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观·德国｜失业率降低背后的隐忧：左翼党能抓住选民的心吗

【编者按】

2017年9月24日，德国将迎来第19届联邦议院选举。分布在299个选区内的6150万选民将在42个政党及其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最后组成至少598人的联邦议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及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同观·德国”专栏，密切关注这场欧盟第一大国的选举，多方面观察、分析、判断德国未来几年的内政外交走势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本文是“同观·德国”的第五篇，德国失业率连年降低，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左翼党为此开出的激进药方看似不切实际，可谁又知道大选后的执政党是不是还这么想。

本次德国大选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无论在德国传统政治光谱中居于中右的执政党联盟党，还是中左的社民党，以及在野的绿党和左翼党等都将社会政策和贫富差距问题作为了本党选战的重点之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本党在该领域的政策进行宣传。贫富差距问题成为了德国社会关注的重点。

失业率降低，贫富差距却在拉大

在国际上，德国被视作是一个拥有国际顶级社保体系和社会福利的国家。这也成为了难民危机爆发后，大量难民都将德国看做是首要目的国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完整社会保险体系的国家，德国的社保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在21世纪以来进行了巨大的调整。

21世纪初，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推行了德国社会福利体制变革。按照这项被统称为“哈茨改革”的法案，很多合同时间短、报酬低下且得不到正式职工的工资和工时待遇的迷你工作（Minijob）、定期合同(Befristete Arbeitsverhältnisse)和劳动派遣工作(Leiharbeit)等逐渐在德国社会上多了起来。而签订了这些合同的劳动者，不仅要频繁更换工作，且收入一般比签订了正式合同的人要低很多。在今天的德国，两份新签订的工作合同中，就有一份是定期工作合同。这些年以来，很多德国人都为获得一份正式的长期工作合同而努力。

近年来，德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年年降低的同时，国内社会的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德国存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2015年，劳动派遣工作者的工资未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60%，从而沦为了贫困人群。目前德国有129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据统计，在2017年，月纯收入不超过917欧元的单身者都属于这一人群。据联邦经济部的最新统计，位于德国收入高层的那60%的人，每小时纯收入增长了10%，而底层的40%，每小时纯收入却下降了7%；1991到2014年间，德国最富阶层的平均可支配的收入提高了17%，而最穷阶层的收入则仅仅增长了3%。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德国国内的中间阶层人数在减少，从1991年的63%降到了2014年的56%。

收入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导致了社会不公的加剧。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统计，全德的富人要比穷人平均多活10年。穷人不仅营养不足、缺乏运动，同时还常常有沉迷烟酒的不良生活习惯。此外，德国的贫富差距还存在年龄、性别和区域的不同特征。以区域为例，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西部，东部地区2014年贫困率（即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比例）是19.2%，西部则为14.5%。同时，由于退休金不断缩水，目前有270万德国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收入不到德国平均退休金的60%）。这一切都引起了德国公众的疑问，德国究竟还是不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正因如此，据一项研究显示，约40%的德国人认为社会福利和公平问题应该成为本次选战的主题。

主打社会福利和公平牌的左翼党

在此次选战期间，德国各大政党的竞选纲领都对工作、福利和社保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而在具体的竞选纲领中，各个党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表态区别甚大。

作为德国第一大党的联盟党认为，创造了成千上万工作岗位的德国就业市场的灵活性非常重要。因此，定期工作合同不能被正式工作合同代替。非但如此，联盟党还在竞选纲领里指出，政府准备推广临时兼职工作。联盟党认为，德国养老金和工资正在显著提升，“德国在这个问题上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很可能在本次选举后进入内阁的自民党更是直接指出，要增强企业的自由空间，消除包括最低工资法案（2015年1月生效）等官僚制度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在此次选战中，竞选纲领里将解决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问题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党，是德国左翼党。左翼党目前是德国联邦议院最大的反对党，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之一。左翼党将减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作为了其竞选的基本纲领。

在其竞选纲领中，该党要求将每小时最低工资从8.84欧提升到12欧元，并使这一制度在国家的管控下覆盖到社会各领域。其次是取消定期合同制度和劳动派遣制度，劳动派遣者应该享有和其他同事一样的工资待遇。此外，左翼党还提出了提高退休老年人待遇的呼吁。该党认为，要迅速解决老年人的贫困问题，需要每月为他们增加退休金126欧元（税后），其每个月最低的退休金应该达到1050欧元（税后），“没人应该在退休后依靠捡废旧瓶子为生”。最后，左翼党还提出对企业高管的工资进行限制，不能使其超过该企业最低工资者的20倍以上。同时，在德国，任何人的收入不应该高于社会最低收入者的40倍以上。

从历史来看，过分注重社会福利和公平，往往会影响经济效率和劳动积极性。这也是施罗德进行“哈茨改革”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时代，德国面临着来自全世界的激烈竞争。任何过度地压抑经济效率而追求公平的措施，都可能会影响到德国的全球竞争力。因此，左翼党的很多呼吁很难立即得到政经两界的支持。而左翼党甚至要求彻底取消“哈茨法案”，因为该法案“以法律的方式带来了贫困”。这种激进的政策并不符合德国政治生态中追求稳定的传统。

与激进的左翼党不同，如果我们来读一下作为传统工人政党的社民党竞选纲领中的有关部分，就会发现该党要温和许多。尽管社民党竞选纲领以“是时候争取更多的公正了”为题，并指出要建设一个更大的“社会国家”，但其具体内容显然比左翼党的标准要低了很多。例如，在退休金问题上，社民党只要求退休金不得低于在职时平均净收入的48%（与联盟党的主张相同），而左翼党提出了的标准则为53%的。此外，社民党尽管也提出要提升劳动派遣者的薪酬，但却没有像左翼党那样，要求取消这种合同制度。而至于提高最低工资问题，社民党的竞选纲领则基本没有涉及。

就目前的选情来看，若不出现突发重大事件，此次德国大选中的总理一职的归属似乎不再有疑问。问题在于，包括默克尔和她的联盟党在内的各个党派到底能在议会中获得多少席位。这直接影响到新政府的组成。而新政府的组成，将对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影响。尽管左翼党的激进改革纲领短期内很难得到实践，但作为德国政治的重要传统之一，各大政党往往会根据时代和选情的变化而逐渐调整自身的纲领。这正是联盟党起初坚决反对最低工资方案，而在上次选举结束后却选择支持实施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