给出答案。新文化及至之后的革命时期，对于传统和现代，所选择的是激进，以至于最后夫妻可以反目，妻子揭露丈夫，儿女揭露父母。但今天父母对于儿女婚姻的干涉，则又是回到了五四之前。巴金的《寒夜》所引出的思路正是新文化不可避免取代传统的时候，现代文明和传统伦理怎样才能较好的整。我想这是《寒夜》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我们应该通过重读《寒夜》做出更多思考。”

巴金 东方IC 图

巴金小说的抗战苏醒

一直以来，对于《寒夜》中汪家悲剧的主要原因，大多从社会黑暗、制度腐败，抑或汪家内部的文化冲突来解释。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张中良教授指出，“它更深层的原因是抗日战争。如果不是抗争，汪家不太会跑到重庆去，而三人的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战争环境下家庭经济的拮据引起的。”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书写是巴金小说或明或暗恒以贯穿的一条线。巴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怀着坦荡和热情关注着革命。“巴金是敏感的作家，具有时代的良心。巴金心中始终有抗战的，他的许多作品从‘九一八事变’之后，都流露出对抗战的热切关心。小说《海的梦》因为‘九一八’爆发，将两个月前刚写了头七页的短篇小说改写为中篇，不再写他所爱的奇异的海上之梦，更要写陆地上残酷的现实。此后，巴金还写了短篇《发的故事》与长篇《火》第一部，反映日本统治下朝鲜人民的被压迫情况以及艰苦的解放斗争，表达对朝鲜人民甚大的同情。《第四病室》更以日记体的形式揭露1944年的紧张局势，写出了抗战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缩影。”

对抗战的关注背后，其实所蕴含的是对于正在展开着的革命的思考。专研巴金的学者黄长华认为，“从1927年到1942年，用写作来描绘反军阀斗争的场景以及塑造青年革命者的形象，表明了巴金对于革命这个重大问题做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他借助于青年革命者的抉择以及他们的结局，思考了革命的意义，青年与革命的关系，也探讨了革命的道路、策略、方式、前途问题。1927年到1942年可以说是巴金的革命时期。”

《寒夜》的家庭纠葛与革命有何关联？黄长华分析：“从五四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人的内涵是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现代作品中对于人的表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最初重视人及人的自然存在；第二个阶段从社会分化以及阶级层面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人的主体存在来塑造个性化的人。巴金的《寒夜》正是在关注人的主体性的层面上，含蓄地将政治进行隐喻，用平静写实的语调刻画了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展现了现代文学直面人生，探索灵魂的意义。”

“对巴金来说，在四十年代，一个活的人的全部思想感情是巴金写作的重点。《寒夜》是一部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也是一个现代小家庭的思想冲突、个性冲突的交响曲。从家的意义上，《寒夜》展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前期一个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困境，工作不顺生活压力大，家庭内部婆媳矛盾以及亲情的疏离。此外，两个知识分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有着诸多的不顺。它也是另一种类型的生活急流，表面上平静，但深处翻滚着波浪。从女性评价的方面，在巴金的小说当中，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类：传统女性、革命女性以及现代女性。《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出现，意味着巴金对于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还有她们的自由意志做了更多思考和表现。巴金一方面写出了现代小家庭里知识分子变化的过程，家庭的成员尽管受到现代教育，有学识，也有对平等自由原则的肯定，但在现代家庭里面，他们缺乏包容，仍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家庭成为亲人间互相伤害的战场。另一方面也包含着某种隐喻。如果说《家》主要写的是革命者的活动，以及他们对封建家族的批判，那么《寒夜》则是挖掘出革命中的人性。《寒夜》夫妻二人也曾想凭借知识和力量办学堂，但后来理想被生活折磨之后，只能归于无。我想其中一个隐喻就是，如果知识分子失去了理想，后果就是互相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