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平︱书法家有多俗？

近来作家贾平凹的字，被某位教授着实奚落了一番。文人好骂，自古而然，何以爱骂写字这档事呢？有底气之故也。中国传统向来重道、轻文、贱艺，圣人有底气骂哲人，哲人瞧不起学人，学人想骂文人，文人别无可骂，只能骂骂艺人。文人本“无足观”，连太史公都承认自己乃为人所“戏弄”者，那么书法家当然是自郐以下无讥焉。然而告别传统社会，走过二十世纪，文人的这点傲慢资本早已荡然，所以时下书法家大抵只满足于做做艺人，不复憧憬“文人馀事”“游戏翰墨”了。

贾平凹受的奚落还算客气，远远不及陈独秀对沈尹默的当头棒喝：“其俗在骨。”据说沈幡然醒悟，从此“痛改前非”，深怀感荷，骂架转为佳话。但事实却非如此，三十年后重逢四川，陈再睹沈字，仍不满意，致信沈弟子台静农道：“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看来深入骨髓之俗，实在难以根除，有时不免要带进棺椁了。

书法家被骂“俗”，似乎是有些源远流长的。明代张弼擅草书，号“颠张复出”，“怪伟跌宕，震撼一世”。当时有位学者定山先生庄昶，号活水翁，就骂张弼的字“好到极处，俗到极处”。后来有人追问庄昶，怎样才算好字，答曰：“写到好处，变到拙处。”晚清刘熙载将此语倒过来又说了一遍：“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对于已故书家，隔空骂战更是毫无顾忌。清代傅山骂元代赵孟頫“驹王无骨”，南宋朱熹骂北宋苏、黄把字“胡乱写坏了”，北宋米芾骂唐代颜、柳为“俗品”，柳公权甚而被封为“丑怪恶札之祖”。米芾晚年被宋徽宗召到宫里写屏风，写完把笔一扔，狂妄而谄媚地说：“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骂书圣王羲之的，米芾之前还有韩愈，他说“羲之俗书趁姿媚”。

相较而言，古代文坛、诗坛虽也常有批评谩骂，但似乎不如书坛这么直截痛快，一个“俗”字可以骂倒一切。何以故？因为重道、轻文、贱艺。书法居事业文章之末，古人一上手就是俗，需要不懈努力，精通笔法，贯注精神人格，才能使字变得不俗。

被人骂“俗”也未尝不是好事，“宋四家”中至少有两位是被骂出来的。元祐初年，山谷与东坡同游宝梵寺，兴来作草，东坡称赏，忽一人从旁骂道：“鲁直之字近于俗！”此人便是请东坡吃“三白饭”的钱勰，字穆父。山谷被骂后，不复为人作草，直至晚年谪居涪陵，见藏真《自叙》真迹，始恍然开悟，然恨“穆父死已久矣”。苏门秦观也被钱穆父骂过俗，既而改弦易张，但后来写的字“人多不好”。钱勰骂米芾的话则是“刻画太甚”，米芾从此自出机杼，董其昌赞他“拆肉还母，拆骨还父”。

书法家的“俗”确乎由来已久，于今为烈。当下之“俗”主要有这么几重：

其一：江湖之俗。不临经典，不知笔法，乃至不通文字，无知者无畏。书法内容多是古诗文，落款更须文言，所以文化水平一有欠缺就立马露馅，不打折扣。不除这根俗骨，本不配称“家”。但如今情形是，书法圈，大江湖，门槛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三教九流，熙熙攘攘。有人看不过去，政客、商人骂不得，最后只能骂骂文人。反观当今文人也确实不争气，笔法不通，一写就是江湖体，如欧阳修骂北宋士大夫“往往仅能执笔”而已，还常以“文人字”自居，又遑论他人？

其二：庙堂之俗。习书多年，技法精到，臻乎完美。有的还是书法博士、书法博导或书协主席，执掌书坛大小庙堂，香火兴旺。但过于注重形式，写字如排兵布将，深谋远虑，在在充满机心。如黄庭坚所说“步骤太露，精神不及”，“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技术终究是有限的，套用傅山的话：“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刻意求好，缺少蕴藉，遮蔽性情，没有学问识见、襟怀人格的贯注。

其三：灵台之俗。由生到熟，复由熟求生，欲彰自身面目，变法创新，故意示异于人。刘熙载所谓：“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于是，怪书、丑书、吼书你方唱罢我登场。实则欲除笔墨之俗，首需除灵台之俗。灵台有求名争胜之念，腕下则机心蠢蠢焉。石涛号为不俗，然放言：“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要“混沌里放出光明”。人非上帝，不能说有光就有光。光，绝非书法本身，而是笔墨背后全幅人格的闪耀。古人谓不俗是“临大节而不可夺”，不是笔墨形态上的特立独行。

徐复观说：“真正的艺术，乃超越于异同之上。”超于异同，并非“也无风雨也无晴”，而是一切“阳舒阴惨”皆“本乎天地之心”。第三重俗，甚难去除，乃最后一关，上不去终落第二乘，翻上去就是通天大道。其境界难以言说，黄庭坚晚年有一段体验差近之，迻录于下：

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而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