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青年对话录｜德国社民党成员谈2017年大选和难民问题

本周末，德国将进行联邦议会的大选，但对于很多德国选民来说，这届大选并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戏剧性，结果无论是现任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所在的Union继续执政，还是舒尔茨领导的SPD接棒，都不会太令人喜出望外或者大跌眼镜，因为政治光谱中最中间、最大的两个党，中左的SPD和中右的Union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

作为德国第二大党，中左政党SPD，曾经是底层劳工阶级推选并最为信赖的政党。但是，SPD在过去十多年支持率一直低靡，并被指责背离“社会公平”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10议程”的提出。2003年，时任德国总理、SPD党领导人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出台了社会福利改革政策——“2010议程”（Agenda 2010）。该政策是一个综合性改革计划，包括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多种社会福利政策。虽然这项政策在国际上因其对德国经济的巨大刺激作用而备受推崇，尤其是国内学者认为这是施罗德政府的一项壮举；但在德国本土，“2010议程”却一直因为它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对待失业人员的补助政策等，被一致诟病，导致SPD内部分裂，被迫提前大选，失掉了执政地位。此后的十多年，SPD在支持率上一直走低，比它更“左”的许多党派则百花齐放，比如“左翼党”、“绿党”等。

然而，今年SPD推出的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可以算是一个一闪而过的黑马。从未在德国本土政坛活跃、此前担任欧洲议会会长的舒尔茨，一开场就表示要修改“2010议程”，实现更多的社会公平，于是舒尔茨一度被很多人视为拯救德国政治的救星。根据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民调，舒尔茨所在的SPD今年二月份的支持率首次超过默克尔所在的Union，一度高达50%。现在，随着新鲜的亢奋感过去，加上SPD这期间并没有详尽的选举纲领，人们对舒尔茨的热情也冷却到了一个相对冷静的状态，对他和默克尔的支持率分别为21％和36%。9月3号，默克尔和舒尔茨进行了电视对话（TV-Duell）。电视对话的初衷是通过针锋相对的对谈彰显出两党的区别，给还在举棋不定的选民一些参考，结果二人的对话一片和谐，也确证了两党在难民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上的政策的一致性。

当中左的SPD变的更“右”、更加对改善社会公平问题谨小慎微，当中右的Union变得更“左”、把“社会公平”这样的非传统右派议题提上议程，说明追求更多社会福利、社会公平已经不只是左翼党派的专属理念，而是左右“不得不”面对的共识。这个“不得不”正是德国公民对议会政治（parlamentarische Politik）参与、推动，那么，眼下获得了超半数支持率的两党之间的对社会福利、公平的共识是否足够定义“社会公平”这件事的面貌？德国民众是否可以从此一劳永逸地享受标准的“社会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德国大选的选票上还有40多个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政党呢。选票有多长，人和人就有多不同，每个人对“社会公平”也有不尽相同的阐释。哪怕是在德国这样非常成熟的民主和选举文化下，“社会公平”也不能被任何一个特定状态所定义，而只能一种累积。这也是为什么毫无戏剧性的德国大选仍然值得关注的原因——它展现了在德国社会人们如何通过政治争辩表达自身诉求和争取更多的社会公平。

德国青年莫里斯·鲁道夫（Moritz Rudolf）是莱比锡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同时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成员，定期为亲SPD的理论杂志撰文，还曾在SPD资助下出版理论散文集。澎湃新闻采访了鲁道夫，请他谈谈对德国的选举文化和难民政策的看法。以下为访谈全文。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参与的SPD活动、担任的职务？

鲁道夫：我曾经在SPD的青年组织Jusos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领导SPD青年成员的工作小组，策划演讲、讲座，还为Jusos自己办的理论杂志撰文。现在，我已经不在带领Jusos的活动了，但还会参加SPD的党员见面会，定期给一本亲SPD的理论杂志写理论性文章。

澎湃新闻：德国的很多左翼人士都对现在的SPD倍感失望，认为SPD越来越背离“社会公平”这个初衷。舒尔茨和默克尔的电视对谈也恰恰证实了，SPD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已经与Union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实质区别了，比如在难民问题、国内社会福利、欧盟关系等等。这种情况下，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政治光谱中更“左”的德国“左翼党”Die Linke，你为什么选择继续留在SPD？

鲁道夫：SPD与Union的政治意见分歧仍然存在，只不过出于选战策略，这些分歧往往在公共讲话中故意被缩小。但不得不承认，SPD以前确实与Union有着更大的差别。如果政党政治的面貌能够分别地、真实地反映社会上种种利益冲突和问题，那么一种民主的“争议文化”（Streitkultur）在我看来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所谓的冲突，而是认为，在种种利益冲突无法相容的时代，和谐是一种谎言。当整个社会在经济的、身份认同的等等所有问题中产生撕裂，我们就需要一种更尖锐的“争议文化”，这种“争议文化”应当在议会政治的制度下被囊括、被展开，以便撕裂社会的问题本身不会向边缘排挤，反过来冲击我们所要保护的价值。

