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深控烟执法研讨会召开，上海精细化管理投诉量逐月下降

中国控烟立法执法成效显著，目前已经有18个城市制定了地方性控烟条例。拿北京、深圳、上海来说，迄今，北京市新控烟条例已实施两年，上海市新修订的控烟条例实施半年，深圳市控烟条例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缓冲期已届满，三地在执法体制、执法方式等方面提供了有益探索。

9月24日，为及时总结、交流三市在控烟执法领域的经验，提升执法效能，由上海司法研究所主办的“京沪深控烟执法专题研讨会”在沪召开，会议邀请了卫计部门、政府法制办、控烟执法机构、举报热线单位专家等共同研讨。

上海控烟执法实行精细化管理，投诉率逐月下降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法制监督处处长诸晓鸣在会议上介绍，当前，北京、深圳、上海三地在执法体制方面有所不同，但其目标和宗旨都相同。“上海主要是在健康促进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下，多系统、分场所、执法部门兜底的共同的执法体制，而北京市以卫计委执法系统为主，工商、烟草专卖、城管、公安消防等按照各自执法领域来执法，深圳与上海类似，但在协调层面有所区别，深圳是在政府协调的层面上建立了控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多个执法系统分场所进行执法。”

诸晓鸣表示，上海在控烟执法方面提供了一种精细化的执法管理方式，重点领域、重点管理，通过专项执法集中整治，同时在整治过程中运用新的设备，如执法记录仪等，增强执法效率。

“上海市违规吸烟投诉量逐月下降，控烟工作推进顺利。”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管理办副主任阎俊指出，从今年3月上海控烟新政落地后至7月底，总共形成了12000多张投诉工单，办结率达到99.9%，回访满意率达到66%。“3月来电投诉量最高达到6000多个，随后逐渐递减，7月来电投诉已经不到2000个。”

从当前京沪深三地的控烟执法成效来看，医疗、教育行业控烟政策落实的相对较好，而餐饮、文化娱乐场所、公共交通等候区等区域成为违规吸烟较为普遍的区域。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党委书记王本进表示，从大数据来看，行业管理相对规范的场所，其控烟工作也做的相对较好。“拿北京来说，旅游行业管理相对规范，一些宾馆饭店的违规吸烟情况也发现得相对较少。”

“控烟工作有其特殊性，要消除尼古丁依赖本身就是一项长期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控烟执法仍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加强各地各部门交流、集思广益。”诸晓鸣说。

加强社会管理成为三地有效控烟经验

此次会议中，三地专家共同指出，随着控烟新政的出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工作量较以往有明显增强，在政府执法力量不足的前提下，还需要重点加强社会管理模式。

以深圳市为例，2017年限制吸烟场所过渡期届满后，深圳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将全面禁烟。为了加强社会管理，目前，深圳市控烟办已经分别联合公安、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五轮控烟督查“车轮战”，全市已经招募了1万多名控烟志愿者，还成立了14支中小学生控烟志愿者监督分队，举办了20多期控烟监督员培训，经培训合格颁发实名控烟监督员证书的有3500多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执法力量的不足。而上海一些区县，如静安区也通过招募培训社区志愿者、控烟儿童团来加强社会管理模式。

北京在控烟执法的发现机制方面则提供了“互联网”思维，即通过手机微信投诉举报。

对于这一模式，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在研讨会上透露，北京从去年9月开始依靠“互联网+志愿者”控烟模式，利用手机微信的“控烟监督举报实时监管一张图”平台，对违法吸烟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无烟北京）或者微信的城市服务，就可以看到投诉实时一张图板块，市民可以随手用手机拍下违法吸烟行为并通过微信上传到两大举报平台。随即，通过‘控烟一张图’进行显示，接到投诉并被处理后，图中相应的地点将显示不同颜色的警灯。被投诉3次以下的显示为蓝色警灯，3至5次为橙色警灯，5次以上则为红色警灯。”

“‘社会共治’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控烟手段。”张建枢坦言，通过“控烟一张图”可以及时直观了解到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控烟情况，“对于投诉举报，一般先由控烟志愿者先行劝阻、宣传告知，复查整改效果好，控烟志愿者可上报系统进行灭灯处理，而对不听从劝阻或者整改不力的单位，可以上报卫生监督执法部门进行处理。一旦有5次以上连续被举报的单位，市区卫生监督部门将对违法单位开展集中约谈。”

截至目前，“控烟一张图”运行一年以来已接到1万多次投诉，其中61%得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