我觉得，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最迟到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德国会重新出现尖锐的政治对立的。而到了那个时候，SPD将会是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对抗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也是最棘手和迫切的，对抗右翼势力。这也是我留在SPD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闻：2017年初，舒尔茨当时还被视为打破固定化的德国选举文化的救星，其支持率一度飙升至50%。虽然这半年来，SPD的选举纲领中提出了一些需要改善的具体问题，比如增加幼儿护理位置、取消高速公路收费等，但现在，根据德国电视二台的最新民调，只有21%左右的选民希望舒尔茨当选总理，而默克尔的支持率在36%。在二人的电视对话之后，很多人认为舒尔茨缺乏对现实问题的了解，认为默克尔比较了解现实问题的有41%，而支持舒尔茨的只有18%。对舒尔茨的支持状态，从年初的狂喜到现在的冷静，这期间的变化是因为什么？

鲁道夫：舒尔茨的支持率在这半年一直是这样有升有降的。的确，在一开始出现了一种对“舒尔茨现象”的热情高涨，现在人们已经回归到冷静了，这个转变是很正常的，这恰恰说明，德国选民对默克尔所在的Union执政的疲倦，需要一个新的政治迹象。它像闪电一样炸开，但并没有很快消失，现在还在。

澎湃新闻：法国作家埃里本（Didier Eribon）在畅销的自传体小说中提出问题，为什么当代的工人阶级不选左翼党派，而选“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同样地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德国很多传统SPD或者左翼党的选民，如今选择“德国选择党”（AfD）？

鲁道夫：几乎所有政党都流失了选票到AfD，不只有SPD，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要弱化“工人阶级不选左翼党派”这件事的危险性。确实，像AfD这样右翼民粹政党的膨胀是这个时代的危险。

现在的AfD把自己表现得越来越“新自由主义了”，这当然与它成立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历史背景有关。当它把这背后的经济模式忽略掉，转而向那些自我感到在社会中受排挤的人群敞开，它就获得了非常多的选票支持，右翼民粹就在传统的社会福利和公平为主要呼声的选区野蛮生长：在奥地利，“自由党”（FPÖ）成了大多数地区势力最强大的工人党派；在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在传统的工人社区尤其强大；在美国，中西部的传统老工业区“铁锈地带”（Rust Belt）几十年来首次放弃了“美国民主党”而选择了特朗普。

瓦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三十年代就曾说过，每一次纳粹运动背后，根本上都有一个失败的社会革命。当社会的、经济的转变带来错综复杂的问题，首先总是左翼党派的政治敏感性，让他们把这些问题以政治的形态加以思考，并放到党派政策中来具体考察，这其中就包括自上而下的社会福利的重新分配。当这个改革的政策失败了，右翼政治力量才开始上台。

澎湃新闻：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在舒尔茨和默克尔电视对谈中，他们用了开始的一个小时谈了难民政策。SPD与Union这两个支持率加在一起超过半数的大党，在难民政策上非常一致，但大家又都对这个难民政策不满意，比如在社会融合、在警察权力、在难民遣返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

在社会融合方面，以150万人口的慕尼黑为例，在慕尼黑生活着10000难民，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当你走在大街上，去商店买东西等，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根本看不见他们的存在，可能因为他们多数被安排在安置点，所以很多左翼党派，比如“左翼党”主张分散安置，以便于难民融入德国的日常生活，SPD在这方面的政策相对而言不会太保守吗？

鲁道夫：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慕尼黑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德国现在对难民的安置仍然以城市边缘的、大型安置点为主，难民申请者在里面有规定的外出时间，生活用品采购、文化活动都由专门的大巴车接送，很多人仍然在无所事事中等待一个工作机会。这些确实需要改变。但现在说难民融合失败还为时尚早。

澎湃新闻：但另一方面，如果德国的难民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显现，也许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社会治安问题。在公共治安管理和警察权力上，左翼政党基本上都主张限制警察权力，反对公共场所安检和安装摄像头。这背后的理论逻辑是对国家权力介入个人、私人领域的高度警惕，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本身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小资本主义”的事吗？在公共治安受到更多挑战的时候，仍然死守着公民不可被侵犯的私人领域的界限，并不会对解决难民融合问题带来任何益处。

鲁道夫：我完全不认同难民带来更多公共安全挑战这个观点。一直以来，人们都从这个感官上认定的事实出发，这并不是事实层面。自德国大规模接受难民以来，德国整体的犯罪率并没有显著变化。我也不认为，划分公用领域和私人领域是“小资本主义”，维护私人领域不受侵犯是市民革命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之一，是作为公民的各个群体，包括所谓中产阶级，还有和我一样的社会主义者，都会维护的价值。它保护着公民不受国家权力的过多干预。我认为，相比于维护私人领域，“偷窥”（Voyeurismus）私人领域才是小市民的。

澎湃新闻：对于难民的遣返，左翼政党一般都非常抵制现在进行的遣返政策，比如，今天6月因为反对遣返在德国上学的阿富汗学生，左翼人士曾与警察发生冲突。为什么如此抵制遣返？

鲁道夫：反对现行难民遣返政策的人，反对的是不加区别的、以国别划分的遣返原则。谁该被遣返，谁可以留下，并不应该由国籍身份决定，而是应该依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甄别。也并不是所有的左翼政党都反对遣返，比如“左翼党”的党主席瓦根内西特（Sahra Wagenknecht）去年就公开支持遣返难民，她的声明使她在党内受到很大的反对，因为以“左翼党”的立场来看，肯定是应该反对遣返的。SPD和“绿党”是坚定地反对遣返战争地区的难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